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故事的主角是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京東方）。京東方的故事講述了一箇中國企業在全球高技術工業中的史詩般的崛起。通過講述這個真實的故事——真實的團隊在真實的世界裡創造出來的真實業績，來幫助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2003年年初之時，當京東方還是一個處於邊緣地位的企業時，她以自己的決策進入了TFT—LCD（或稱液晶面板）工業。那是在平板顯示器全面替代傳統CRT顯像管的前夜——僅僅幾年後，這個技術替代像一場風暴一樣席捲中國彩色電視機市場，中國一個個曾經赫赫有名的企業紛紛轟然倒地，中國花了20年時間發展起來的彩色顯像管工業被一掃而空，而龐大的中國彩電工業也“突然”回到必須依靠進口顯示器才能生產的地步。
當大多數企業採用在中國已經流行了20多年的引進生產線方式，京東方卻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她跨國收購了韓國現代集團的液晶顯示器業務，然後利用收購來的技術資源在國內自主建設一條5代線。換句話說，
在最早進入這個工業的中國企業中，京東方是唯一選擇自主建線的。自金融危機之後的2009年始，京東方“逆勢”發動了大規模的擴張。2009年4月京東方6代線也是當時中國第一條高世代線在合肥開工，隨後北京的8.5代線、合肥的8.5代線、重慶的8.5代線紛紛上馬。繼北京5代線後，京東方在2008-2014年間投資1400億元，連續建成了6條生產線。在2014年12月到2015年4月的短短几個月時間，又宣佈要建設成都6代線、福州8.5代線和合肥10.5代線。以固定資產投資額為衡量標準，京東方從2008年開始的擴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由單個企業發動的最大規模的工業擴張。
以京東方為主力的中國半導體顯示工業的崛起，是中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或“戰略性新興產業”過程中一個突出的成功。這個成功立刻影響了從電視、電腦到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以及其他新興的產品領域，支持了中國電子產品在全球市場份額上的擴大。
本故事就是
講述京東方這場海嘯般的崛起，它的過程、原因和動力。故事圍繞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京東方會在缺乏必要條件（如資金、技術和政府支持）的時候選擇進入一個風險巨大的高技術工業？為什麼京東方敢於並能夠發動如此大規模和兇猛的擴張？京東方的力量源泉是如何在歷史傳承、裂變和新的創造之間的結合中生成的？
創建中國電子工業的第一重鎮：走向輝煌
京東方的前身是始建於1953年的北京電子管廠（即原電子工業部所屬的774廠），她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由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雖然那個被稱作“774廠”的老國企已經留在久遠的歷史中，但京東方不僅繼承了她的物質資產，而且還繼承了她的“組織基因”。今天，京東方從產品到工業設施的物質面貌已經與北京電子管廠完全不同，但從她的思維方式、戰略傾向和組織行為等方面，到處都能看出那個“紅旗工廠”的影子。如果從成立籌備組算起，北京電子管廠作為一個製造企業存在了40年，她的歷史折射出中國工業發展從1950年代工業化直到1980年代改革的滄桑。
在“一五”初期，中國的工業基礎極為薄弱，幾乎沒有重工業。但同時，新中國開國一代領導人又對工業化有著不同尋常的痴迷。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到了“一五”末期，中國已經生產出來載重汽車、噴氣式飛機、大型機床、拖拉機等，後來被稱為“兩彈一星”的高技術研發項目也都紛紛上馬…….那是中國工業的英雄年代，而北京電子管廠就出生在那個年代。
1951年中央軍委參謀部通訊部部長兼電信工業局局長向周總理寫報告，建議中國建設無線電元件廠和電子管廠。同年10月，周總理批准項目籌建，12月蘇聯部長會議批准援建這個項目，並簽訂了專家來華合同。在“一五”期間，全國電子工業總投資額為5.5億元，其中北京電子管廠獲得1.0282億元投資，約佔整個中國電子工業總投資的五分之一。1954年6月，北京電子管廠在當時還是一片農田的酒仙橋地區破土動工，到1956年7月建成。1956年10月15日，北京電子管廠舉行開工典禮，出席的領導人包括：李富春、聶榮臻（元帥）、陳賡（大將）、譚政（大將）、肖華（上將）、張勁夫、萬里、蔣南翔、鄧拓等。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樣的工廠從一開建就必須自己克服許許多多的困難，無比需要人的創造性：即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北京電子管廠的第一任廠長周鳳鳴（1920-1980），作為那一代的共產黨老幹部，雖然沒有技術背景，也沒有工業經驗，但懂得怎樣把人組織起來去實現特定的目標，而且富於戰略性思維。
