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電裝工資集體協商會議 王豔/攝
在電裝（廣州南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沙電裝”）工作14年，劉小軍不光基本工資漲了3倍，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也很誘人：健康保障上除了社保外，公司還給職工和子女購買了商業保險；有夜班補貼、加班補貼和餐補；每個節日發放禮金，一年不請假的職工年終額外發放全勤獎；上下班有交通車補貼津貼；公司還制定了完善的職業晉升制度、教育培訓制度，確保職工共享企業發展。
劉小軍告訴記者，職工的生活越來越好得益於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其實，2010年6月，南沙電裝曾發生過停工事件，起因是勞資雙方缺乏溝通，同時，當時南沙電裝的工資水平在同等規模企業中偏低，進一步激化了職工的負面情緒。事件平息後，在政府及上級工會的指導下，公司及工會充分反省，決定啟動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南沙電裝工會主席黎志芳告訴記者，集體協商10年來，工作已經常態化，代表們突破了“不敢談”、“不會談”的瓶頸，意識到成功的協商需要用數據說話，科學精準“談薪”才能談到點子上。
協商從搭建平等對話平臺開始
“我們公司的集體協商工作一直都有，只是行政不重視，協商代表也不會談，導致效果不理想。”南沙電裝工會副主席陳祖容從事工會工作已有11年了。她說，停工事件後，2011年1月，公司設立了工會辦公室，增設3名專職幹事，建立了多種溝通機制，實施勞資職場懇談會（高層與員工面對面交流）、夜勤慰問（管理者與晚班員工面對面交流）、勞資懇談會（公司高層與工會委員會面對面交流）等方式，強化勞資雙方的溝通。
同時，工會積極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當年勞資雙方就簽訂了《集體協商規則》，約定每年4月啟動新一年的工資集體協商，次年1月啟動年終獎金協商。協商會議出席人員不僅限於勞資雙方的協商代表，資方的管理者，勞方的員工代表、工會小組長也可以列席協商會議。並在協商規則中約定，職工薪酬水平確保在周邊10家企業中保持前列。同年12月，經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又簽訂了集體合同，從制度層面規範了協商流程。
“協商的過程就是工會和職工、企業不斷溝通交流的過程。每次勞資雙方達成共識前，工會都會做大量工作搭建勞資雙方信息共享、平等對話交流的平臺，確保協商積極有效。”陳祖容告訴記者，積極溝通確保了職工對協商結果的高度認可。如2014-2017年，汽車行業以及汽車零配件行業進入平穩發展期，職工工資普調幅度呈現下降趨勢。“當時有很多職工不理解，導致2014年的集體協商談了8回，才達成一致。於是，2015年1月的獎金協商，工會在協商前就充分向職工說明公司的經營情況，引導職工提出合理期望，並提出將公司的7大指標與獎金掛鉤。”
信息不對稱導致協商效率低、效果差
2015年，黎志芳當選南沙電裝工會主席。坐在協商的談判桌上，黎志芳意識到，當職工的工資調幅達到一定程度時，工會如何引導職工合理表達訴求是個很重要的課題。“這時候光有溝通不夠，還要拿出職工和資方都能信服的數據，引導職工在瞭解並理解的情況下再進行協商。”黎志芳說。
黎志芳記憶最深刻的是2018年的工資集體協商，當年的集體協商工作整整持續了半年之久，是歷年來耗時最長的一次。從2018年3月中旬經由員工代表大會選舉出工資集體協商代表（5名）、意見收集等前期準備工作，到2018年9月14日最後一次員工代表對協商結果進行表決，“經歷了數十回內部溝通商討、6回正式勞資雙方協商會議、4回員工代表大會，最終以100%的表決率通過。”
“當時因為信息不對稱，職工和周邊同類型企業橫向對比落差大，積累了不滿情緒。”黎志芳說，針對這個問題，協商前期，工會成立了以協商代表為首的推進小組，整理、細化了員工意見。工會小組、員工代表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周邊同類型企業的信息，將數據擺在職工面前，讓職工更清楚地認識到市場環境、行業現狀、公司經營情況等，正向引導職工。“在獎金協商時，工會提出將原有的固定金額獎金換算成月數獎金，不僅確保了一線職工的獎金，也從貢獻度等方面進行了全盤考慮，獲得大部分職工的認可。”
“公式化”提升了集體協商的科學性
在推動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黎志芳除了重視用數據“談薪”外，還看重工作方式的創新。在今年的工資集體協商工作中，工會建議公司聘用外部諮詢公司評估公司各級別職工工資薪酬競爭力，這也是南沙電裝首次利用第三方客觀數據分析調整職工工資。同時，工會也參考了廣州市總工會對全市15個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做的調研報告。
在大量的數據信息基礎上，勞資雙方協商，將職工中競爭力不足的級別進行調整，並把薪酬評價制度調整為普調+調整工資+個人工資（人事部門對職工的評價部分），引導職工多勞多得。公司也同意在利潤率下滑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拿出資金合理分配。
“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公式化’制度，職工的工資怎麼漲、漲多少，用數據說話。”黎志芳介紹，該制度通過對公司的銷售收入、利潤、資產負債、資產損益、上年度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數據實證測算，得出客觀、實用的參考標準，工會只需將關鍵數據套入公式，結合內外部情況，就可得出當年漲薪總額。
“協商公式化後，明確在大環境不變的前提下，結合公司經營數據計算工資漲幅，提高了協商的科學性。” 黎志芳說，本年度的工資集體協商，僅通過2回正式協商會議，就達成在利潤率下降的情況下，確保職工工資穩定增長的協商結果，效果非常好。（南方工報全媒體記者王豔）
閱讀更多 南方工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