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上海滩青帮势力急剧发展，到二三十年代，在青帮首领中涌现出势力最大的“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而在这“三大亨”中又以黄、杜二人的社会影响最显著。杜的年龄比黄小20岁，杜是在黄的提携下发迹的，但杜的势力后来居上，并有排挤、打击黄门的迹象，引起了黄对杜的不满。黄暗中想方设法进行搞垮杜的活动，但事与愿违。

一、靠黄门起家的杜月笙

当黄金荣在法租界已经有相当势力时，杜月笙还是个十六铺码头的小瘪三，被人称作“水果月生”。这期间，杜月笙拜青帮“通”字辈的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也是下层社会的青帮流氓，以“套签子”为生。

杜月笙青年时期，正是上海租界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租界人日的增多、范围的扩张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烟馆、赌场、妓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华界。租界内没有户籍制度，加上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治安管理上不统一，为各种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当时法租界与华界南北分界处有个郑家木桥，杜月笙结识了郑家木桥一带的流氓。他在流氓团伙中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30岁时，在流氓界的名声引起了黄金荣及黄金荣的老婆阿桂姐的注意，将他收留在黄门。

黄家花园

当时黄在法租界巡捕房中已经颇有势力，杜月笙起初为黄的跟班，不过是拎拎皮包而已，由于杜为人乖巧、勤快、机灵，深得黄的老婆阿桂姐的赏识。

当时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私下集资开了个包运和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为投资于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发大财有保障。他连忙鼓动阿桂姐，以黄金荣的名义参加了一股。不到二年，果然发了大财，黄分到200多万元。阿桂姐要黄给杜5万元作为酬金。

从此杜有了发财的本钱，他将这笔钱和别人合开赌场和烟馆。此后，黄又推举杜在法租界包销鸦片，使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黄金荣成名较早

二、黄金荣与杜月笙合伙发黑财

杜月笙的机遇有赖于鸦片运销。

当时外国轮船彼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进入上海，由于鸦片烟膏成黑色，鸦片被称为黑货，贩运鸦片的团伙被称为黑帮，黑社会这一名称便是由此演化来的。

当时黄浦江畔缺乏供大轮船停靠的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驳运途中常常有被称为“水老虫”（上海人称老鼠为老虫）的流氓暗中将小划子弄翻，使成箱鸦片沉入江底，事后“水老虫”团伙再悄悄将水下的鸦片捞起窃走。

这种盗窃鸦片的办法，使当时的鸦片商号难以对付。当大批鸦片运上码头后，虽有租界码头派遣的巡捕巡逻看守，但仍然常遭盗窃，夜间值班巡捕也常遭暗杀。

这伙“水老虫”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们组织了36个流氓团伙称为“36股党”，专门盗窃鸦片，并建立了窝赃、销赃的网络。

杜月笙旧照

法租界当局以鸦片盈利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水老虫”的活动也就成为法租界当局的心腹大患。法捕房头子沙利令黄金荣设法对付“水老虫”，保障鸦片运销安个。其实，这批“水老虫”，都是黄金荣的结拜弟兄所组成的“大八股党”的徒子徒孙。

黄金荣不愿断绝“水老虫”的财路，但一再敷衍沙利，也终非良策。这时杜月笙与青帮哥们范回春、张啸林等为黄老板排忧解难，提出组织一个如同保险公司一样的鸦片运销公司，收保险费，至于招募保镖人员，有现成的最可靠的一批，这就是“水老虫”团伙。

所定的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可收取数百元保险费，如被人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成立鸦片运销保险公司的提议，很快取得了法租界当局的支持。

上海三大佬

公司定名为“三鑫公司”于1925年开张，意思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为首日进斗金。黄金荣身为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办这个公司，便让杜月笙担任公司的经理，张啸林与范回春为副经理。

杜月笙本来就与水陆码头的大小流氓包括“水老虫”有一定的联系，自从三鑫公司成立后，他利用每月几十万乃至百万元以上的保险金中的一部分，以“月规钿”的形式，收买这些流氓为三鑫公司效力。

三鑫公司每年收入约几千万元，大部分归两租界当局的洋人，一部分给上海华界的官员，其余由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及其手下的大小流氓门徒按不同等级瓜分。

三鑫公司的最大的后台老板是法租界总巡费沃里，但相当一部分实权掌握在杜月笙手中，为杜月笙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经济基础，从此，杜月笙在流氓界的地位与黄金荣并驾齐驱了。

青帮成员

三、杜月笙实力渐渐超过黄金荣

本来上海滩上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被称为“三大亨”，三者势力相差无几。但从30年代起，杜月笙的势力已大大超过黄、张二人。

