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面朝未來的哲學：尼采與資本主義

19世紀，當尼采提出“上帝已死”時，歐洲大陸為之一顫。後世無數哲學家致力於對尼采進行研究，其中也包括師從胡塞爾和海德格爾，並以關於尼采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的著名猶太裔德國哲學家卡爾·洛維特。三輝圖書譯介的洛維特研究文集之一《尼采》於今年上半年出版，其中收錄了其關於尼采的全部重要作品。洛維特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揭示尼采哲學中起統一作用的基本思想，拆解纏繞在尼采周圍的各種迷思。

今天的推送內容是一篇關於該書的書評。書評的作者參考洛維特的研究成果並提出，尼采不僅反對基督教主義，還批判隨著資本主義所發展起來的理性主義。因為尼采認為，理性主義背後所代表的自然法依然是“天外之音”。它只是改變話術，卻沒有改變基督教主義所設定的本體論、認識論以及價值論傾向。世界是否是確定的？世界是否可以被理解？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讓人類在這個世界中永久和諧地生活嗎？通過對歷史的闡釋和對其所處時代的觀察，哲學家尼采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種面朝未來的哲學：

尼采與資本主義

尼采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重要哲學家，以反理性主義和反基督教主義著稱，在其一生中提出過許多影響後世的重要命題及概念，包括上帝死了、一切價值重估、超人、權力意志、永恆輪迴等。但由於其格言體式的寫作充滿了各種隱喻，外加晚年不幸的精神狀態為其抹上的神秘主義色彩，尼采本人及其哲學經常遭人誤解。

有人通過概念上的比較，並引證納粹德國為尼采修建紀念館一事，指認其學說是在為納粹德國提供合法性論證。雖然尼采哲學與納粹學說之間存在概念上的重疊，都強調意志、權力和強者，但這種重疊只能算是話語中的巧合，而非尼采本人有意而為之的結果。從時間序列上來看，尼采哲學遠在納粹政權誕生之前就已出現，而且哲學家的主要工作是學術層面的反思而非現實政治的參與，所以強行將兩者相關聯是一種背離具體語境的做法。就這點而言，與其說尼采為納粹提供了理論支持，不如說納粹在為自身的意識形態尋求合法性時，遇上了尼采。

當然，指出這點還不足以為尼采“翻案”，尤其是在一個強調平等和民主的當代世俗社會，反理性主義顯得非常突兀。但是，尼采所挑戰的理性主義並不等同於當代意義上的理性主義，後者話語形成於二戰結束，是對出現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狂熱作出的反思性回應，而尼采的

理性主義思潮

理性主義最初只是一些涉及認知哲學的命題，專注於“人類知識從哪裡來”之類的討論，後來溢出了哲學討論圈，並在各種場景的作用下和政治實踐話語相結合，以反教會的姿態面視，直至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意識形態力量。部分歷史學家認為，理性主義思潮起步於英法，止於法國大革命，前後大約兩百年，事實上不止如此，因為十九世紀之後，它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擴張離開了其發源地，走向了全世界。雖然不同理性主義者之間多有類似主張，但理性主義本身並非僵化鐵板，其思潮內部有很多觀點的分化。不過，大多數觀點都可被歸結為三類，即本體論理性主義、認識論理性主義以及價值論理性主義，三者之間呈相互遞進式關係。

首先，本體論理性主義者將理性當作一套自然法則（natural laws），他們認為這個世界的運作受到自然法則的支配，具體表現為大量重複性事件的存在，比如太陽每日都會東昇西落。因為法則的存在超越時間性，所以它被當作是一種實體（substance），但這套法則並不能被肉眼直接觀測到，所以思想家將其歸類為精神實體，俗稱理性精神（spirit of rationality）。本體論理性主義雖然是近現代的產物，但嚴格來說，類似看法在古希臘時期就有，只不過在柏拉圖那裡被稱作理念（idea）。進入羅馬時代之後，一些基督教思想家把理念這一概念融入基督教的起源敘事，並將其擴展為“聖靈”概念，即holy spirit。十六世紀之後，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宗教意識形態在知識圈內日漸衰落，最終holy褪去，僅留下spirit。