由於建設者們的激情，從破土動工到開工典禮只用了2年又4個月，一個設計能力年產1220萬隻電子管、建築面積13.46平方米並安裝了3685臺設備的工廠就建成了，項目總評為優。這個速度被蘇聯專家形容為“駭人聽聞，世界無例”。
周鳳鳴是一位富於遠見的廠長。他在1957年就預見到半導體技術的前景，毫不猶豫地依靠總工程師開始了鍺晶體管的研製，1958年上半年，果斷決策，以設計科為中心、以試製車間為基礎，成立了產品設計所，下設包括陶瓷管、彩色顯像管在內的5個設計小組，同時還成立了專用設備設計製造所，為新產品研製和生產去開發設備。建設這兩個所的行動，幾乎可以說是開新中國工業企業內設R&D（研發）機構之先河，直到今天都沒有在中國工業中普及。
1960年，北京電子管廠上繳利潤達到1.1856億元（廠固定資產為1億元）。當時，北京電子管廠成為亞洲最大的電子管生產工廠，而且也是中國第一個生產半導體器件的企業。於是，北京流傳著一個“東周西周”的說法，“西周”指北京西部首鋼的領導人周冠五，“東周”就是周鳳鳴，可見反映出當時北京電子管廠的地位與首鋼並列為北京最大的兩家企業。
初生年代的北京電子管廠是一個高度創新的企業。如果以國家計劃對她的原設計任務為基準，她在基本建設、生產製造、產品和設備開發、材料供應、市場銷售等所有的基本環節都進行了創新。從籌建就算起的10年時間裡，她迅速掌握了引進的技術，在生產出來仿製產品後就立刻主動開發新產品，甚至主動進入與設定產品領域不同的新技術領域（如半導體）；她通過與合作企業的一系列產品創新而創造性地建立起供應鏈（幾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產品創新的實例），而且居然還充滿競爭意識地進行了市場營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前30年間，北京電子管廠曾經是中國最大、最強的電子元器件廠（1960年代是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是中國電子工業和國防工業的骨幹企業。她所在的北京市酒仙橋地區也隨著十幾個工業項目的相繼建成而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子工業基地。
困於計劃體制的工廠：走向僵化
從北京電子管廠走向輝煌的過程中，使她後來走向衰落的“病根”也逐漸形成——困於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比較“謙虛”的階段，企業的首創精神因為可以幫助計劃體制的形成而被允許甚至鼓勵，但當計劃體制一旦建立起來並進入“傲慢”階段之後，它就成為窒息企業創造性的“絞索”。
“一五”時期是中國在模仿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創建計劃經濟的階段，而中國領導人在對蘇聯模式產生不滿後，又採取了群眾動員方式來推動經濟建設。群眾動員方式為發自基層的創造性提供了空間，但在領導人過度追求產量高指標的“大躍進”中，又加重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衡和混亂。
在19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調整之後，中國在與美、蘇發生戰爭衝突的威脅下開始大規模的“三線”建設。在後來十幾年的時間裡，國家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部分投向“三線”，事實上擠壓了對一線企業的投資。當三線建設大規模開始後，北京電子管廠作為“老企業”，成為上級行政部門汲取技術、人才和資源的基地。
根據北京電子管廠的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到1984年的28年間，她援建部屬的廠、所18個，援建地方的廠、校13個；共輸送幹部約2186名（其中：中層以上幹部140人，工程技術人員1181人）、技工1362名。在她歷年開發出來的500多個產品中，有230多個被上級主管部門劃撥到其他企業生產。在三線建設中，援建者和被援建者都充滿了犧牲精神。今天，當追尋北京電子管廠曾經支援過的那些工廠的下落時，只能得到滿目蒼涼，令人感慨當年為三線建設做出的犧牲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
