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漢時期確立郡縣制到清朝，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統治只到縣級政權為止，即“王權止於縣政”。縣以下的基層社會（廣大鄉村），一般由地方自治（聽民自為、自營）。到了清明時期士紳階層崛起後，基層社會活躍著三股勢力：保甲、鄉紳和宗族。

既然保甲、鄉紳和宗族都參與了基層管理，那麼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誰才是基層社會的真正掌控者？我們以清朝為例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保甲

自王安石變法創建保甲制度以來，經過幾百年發展，到了清朝保甲制度已經非常完備了。早在入關之初，清廷就在佔領區推行保甲制度，以穩定戰後社會秩序，康熙四十七年，清廷對保甲制度做了詳細規定：每十戶編成一牌，每十牌編成一甲，每十甲編成一保，每家發一張印牌，上面寫明姓名、人丁數、從業狀況，有人外出或有客來訪都要註明行蹤，發現可疑之人則盤問上報。沒事的時候，鄰里之間相互監督，防範不法之徒，有事的時候，鄰里之間相互救援，彼此照應。

清朝保甲制度主要有三個職能，一是編戶齊民，把村民按十進制編組起來，然後登記戶口和家庭情況。根據清朝《戶部則例》規定，保甲長應使用循環簿，隨時備註、塗改戶口情況，並在每年三、六、九、臘四個月的初一上報縣衙，對前三個月的戶口情況進行更新。二是維護治安，由保甲長稽查本保本甲內有無盜竊、邪教、賭博、窩逃、奸拐、私鹽以及各種巧立名目斂財的聚會，這是保甲最核心的職責。三是催科，即協助縣衙戶房書吏和衙役收稅。除此之外，保甲還承應一些縣衙臨時指派的任務。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作為清朝政府治理權在鄉村的延伸，保甲制度所涉及的民眾之間相互擔保、相互監督、連帶責任機制，理論上能使政府通過對保甲長的督責，來達到對基層社會的有效監控和統治。

實際上，受制度（半官方地位、沒有考核機制）、經費（沒有專門經費、全靠攤派）、人力（縣衙人手不足）以及其他客觀因素（地廣人稀，交通不便）的影響，清朝保甲制度的貫徹落實並不到位，在很多地方，保甲制度都成了一紙具文。

另外，在保甲長的人選上，縣衙雖然有最終任命權，但鄉紳有推薦權，不被他們認可的保甲長幹不長。（一般民眾視保甲長為衙役，而衙役是賤民，形象非常負面，所以鄉紳不會當保甲長）

從對基層社會的掌控來說，保甲制度掌控範圍只涉及戶政、治安和催科，從掌控的效果來看，形式大於內容，無法對基層進行嚴密監視和管控，而且其人事權力和職能行使還受鄉紳的制約，

所以，保甲不是清朝基層社會的真正掌控者。

二、鄉紳

鄉紳是官員制度和科舉制度的產物，由兩類人組成，一是縉紳，即現任、退休、罷黜的文武官員，以及通過封賞、捐買而得到的虛職官員；二是紳衿，即有功名而未入士的文武舉人、貢生、監生、生員等。

鄉紳有濃厚的官方背景，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只是沒有奮戰在第一線，“近似於官而異於官，近似於民又在民之上”，以特殊身份充當著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橋樑，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基層社群與官吏共商地方事務的集團。

“紳為一邑之望，士為四民之首”，在普通民眾圈子中，鄉紳有特權，有文化，有經濟實力，有聲望和號召力，是當地天然的首領，地方上的糾紛調解、賑濟募捐（災荒饑年賑災）、文教倡導（意識形態和社會風氣）、公共工程（水利、道路、橋樑、孔廟、書院學堂、普濟堂等）、民團保衛（團練）等事務，都是由鄉紳帶頭並主導實施的。

在地方官府圈子中，鄉紳與官員有著同樣的興趣、價值觀和身份歸屬感，因此官員往往對士紳以禮相待，視其為同道中人。而且由於嚴格的迴避制度，地方官員都是外地人，對本地情況不瞭解，需要依靠本鄉本土的鄉紳瞭解情況，另外，鄉紳中做過更高級別官的份子，擁有一定的行政經驗和政治影響力，明智的官員在施政中，一般會請教和聽取他們的意見。雖然清政府嚴厲禁止閒賦在家的官員干涉地方事務，但是沒什麼效果，地方官通常無力對抗整個鄉紳團體，都希望與鄉紳保持友好關係。

因此，鄉紳既是普通民眾的意見領袖和帶頭人，又是地方政府的顧問，通過鄉紳，普通民眾的意見能傳遞到官府，並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甚至決定官府的決策，另一方面，官府也常常通過鄉紳向百姓下達命令，因為這樣政令更容易得到貫徹。

