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东西方思想在此分道扬镳

文|笑春风

回望东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我们多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西方思想中,人的作用一直处于一种被埋没的状态,直到15、16世纪以后,随着新教改革的发展,才迅速出现了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回潮(相比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人的作用被重新发现与确定,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兴起,也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中的主色调。

与此相较,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就要浓郁许多了。早在商周鼎革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就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震动,这次震动中,商代残酷的人殉传统被废除,在分配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当时的周人引入了血缘系统这样一种标准,并辅助以一整套礼乐文化,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宗法制度。不过,此时的西方,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发展也很活跃,而罗马此时虽然仍然是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但其直接民主也是搞得有声有色,人在政治活动中频繁的出现,反作用于文化,使得东西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思想方面极高的相似性。

可是,这样一种思想走向,很快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武帝之前的历史时期中,发现了一种静悄悄的变革。我们都知道,经历了秦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建构尝试后,新兴的西汉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文化,仅在刑罚等方面稍作损益,由此来看,秦朝的法家治国理念,也在西汉内部开始复活。

但是,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多少又败坏了法家的名声,而且再大张旗鼓的鼓吹法家,怎么说都与新王朝的气象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一种新的治国理念,黄老之学被抬了出来。

所谓黄老之学,不仅仅是后世人所理解的道家清静无为哲学,而是糅合了大一统、刑名之学与道德说教的大杂烩。其中还需要多解释一点的是,所谓原始道家,是否认道德等标准存在的,崇尚自然,他们把世界万物的本原,解释为是道的作用,可问题来了,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与当时西方的犹太教等类似,秦汉时期的思想家将道归为是天的作用。天客观存在,又难以捉摸,正是天生道,道生万物的最佳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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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得,天在这里,实际上取得了一种主导的地位,比如敬天保民,肉食者之所以要行仁政,在统治上顾忌被统治者的感受,就是因为对天的敬畏,不过,此时因周去汉远矣,这种理论虽然与黄老之学中的道家有一定契合,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人本主义的传统还没有完全苏醒。

不过,转折点很快出现了,那就是儒家的再登场。儒家在秦代曾经历了沉重的打击,不过俗话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焚书坑儒毁掉了不少藏于民间的儒家经典,却保存了农业技术与占卜的书籍,为了保存一代代传下来的儒家思想精华,他们决定将其假托于占卜术数的书籍之中,借助其理论来做掩饰,而二者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完成了高度的融合,并在西汉初期兴起。

此时的儒家思想,与黄老之学一样,都是一锅粥,汉代的儒家尊孔子,重血缘系统基础上的宗法伦理,也重大一统,讲阴阳五行。受制于当时黄老之学的主导影响,西汉儒家也开始积极地汲取黄老之学中的思想成分,而黄老之学对道的宣扬,也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最感兴趣的人,是汉儒董仲舒,董仲舒懂得大一统与阴阳五行,也重宗法伦理,但是,他认为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他必须提出比黄老之学更有说服力与新意的学说,来引起当时西汉政府的重视。他决定从对道的阐释上来寻找突破口。

从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东西方思想在此分道扬镳

董仲舒等一批儒生认为,世间凡人对天敬畏无可厚非,但道横插在中间,显然影响了他们这样一种理解的深化。换句话说,尘世中的人,为什么不能直接和天对话呢?这便是董仲舒理论中一大重要内容“天人感应”的滥觞。

董的天人感应,将天对于人命运的主宰发挥到了极致,君主的权威来源于上天的赋予,而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道,假如君主施政暴虐,导致自然灾害或是底层反抗发生,那就是天对他的惩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二者实现了直接对接,而对道的解释权,也就落到了董仲舒等儒生手中,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等的解释又得跟着西汉王朝来动,所以道的解释权,应该为君主与士大夫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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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汉武帝)

于是,元光元年,董仲舒带着他精心设计的理论体系,赶赴长安,为汉武帝等进行讲解,并成功得到了武帝的认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当然了,之前的黄老之学中清静无为的成分,虽然因武帝的穷兵黩武和享乐而淡去,可其刑名之学、阴阳五行和大一统的成分却被董仲舒的新儒家所继承并加以整合。因此,从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这个过程不是思想上的断裂,而具有一定延续性,而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道从一个夹在人与天之间虚无缥缈的物体,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赋予不同解释的文化理念。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曾有限制武帝欲望的意思,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精心设计的理论,已经把这一理论的解释权,交到了武帝本人手中。武帝大半生穷兵黩武,求仙问道,消耗民力不可胜计,搞到最后,一纸罪己诏就将之前犯的错误一笔勾销。天人感应在这里,似乎并没有起到让武帝“向善”的作用。不过,也应看到,天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影响的弱化,正与董仲舒之前将天与人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建构,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从黄老之学到独尊儒术,东西方思想在此分道扬镳

从此,中国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中的人的作用逐渐凌驾于天之上,而此时的西方,基督教活跃,直到让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受洗,使其正式将天,也就是上帝主动抬到了君权之上,神权在西欧中世纪长期压倒王权,正由此开始。因此,东西方思想发展方向上的分道扬镳,也是对天定位的变化,而促成这样一种变化的,有董仲舒其人,还有汉武帝自己。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春秋繁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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