回顧歷史，一個令人驚愕的事實是北京電子管廠的經濟規模在30年裡一直沒有擴大。她在第一個十年（1956-1965）的平均年利潤為4300萬元；第二個十年（1966-1975）的平均年利潤降為3700萬元；第三個十年（1976-1985）的平均年利潤進一步降為1800萬元。由於行政機構直接操作企業的方式，嚴重限制了北京電子管廠形成規模經濟能力，實際上四機部把她當作擴張電子工業的產品開發基地。在近20年的時間裡，她雖然一直上繳利潤，但再也沒有得到過足以實質性改變產品結構或實現技術升級的投資。更致命的是在四機部裡存在著一個強大的慣性思維勢力，始終認為電子管廠就應該發展電子管。於是，當北京電子管廠進入改革開放年代時，她已經老化了。
遭遇技術替代和市場替代：走向衰落
中國從1970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發展呈現出兩個趨勢——重視消費生產和大規模引進外國技術。在這個背景下，從出生起就屬於國防工業的中國電子工業也開始了從“以軍為主”向“以民為主”的轉變 。直到1980年代上半期，北京電子管廠仍然是屬於軍工企業，但是國家下達給北京電子管廠的計劃任務連續下降，民用產品的比重已經明顯超過軍用，儘管她的固定資產已經老舊，但仍然是一個具有較強技術能力並掌握著許多技術的企業。但是，她很快就遭到市場變化的衝擊。
進入80年代以後，一場半導體替代電子管的風暴逐漸向北京電子管廠襲來。收訊放大管曾是她生產規模最大和最具市場優勢的產品，但是到了80年代上半期急劇收縮，而1985年的產量只有其頂峰時期的百分之幾。當技術替代襲來時，企業在原有領域的技術能力再強也會變成無用。
面對急劇變化的形勢，工廠做出了許多努力來適應這些變化，例如試製和開發一系列的新產品，但是這些產品對於企業產品結構的變化都只是邊際性的，不足以抵消電子管市場的萎縮，更不足以使企業走上增長的道路。從北京電子管廠的強項看，這樣的新產品只可能有兩類：彩色電視顯像管和半導體器件（包括分立器件和集成電路）。但由於企業不僅受困於當時的計劃體制，而且國家的技術政策又發生巨大轉變，所以
北京電子管廠喪失了以新的產品結構轉向民用市場的機會。以下，我們按照該廠的歷史順序，依次說明她是怎樣失去這種機會的。在改革開放開始後的20多年時間裡，彩色電視機成為中國電子工業最主要的產品。1960年代後半期，電視機已經在發達國家普及，半導體器件開始逐步替代電子管。進入1970年代，率先實現彩電全晶體管化和集成電路化的日本工業逐步取得優勢，成為世界彩電工業的領先者。
中國電視工業的起步並不晚，但在後來的年代裡發展緩慢，拉開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中國第一臺黑白電視機是1958年3月由712廠（天津無線電廠）在模仿蘇聯技術的基礎上研製出來的，1971年又試製成功中國第一臺彩電。文革結束後，通過技術引進發展彩電工業的政策逐漸形成，伴隨著“技術引進”的大門打開同時，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的積極性大大增加，在久被壓抑的消費需求被釋放出來時，彩電成為消費熱點，而通過引進生產線進行組裝生產又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於是在巨大市場需求和較高利潤的誘使下，全國各地在1980-1985年期間迅速引進了112條彩電整機生產線，生產出50多個品牌，但其中由中央政府審批的只有6條線。在所有引進的彩電生產線中，除極個別的引進香港、德國的外，其餘全部從日本引進，其後果是大量進口彩管和元器件。在後來十多年時間裡，國家批准了超過300億元的總投資，累計引進彩電配套電子元器件生產線286條，通過引進和合資建立了7個彩色顯像管企業，建立起除核心芯片之外的完整的CRT電視產業鏈。
在整個1980年代，電子工業中凡是搭上彩電“快車”的企業都得到發展，凡是被落下的就會陷入困境。令人不得不多想想的是，中國最早研發彩電核心技術的北京電子管廠就是被落下的一個企業。
回顧歷史，大規模引進的浪潮把國內原有的電視技術/產品軌道及其產業基礎衝到了一邊 。從那時起到現在，官方始終沒有承認（或沒有認識到）的事實是：由於彩電整機制造業的發展是從引進開始的，所以它需要的包括顯像管在內的元器件技術也只能從提供了整機技術的國外來源引進。換句話說，當中國通過技術引進在自己的國土上覆制日本產業鏈的時候，中國原來的產業鏈也就被徹底替代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只有原來生產終端產品的電子企業成為彩電發展的主力和主要受益者，但是諸如北京電子管廠那樣的核心元器件企業卻被落下了——除非成為配套的引進單位，否則就得不到進入彩電市場的入場券。
