樓繼偉:應對資本市場龐氏化、散戶化,擴大開放重在引入成熟市場規則

“雖然我國資本市場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明顯的進步,但也較大程度存在一級市場‘龐氏’化、二級市場散戶化、會計估值操縱化等一系列問題。”11月2日,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在2019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年會上表示。

樓繼偉稱,擴大資本市場開放,主要不是引導多少外部資金進入中國市場,而是引入成熟市場的規則,包括監管規則、行為規則和理念,助推資本市場從散戶投機為主向機構價值投資為主轉變,從市場充斥價格欺詐行為向在公平競爭中實現價格發現的方式轉變。

不過,對外開放在帶來資本市場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風險和挑戰。樓繼偉表示,在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如何把握開放節奏、防控金融風險都是需要思考的重大問題。

監管、機構和市場開放相結合

樓繼偉稱,一級市場存在大量的龐氏融資、龐氏投資現象。在成熟私募市場中,一個普通合夥人(GP)根據自身優勢和特長在同類行業(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或者同一階段(天使、風投或併購等)只分期管理一隻基金。境內則突出表現在一個GP管理了相同類型的多隻私募股權基金,很可能在各個基金間將項目進行倒手,操縱業績,並通過不斷新發基金承接老基金中質量較差項目,從而用龐氏投資支撐龐氏融資。

對於二級市場機構投資者散戶化問題,樓繼偉表示,成熟市場中,以機構投資者為主,投資者大都委託機構,散戶很少。機構投資人主要通過配置獲取收益。在組合管理中,基金經理以指數增強的方式來穩定戰勝市場,降低基準成份股中質量較差股票的權重,提高質量較好股票權重,並在成份股調整時紀律性跟隨基準變化。成熟市場整體換手率低,價格發現較好,投機行為較少,由於市場有效,基金經理能夠貢獻的超額收益水平也較低。

而境內市場仍處於發展階段,存在一定擇時和擇股的機會。但股票型基金賬戶持倉率過低,普遍在60%左右,遠遠偏離指定基準的Beta,也偏離配置要求。此外,賬戶的交易換手率高,基金經理過分相信擇時和擇股貢獻收益的能力。

此外,按會計準則,金融資產可以分為交易類、可供出售類和持有到期類,並可以按照公允價值計價或攤餘成本計價,大額持股還可以選擇成本法或權益法來核算。“但會計準則適用性的邊界不夠明確,自由裁量的幅度較大。各類資金池的底層資產混亂,層層嵌套,不斷加槓桿,並利用準則適用邊界不清晰,以更加有利的方式進行會計核算,操縱收益,掩蓋風險。”樓繼偉表示。

樓繼偉稱,在投資領域應當都採取盯市制度(Mark to Market),以公允價值計量。這樣才能夠客觀、紀律性地反映投資的真實情況,有效監控投資風險,防止“龐氏騙局”的出現。這種記賬方式的改變不能一步到位,要防止在去槓桿過程中導致泡沫全面破裂,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資管新規設置過渡期是必要的,給金融機構更充足的整改和轉型時間,打破剛兌、禁止資金池、抑制通道,嚴控風險。在過渡期結束後,各項投資都應按照國際標準,參照全球投資表現標準(GIPS),進行業績核算。

樓繼偉表示,應加大開放力度,吸引更多境外成熟投資者進入境內市場,一方面可以吸引一部分資金進入境內市場,另一方面有利於引導一二級市場的投資理念和風格與國際市場接軌,提高境內投資者風險意識,推動市場逐步走向成熟、行業健康長期發展。通過監管、機構和市場開放相結合,可以改變資本市場投資文化,完善價格發現功能,引導資本向效率更高、前景更好的企業聚集,提升企業直接融資比例,降低企業負債率,進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資本項下審慎放開

當前,我國資本市場有待完善。資本市場擴大開放需把握開放節奏、防控金融風險。

樓繼偉稱,首先,監管規則要穩定、透明。如此才能使得市場參與者的信心得到提升,持續參與市場投資。引入境外成熟機構投資人,首先需要在監管方式、規則和流程這些基礎性工程方面進行重點建設和提升,才能實現“築巢引鳳”,最終推動整個資本市場的成長和成熟。

其次,轉變監管思路,引入做空機制。可以適當擴大做空機制,形成一個對財務造假公司市場化的懲罰制度,從而使得市場更有效地發揮價格發現機制,讓好股票能被區分出來,也為投資人對沖下跌風險提供工具。目前,市場的多空策略實際上是個股做多,用做空股指對沖。建議適時推出真正的多空投資策略,針對個股做空,可採用行業個股做多的對沖機制工具,完善市場出清機制。

再次,資本項下審慎放開。資本項目開放對國家經濟金融發展是一把“雙刃劍”,要堅持積極、穩妥、有序開放,而不能盲目開放。尤其需要釐清的是,資本市場開放不等於資本項目開放。中國在資本項目開放問題上必須持謹慎態度,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分階段、有步驟地培育資本市場工具、擴大外國金融機構的參與、放鬆資本賬戶交易管制。可以先從國債市場開始,然後在逐步推廣至股票市場,但一定要形成閉環,防止套匯。同時,還要加強反洗錢制度建設,防止跨境資本流動的便利成為新的洗錢工具。

“總的來說,擴大開放有助於優化資本市場投資者結構,有助於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有利於引導資本市場投資風格的改變。在反全球化抬頭背景下,中國要以更大力度的開放促改革,推動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樓繼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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