其次，認識論理性主義者將理性視為人類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bility），認為人類有認識自然法則的能力，具體表現在能用一種精確的、規範性的語言將其描述出來，牛頓於1687年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就是這種能力的例證。在這部作品中，牛頓通過實驗方法論證了著名的力學三大定律——分別是慣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以及萬有引力定律。所謂實驗方法，就是通過人工設計的手段展現重複性。牛頓發表的這部作品對當時的歐洲震撼極大，以至於當時歐洲流傳了這麼一句話：上帝創造了世界，而牛頓發現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方式。牛頓的故事並非孤例，如果將其置於認識論理性主義的語境下來看，會找到許多同伴，比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霍布斯的《利維坦》、拉美利特的《人是機器》等。這些作品的基本思路和牛頓的《原理》一致，區別只在於涉及主題不一。

最後，價值論理性主義者是認識論理性主義的升級版，他們在形容詞的意義上使用理性一詞，專門用來指稱一種有序狀態（state of being orderly），認為有序是評價個人以及社會行為優劣的至高標準。價值論理性主義者主張用這套標準來引導人類社會的實踐，在具體做法上，他們總是傾向於發明一套可見的、確定的、基於宏觀視角的制度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雖然價值論理性主義者承認人類世界依舊存在許多問題，比如貧窮、廝殺、壓迫等，但同時也認為，歷史本身存在著確定的演進方向，即歷史本身會表現出這類問題日漸緩和的趨勢，其終極狀態會如同太陽和月亮的公轉和自轉一般，實現持久的穩定、有序與和諧。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都是價值論理性主義的產物，他們都在為人類的“根本問題”開藥方、試圖帶領人類更早更快地達到其“終極狀態”。

就氣質來看，理性主義思潮與傳統的基督教主義格格不入，後者強調人是上帝附屬物，具有原罪，認為人需要不斷贖罪以求得解放，帶有悲觀色彩，而前者充分肯定人的地位，堅信人的理性，一片樂觀情緒，所以前者的出現也是對後者在價值論層面展開的哥白尼式反叛。但問題是：既然理性主義以基督教主義為敵，而尼采又反基督教主義，為什麼尼采要反對理性主義呢？難道尼采不該視理性主義為自己的盟友嗎？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返回至理性主義思潮興起的年代——即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時刻——來審視。

資本主義的時代價值

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方社會進入被後世思想家稱作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所謂資本主義，是中世紀封建領主制瓦解之後出現的一種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模式。在這裡，資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廠房、貨幣、技術、勞動力等能發揮生產功能的要素，又稱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之所以用資本一詞冠名，是因為從這一時期開始，資本代替土地成為了衡量財富和社會權力的主要標誌，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行為從以擴大土地擁有為目的轉向以擴大資本積累為目的。在這種發展模式的激勵下，個體對於逐利的意識開始增強，馬克斯·韋伯將其描述為資本主義精神的興起。

與封建主義相比，資本主義有兩個顯著的宏觀特徵，即大規模生產的普及以及統一市場的建立。因為大規模生產能將散落在各地的人群聚集起來從事集體性的生產勞動，帶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同時又因為統一市場的形成能提供多元產品，鼓勵人們交易，所以資本主義時代的物質創造和消耗都能呈指數型上升趨勢，人民的生活福利在這樣的條件下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改善，堪稱為“盛世氣象”。經濟上的成功不僅會帶來量的變化，還能引起質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兩點：第一，社會結構重塑，城市有閒階級興起；第二，各類思想蓬勃發展，理性主義思潮興起。

“有閒階級”是美國學者凡勃侖提出的概念，特指那些無需從事生產性勞動來維持生活的人。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擁有一定程度的物質積累，並能憑藉這些積累免於沉重繁瑣的體力勞動，從有限的生命中騰出一大塊空閒時間來從事非物質文化方面的探索，包括宗教儀式、哲學思想、科學理論等領域的創造。在中世紀，有閒階級的代表是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莊園領主，既有軍事貴族，也有各種宗教首領，他們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手中握有強大的政治及軍事權力，但在資本主義階段，有閒階級構成開始多元，除了傳統貴族和宗教領袖，有能力掌握或有運氣繼承生產資料的人，也可納入這一群體。因為經濟活動重心往城市轉移，所以這一階段的有閒階級大多活躍於城市之間。