當北京電子管廠被第一輪彩電發展浪潮給甩下後，1980年代中期發生的另外兩個事件決定性地影響了她的命運：第一，企業被從部屬下放地方。這一步，加重而不是減輕了她所遇到的困難。第二，國防工業大縮編。1985年國家決定大規模裁軍並削減軍費，工廠就遭到了致命的一刀。次年，北京電子管廠的國防訂貨額大降70%左右。軍事訂單的突然中斷，幾乎在一夜之間就窒息了中國電子元器件工業可以繼續演進的市場空間。
1986年初，張紅飈被任命為北京電子管廠的第七任廠長。他是北京人，1958年從北京男8中高中畢業後，被保送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的前身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學習半導體技術（軍工性質）。1963年畢業時，系主任想留下他做教師，四機部系統的研究所也要他，但是他卻希望到工廠去“我喜歡去工廠，我也是在北京電子管廠實習的……當時覺得工廠特別好、特別大，我就想在廠裡幹。我也拒絕了保研”。張紅飈上任不久就發現工廠的資金枯竭，連續11個月不能按時發工資。
建廠30年來第一次虧損給全廠職工帶來巨大的心理衝擊，也引起了強烈的質疑，用張自己的描述來說：“有人說，1985年還上繳利潤1500萬元，怎麼你才來一年就虧損400多萬元？沒本事趁早滾蛋！”。張廠長不得不在全廠幹部和黨員大會上報告了真實情況和原因。一旦瞭解真相，工人們就表現出“愛廠如家”的精神。在廠長接待日裡，許多職工跑來向張紅飈提建議，還有的表達心情：“我沒有特殊本事，今年該換勞保服裝，我不換了，舊的縫縫補補再用三年，為廠節約開支”；“我每天從工資裡省一毛錢，積攢起來交廠裡”；“我每天下班後撿破爛賣錢支援廠裡”……不知張紅飈當時是否落淚了，
但在28年之後的2013年我們來訪談他時，他確實說這些話“催人淚下”，並表示：這份情領了，但錢不能收，工廠要靠改變機制和調整產品結構來轉變。據張紅飈回憶，為了找出路，跑了好多軍工的研究所和工廠，但那時，軍工研發的思路也發生了變化，本以為能拿下的項目，最終被通知“我們決定買國外的”。張紅飈非常懊惱，還找電子工業部的一位副部長髮了頓脾氣——“部長說，人家有自己的考慮。我說你們都不負責任，將來誰對這個國家負責。我說主導技術應該是自己掌握，如果只靠人家，早晚一天人家稍微動點手腳，我們就癱瘓。這是軍工非常致命的問題。”
中國經濟後來的確市場化了，但那些從1950年代就開始發展半導體技術的中國企業卻沒有能夠生存到那一天。無論與世界先進水平有多大差距，這些企業在中國被封鎖的年代一直在做技術，但當市場需求消失後，它們只能拋棄技術。隨著一個又一箇中國核心元器件企業的倒掉，被巨大的消費需求和買來的組裝線撐起規模的中國電子工業，
在改革開放後的20年間經歷了一個“去技術化”的過程。這是中國半導體工業至今沒有發展起來的一個原因。於是，北京電子管廠的“厄運”就變成了中國電子工業的“命中註定”！
北京電子管廠的最後時刻
北京電子管廠公開虧損引起北京市經委的關注，並對工廠進行了調查。在市裡的介入和支持下，張紅飈開始推行他稱為“模擬集團公司模式”的改革：實行內部分解大包乾的承包責任制，精簡人員，對各分廠實行自主經營，模擬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把幹部任命制改為聘任制，競爭上崗等等舉措。
雖然是無奈之舉，雖然短期內可以激發職工的積極性，但當時的北京電子管廠已經是一個被“榨乾”的企業。張紅飈在總結工廠在“六五”時期的表現時說：“工廠開工三十年，產品老、設備舊、廠房破、工藝技術落後的問題一直沒有及時解決……”並且，當時很少有人能夠認識到，承包制導致的下放權力和分散經營，最終會導致組織的離心力 。更重要的是，承包制會使管理者在向下轉移了責任的同時，失去對於組織過程的管理控制。
在改革的初期階段，企業管轄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變更也影響了企業的命運。北京電子管廠在其全部歷史中下放給北京市3次，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2次下放後又都被收回，後來機械電子工業部又想把北京電子管廠等企業收回去，但因北京市不同意而作罷。在這個過程中，部裡因為企業已下放而不願再投資或給項目，而地方政府也因為擔心下放企業又被收回去，也不願再投資或給項目，於是下放的原部屬企業成為弱勢群體。
當時的困難狀態，在1984年的一份文件中，可見一斑。廠領導曾經引用“群眾”的話說：“774廠好比是一艘龐大的航空母艦，沉不下去也跑不快，又大又笨調頭慢”。但5年之後，這艘航空母艦終於開始沉沒——她被國防訂單銳減的“魚雷”擊穿了一個洞，又被半導體替代電子管的“魚雷”擊穿了一個洞，最後被租賃“811”生產線失敗這顆水雷再炸穿一個洞，同時又沒有任何手段去補上這些洞，於是只能下沉——雖然不是瞬間沉沒，但趨勢不可逆轉。