嘉慶時期的官員姚瑩曾說過這麼一句話：

強大的鄉紳，平時指揮族人就像指揮奴隸一樣，愚民們不怕官，只怕他們，沒有敢不聽其驅使的，如果（官員）能禮遇鄉紳，使鄉紳信服官府，百姓信服鄉紳，政令就可以上通下達。（縉紳之強大者，平素指揮族人，皆如奴隸，愚民不知畏官，惟畏若輩，莫不聽其驅使。若能禮遇紳衿，使紳士信官，民信紳士，如此則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這種情況正如費正清所言：“皇帝任命的任何縣官，只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

鄉紳和保甲是如何相處的呢？在明朝和清朝前期，鄉紳是獨立於保甲之外的，到了雍正時期，清廷才規定將鄉紳一律編入保甲。規定是規定了，但能否不折不扣地執行則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保甲制度雖然將鄉紳階層納入了進來，但保甲長作為普通民眾，在現實中根本無法監督鄉紳，甚至反過來，鄉紳對保甲長的人選有很大的發言權，有些地方還讓鄉紳監督和幫助保甲長幹活。

總之，鄉紳群體作為政府力量的補充，既能憑文化、財力以及威望管理民眾，又能憑藉特權和地位影響官府決策，是真正掌控基層社會的人群。

三、宗族

除了保甲和鄉紳，基層社會還有一股強大的勢力，即宗族。

宗族是由單個的家庭演變而來的，小家庭一旦發展成大家族，就會像樹分叉一樣，通過房分、宗枝開枝散葉，形成龐大的宗族。有時候同一個地方的不同宗族，出於共同的目的而聯合起來，這樣就形成了鄉族。宗族依靠成員的血緣關係和長幼尊卑秩序來維繫，具有很強的凝聚性和堅固性。

在自然經濟時代，宗族有自己的族長、成員、族產、祠堂、族規、私塾，類似於一個小社會，可以不依賴政府而獨立運行，而政府為了貫徹“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時也出於避免麻煩、節省行政成本、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會給與宗族一定的自治權。在清朝，族長一般由宗族推舉、官府指定，在宗族內享有絕對權威，族規受官府認可，對家族成員擁有普遍的約束力。因此，族長的宗族的管理，有政府背書。

以清朝時期的徽州為例，族長擁有以下權力：

宗族祭祀權，主要起凝聚人心，強化權威的作用；族內事務主持監督權，包括登記族人戶口，編修族譜，主持制定族規家法，普法和意識形態宣講等；族內事務的調處裁判權，即調解族人內部糾紛，對違法失犯的族人進行懲處，維護宗族秩序穩定；族內經濟生活的控制權，包括管理宗族公產和發放救濟（救濟貧苦族人），族內公共設施的管理和修繕。此外，還有代表祖宗進行對外活動的權力。

這其中值得強調的是族長的調處裁判權，清廷為了維護族長的權威，曾一度賦予宗族實施家法處死族人的不完整的司法權。也就是說，宗族在用家法處置不肖子孫時把人弄死了，如果這個人罪當死，殺人者處以杖刑，不必償命，如果這個人罪不至死，殺人者罪減一等，也不必償命。

人們或許對縣衙很陌生，或許不知道國法，但沒有人不知道、不畏懼家法、族法，有問題和糾紛，都是先在族內解決，族內解決不了的，才上訴到縣衙（官府側重刑事和行政領域）。

在經濟、交通落後的封建時代，普通人的活動半徑一般是五公里左右，沒有特殊事情人們很少去縣城，因此，宗族才是基層人們生存和活動的最主要連接點，在私人空間不被認可的情況下，沒有什麼事宗族不能過問，也沒有人能離開他而獨立生存。

由於清廷對宗族組織的倡導和維護，使得國家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向宗族滲透，宗族權力從私權演變成了半官方性質——他們也是基層社會的掌控者。

鄉紳是基層社會的掌控者，宗族也是基層社會的掌控者，那麼這二者是什麼關係呢？

在清朝，因鄉紳勢力坐大，往往滲透甚至控制宗族，大多數情況下，紳權與族權高度重合，二者融為一體。也就是說，宗族的族長、頭領往往是由鄉紳擔任或者為其控制。馮桂芬就說過：

族長的選擇， 以地位尊貴的人為主，先考慮進士，其次是舉人、貢生、生員、監生，如果地位一樣，再看輩分、年齡；如果沒有地位尊貴的人，就從年長或賢德的人中推選（族長以貴貴為主，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這意味著鄉紳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不是靠個人完成的，而是通過掌控宗族這個載體實現的。

四

《增廣賢文上》有這麼一句話：“力微休負重，言輕莫勸人。”意思就是力量弱小就不要承擔重任，人微言輕就不要勸人。這是因為當話事人要有實力做支撐，否則沒人會服你。封建時代的基層社會，雖然滿口仁義道德，但其本質還是叢林社會，實力決定權力，實力體現在什麼地方？經濟（家道殷實），特權（功名），文化（讀書人）能夠集三者為一身的人，非鄉紳階層莫屬。至於保甲、宗族等組織，都是在鄉紳的掌控之下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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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爾康：《簡論清代宗族的“自治”性》

趙丞煜：《清代鄉村的社會控制》

李遠濤：《鄉紳與清代基層政治結構》

張德美：《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陳瑞：《清代徽州族長的權力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