我們熟知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都算城市有閒階級，主要活動區域都在巴黎，前者從父親那裡繼承財產，而且早年還通過投機彩票債券發了財，後者貴族出生，從叔叔那裡繼承來了高等法院的庭長職位，接著又把這個職位出賣，換作大筆錢財，除此之外，他還自有地產，有能力投資海外貿易。像盧梭這樣，雖然出生一般，但由於能受到貴婦人的贊助，也擠入了城市有閒階級一族。英國情況類似，洛克、貝克萊等都出生優渥，前者主要在倫敦活動，後者則能頻繁遊歷歐洲各大城市，還去了美國。加拿大城市學家簡·雅各布斯認為，城市是新思想、新觀念的孕育場所，因為它能將不同的人匯聚在一起，鼓勵高密度、多層次的交流。

交流越多，競爭也就越激烈，伴隨而來的結果就是文學藝術及思想理念的繁榮發展，所以城市有閒階級的興起也就順理成章地促成了被歷史學家稱為“啟蒙”的思想解放運動，而理性主義正是啟蒙的核心主張。由於城市有閒階級是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受益者，本身正處在社會的上升通道中，他們在心理上往往感覺一片光明，外加認識論理性主義帶來的豐厚成果助長了他們對於自身能力的信任，所以理性主義思潮成熟的時候，本身已帶有強烈的進步主義傾向。而尼采反對理性主義的動力恰恰來自於對這種進步主義氣質的警惕以及懷疑。他警告我們，這種進步主義態度只是一場幻覺，如果今天相信一切都是進步的，那明天等來的，就只能是絕望，因為太高的期望只能帶來破滅。

尼采的回應

洪水突然降臨時，動物會立即逃跑，但人除了逃跑之外，還會設計應對策略，尤其是在洪水離去後，不僅會總結經驗，還會嘗試解釋洪水發生的原因，以便於下次遇到同樣情景時，可以優化反應策略。在古代，科學手段並不發達，所以人在解釋洪水時，會引入“天外之音”這一變量，想象天上有一座能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神在操作。通過想象，人類構建出一套具備因果關係的敘事，目的是讓人心安。人類學家認為，宗教源於恐懼——或者說，對於心安的需求。理性主義興起之後，引入神這個做法不靈了，因為找不到這樣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神，於是開始變更解釋策略，引入“自然法則”這一因素，用“泛神論”或“自然神論”代替“有神論”。

如果我們把理性主義思潮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語境下來觀察，就能體會到，理性主義其實是城市有閒階級對傳統有閒階級發起挑戰時所主張的意識形態。理性主義者認為自己的解釋要比傳統基督教主義高明，但尼采提醒我們，精緻不代表高明，自然法則依然是“天外之音”，但它只是改變話術，卻沒有改變基督教主義所設定的本體論、認識論以及價值論傾向。為了理解尼采和理性主義以及基督教主義之間的區別，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學說轉換為針對三個問題的回應上：第一，這個世界是確定的嗎？第二，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世界嗎？第三，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讓人類在這個世界中永久和諧地生活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二：第一，雖然重複性事件大量存在，但大量不是全部，更不是整個歷史或整個世界，我們無法從局部推導至全部；第二，如果觀察足夠仔細，會發現這個世界遍佈各種偶然事件，比如一個人安穩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被拐角轉彎的汽車給撞了。所謂偶然事件，就是沒法預料、不確定的事，從數學上來說，就是小概率事件。偶然事件發生的空間是世界的模糊地帶。傳統的基督教主義和理性主義都在迴避偶然事件，因為他們所描述的世界是被上帝或自然法則全然安排好的，承認偶然事件的存在就是承認這個世界有上帝與自然法則覆蓋不到的地方，為了避免陷入自相矛盾，他們只能用“上帝的考驗”或“奇蹟”來圓話。