杜月笙掌握三鑫公司的实权之后，首先在租界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连法捕房中的法籍捕头，都争取投拜到杜的门下，充当杜的徒弟。

在帮会中与杜的地位本来相等的青帮流氓如顾嘉棠、苪庆荣、孙嘉福、荣炳根、袁珊宝等受杜笼络，甘心充当杜的助手。黄金荣于1927年从法租界督察长的职位上退休，在流氓界的地位相对减弱，而社月笙的势力则大有发展。

此外，杜月笙与国民党党国要人的关系也远超过了黄金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党国要人，大都“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每当周末，各位要员乘快车来沪吃喝漂赌，尽情玩乐。

而上海租界非国民政府所能管辖，这就要依靠在租界中有势力而又好客的杜月笙的关系，以便保障安全，并疏通各方面的关系。这就给杜一个拉拢党、政、军界要员的机遇。杜不仅与宋子文、孔祥熙等关系密切，而且对于边远地区的军人、失意军阀、落难政客等都积极拉拢，只要他们到上海，都殷勤款待。

民国时期的上海码头

杜既想学宋江的“江湖义气”，又摹仿春申君和孟尝君的养士之风。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吹捧他为“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更有文人为他写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而黄金荣在国民党上层的活动就远不及杜月笙。

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帮会在一定程度上趋向资产阶级化，大批帮会首领人物从事金融、工商业，同时，一部分资本家为寻求靠山而加入帮会，形成一部分资本家帮会化。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担任了数十个董事长、常务董事职务。

杜月笙还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讲求“三碗面”即情面、场面、体面。他积极从事社会慈善事业，参加赈灾。特别是在“一.二八”抗日救国运动中，他积极募捐支援前线，被选为地方维持会的副会长，博得“地方领袖”的称号。

而黄金荣虽然也涉足于银行业，但所经营的工商业较少。他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较保守，不愿冒风险。他所办的“事业”首先着眼于不亏本也不求暴利，所以多置房产与地产，坐收房租、地租，认为比投资工商业牢靠。他一生拒绝与别人合资开设企业，总怕亏本。

因而，杜月笙从30年代初开始，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其经济与社会地位远超过了黄金荣。

老上海的百年变迁

四、黄金荣与杜月笙的矛盾

杜月笙在政界、工商界的发展，具有排挤黄金荣势力的迹象。如杜的门徒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黄的门徒在上海军、警界都没有担任要职，其门徒陈培德在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时，竞被陆京士指控通敌，遂遭警备司令部拘押。这件事使黄金荣大为恼怒。黄金荣为此气愤地对别人说：杜月笙“吃饭忘记种田人”，意思是说杜不应该忘记他这位恩人。

黄金荣与杜月笙之间矛盾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以黄金荣为首的“忠信社”与杜月笙为首的“恒社”的对立。

忠信社从规模和活动能力上，都不是恒社的对手，不久就自我感到力量单薄，于是联络了与黄关系较好，与杜有矛盾的青帮首领、国民党党政界人物杨虎共同对付杜月笙的恒社。

杜月笙创办恒社

1936年夏秋之际，忠信社与杨虎领导的兴中社的骨干分子，每逢星期日在半淞园以聚餐形式密商对付杜帮的方案。所商定的方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帮，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等人。

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由黄金荣向蒋介石告状。

但经过六、七次秘密会议，工作进展不大，当“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忠信社陷入瘫痪，遂自行瓦解。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由浙江淳安返回上海，恢复了恒社总社。黄金荣也不甘寂寞，在其门徒的建议下，将原忠信社改名为荣社，采取了公开办社的形式。但黄金荣所依靠的邱子嘉等门徒的组织能力与活动能力都不足与恒社对坑，又加上黄门的下层流氓以荣社社员名义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荣社名声扫地，自趋衰落。

蒋经国曾经来沪督查

不久，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以破坏平定物价的罪名锒铛入狱，这件事见诸报端，轰动上海，使杜月笙十分难堪，杜曾怀疑是黄门人员暗中捣鬼所致。

结语：黄金荣与杜月笙的矛盾始终未公开化，他们只是暗中斗法，表面上保持了和气。据说杜月笙在上海解放前夕，出走香港之前曾到黄公馆看望了黄金荣，既是向黄告别，也是想劝黄一同赴港。

黄向杜表示年老体衰，不愿客死他乡。杜月笙由于当年汪寿华等血案的思想包袱，又知道蒋介石决不肯允许他留沪，而他也看透了蒋介石一再拿他“当夜壶使”的伎俩，故虽不留在上海，也拒绝随蒋赴台，他选择了避居香港。

黄金荣的晚年比较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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