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衰退一直延續到1991年，脆弱的北京電子管廠也陷在虧損的風雨中飄搖。實際上，
北京電子管廠走向衰落的原因就是在成本和負擔不斷膨脹的條件下，始終沒有能夠轉向新產品的大批量生產。當時的工廠陷入到絕境的氣氛，儘管職工心中仍然懷有希望。事實上，由於長期拖欠工資，出現了職工生活困難的狀況，在酒仙橋地區，已經出現774廠老職工到菜場撿白菜葉的情況。那時，在距離北京電子管廠大約1公里的地方，北京.松下正像一顆明星冉冉升起，吸引了領導們的目光。國務院總理李鵬於1988年12月和1989年10月兩次視察了北京.松下，併為之題詞：“希望把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辦成國際第一流的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的典範”。顯然，當時引進了“外國先進技術”的合資企業被認為是代表了中國工業發展的希望。
北京電子管廠被遺忘了，而且已經陷入絕境。在1992年3月召開的全廠職工代表大會上，該廠總會計師王東昇（後來成為京東方的掌舵人）做了《深化改革降內耗，奮力扭虧圖自救——關於財務情況的報告（提綱）》，在這份報告中提到“總之，企業嚴重虧損，生產技術設施日益陳舊，人員負擔越來越重，國家不管，只有靠借錢來維持，借了錢又增加虧損，給你項目投入錢又出不來效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虧損不斷增加，企業陷入了經濟惡性循環的困境中，難以自拔。”
非不為也，實難能也！！！
雖然張紅飈曾在大會上對職工講過：“要丟掉幻想，靠自力更生，生產自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救自己”，但他還是對政府抱有期待。1991年春節前，已被連續虧損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張紅飈給國務院主管工業的副總理鄒家華寫了一封信，陳述了北京電子管廠遇到的困難，希望國家能給予重視和支持。但是，戲劇性的是，求救信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間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寫信人自己手上，這件事，也算是表明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 。
到了1991年7月，在張紅飈的提議下，連續三天召開廠級黨政聯席會議，討論北京電子管廠的出路。會上，他提出要做體制性改革，其設想是：以產品為主體，把工廠分為若干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實體；把企業改建為技、工、貿、金融、服務五位一體；實行股份制向社會融資。這個設想引起激烈討論，張紅飈也坦言：同意他這樣改革的，就一起往下走；如果不同意，他就立即辭職走人——7年了，他已經堅持不了了。最終大家基本同意，並報上級政府批准。1992年5月18日，工廠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以北京電子管廠為前身的北京東方電子集團公司正式成立，張紅飈成為第一任總經理。
1992年9月4日，市政府電子辦在北京電子管廠召開中層以上幹部會議，宣佈由北京電子管廠副廠長兼總會計師王東昇擔任北京東方電子集團（北京公司）總經理和北京電子管廠廠長。
時隔21年後的2013年3月25日，我們在京東方總部對張紅飈進行了訪談。他最後的結束語是這樣說的：“那些年我做了幾件事，但不是我個人做的，是全廠的領導班子一起做的。
那段歷史我不想再說了，一說我就非常難受。當時上下同心同德，職工都非常體諒領導，領導也非常體諒職工，這非常難得，把這些年都挺過去了。我們失掉了很多機會，那就是命運，所以我後來對（王）東昇他們說，‘你們趕上了好時代,就發揮吧’。”張紅飈已經70多歲了，看上去既不像知識分子也不像當過領導的幹部，更像是一名工廠的退休工人。那天，當他走進京東方總部時，幾乎沒有人認識他，當他告別後走入酒仙橋街頭的人流時，也不會有人注意這位矮小的老人……在北京電子管廠走向衰落的階段，他與命運抗爭了7年，最後以失敗告終。回顧歷史，張紅飈當時的一些做法不一定都正確，但他的抗爭為京東方後來的崛起打下了第一根樁。
本文選編自路風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內容有刪節，註釋略。
以上內容版權，修改更新及最終解釋權均屬新場學院所有。
閱讀更多 新場科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