對於第二個問題，尼采表示懷疑，尤其懷疑那種通過樹立幾個預設然後根據預設演繹出整座知識大廈的做法。尼采認為，這種演繹法只能用於描述簡單的機械系統，比如牛頓力學定律就是通過研究簡單系統後得出的描述性結論，但現實中，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系統。簡單系統論者和複雜系統論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眼光抽象，後者眼光聚焦。比如，在看待人類時，基督教主義和理性主義往往認為眾生平等，覺得所有個體都一樣，但尼采卻更認同“從卿大夫到庶人，各有等差”。造成判斷差異的原因是，理性主義和基督教主義總是站在人類外部看人類，而尼采則傾向於走到人類內部看人類，這樣，他看到的就不再是“類”，而是具體的、鮮活的“個體”。尼采認為，世界是複雜不確定的，要理解世界，必須採取內視角，用自己的身體去丈量世界，即主張感受性原則優先於推理性原則。

對於第三個問題，尼采說：不可能。他拒絕承認進步，也否認人類有通向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城市中產階級之所以覺得歷史在進步，是因為他們將自己的今天和別人的昨天比，覺得今天活得更好了，但這種好日子只不過是階段性的呈現，廝殺、衝突永遠是生命的一部分，只要生命延續，這些就會如影隨形，歷史是什麼樣，未來就是什麼樣。人類永遠負重前行，今天要工作，明天要工作，後天也要工作；世界也永遠揹負偶然，昨天是不確定的，今天是不確定的，明天依舊是不確定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生活還有意義嗎？若不期盼好，我們還有必要活下去嗎？尼采說：有，前提是一切價值重估。

一切價值重估

和其它物種相比，人類的獨特之處在於有思想，思想可以給我們編織美麗的謊言讓我們心安理得的活在上帝的牢籠裡，但也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這些，探索那些。因為有思想，人類有累積發展的能力，創造出諸如建築、藝術、音樂、機械這些偉大的事物，但這些都是通過不斷競爭而得來的產物。競爭有殘酷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只想要積極的結果，卻不要殘酷的現實，那只是長久以來人們不切實際的幻想。所以“一切價值重估”的第一層含義是：直面現實，既接受好的，也接受不好的，克服害怕受傷的心，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尼采走到人群中去，發現有無數個鮮活個體，即便永遠負重，生活在日復一日的瑣碎之中，也依舊使勁地攀高，想著法子去做到更好。尼采把這種不安於現狀、意圖登高的心理狀態稱作權力意志，把這種能散發出權力意志的人稱作“超人”。這就是“一切價值重估”的第二層含義，即用“更高、更快、更強”的奧運會價值代替“完美、和諧”這樣的基督教主義和理性主義價值，然後作為個體，勇敢地生活下去。

▼

《尼采》

[德] 卡爾·洛維特 著

劉心舟 譯

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

ISBN:978-7-5113-7768-5

三輝圖書天貓店已上架

尼采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還是一個蹩腳的詩人？尼采的學說預言了虛無主義的來臨，還是對虛無主義的超越？尼采的永恆輪迴與權力意志之間，是否存在著巨大的斷裂？本書收錄洛維特關於尼采的全部重要作品，一部代表性專著《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恆輪迴哲學》，九篇極具洞見的哲學論文，以及對於1934—1964年間主要的尼采研究作品的精彩評述。洛維特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揭示尼采哲學中起統一作用的基本思想，拆解纏繞在尼采周圍的各種迷思。

洛維特認為，尼采的哲學既不是一種統一的封閉體系，也不是自相矛盾的零散格言，而是一個體現在格言中的體系，並且只有在作為尼采的最後一個冒險試驗的永恆輪迴學說中，尼采的各種嘗試的成果才以一種體系性的連貫性，一起構成了一種學說。在尼采的永恆輪迴學說中，人經歷了從“你應該”走向“我意願”，再從“我意願”走向“我是”的雙重變形，並且在最後的變形中，人對虛無的意志顛倒為對永恆輪迴的意願。

複製以下代碼 ₴7KM6YtXV8Mq₴

打開淘寶快速進入三輝圖書專營店購買本書

閱讀更多 三輝圖書 的文章

關鍵字: 哲學 馬丁·海德格爾 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