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一)“明治維新”推動日本發動戰爭?

關於作者

加藤陽子,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1989年在東京大學大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曾任山梨大學助理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專攻日本近代史。曾出版《日本近代戰爭史》《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昭和天皇與戰爭的世紀》《滑向戰爭》等多部歷史著作。

關於本書

在這本被稱為“日本近代史研究最前沿”的著作中,作者回答了歷史是如何推進的、戰爭是如何發生的等一系列問題,幫助讀者從更多元的視角理解日本近代史上幾次改變國運的戰爭。

核心內容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國內上至社會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認定“唯有戰爭才是出路”。戰爭不是日本政府的擅自決定,而是日本民眾的集體選擇。形成這種局面,歸根結底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內的博弈不斷激化,最終使日本人做出了侵華戰爭的集體選擇。

《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一)“明治維新”推動日本發動戰爭?

前言

今天要給你講的這本書叫《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書名就已經表達了這本書的內容:它講的是日本人是怎樣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過去我們談起這個話題,有很多比較流行的說法。比如說,日本遭到經濟危機的打擊,開始法西斯化。為了轉移國內民眾注意力,就發動了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還有人說,日本對這場戰爭是蓄謀已久的。日本高層早就制訂了所謂的大陸政策,計劃先征服朝鮮,再奪取中國東北,進而吞併整個中國,進軍亞洲,征服世界。

類似這樣的說法,背後都有一個共同認識,那就是這場戰爭是日本高層一小撮法西斯分子挑起來的,日本民眾並不願意走上戰場,只是被政府強迫,不得不去打仗罷了。

今天這本書的作者,卻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國內上至社會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認定“唯有戰爭才是出路”。所以,這本書的書名不是“日本為何選擇了戰爭”,而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作者其實是想說,戰爭不是日本政府的擅自決定,而是日本民眾的集體選擇。形成這種局面,歸根結底可以一直追溯到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內的博弈不斷激化,最終使日本人做出了侵華戰爭的集體選擇。

作者能夠提出這種突破性的觀點,是因為作者是一位日本學者。她不是以戰爭受害者的視角,而是從日本自身的視角出發,去反思日本的戰爭責任,以及日本民眾對於戰爭的推動作用。作者名叫加藤陽子,她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我在東京大學留學期間,就曾經聽過她的課。加藤陽子還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多年以來,堅持面向日本民眾舉辦講座,引導民眾反思日本的戰爭罪行,避免再次犯錯。

今天這本書,是作者講座內容的合集,也是作者畢生研究心血的結晶。我將從明治維新開始,來為你展現,日本究竟是怎樣一步步走向二戰的。

第一部分

我們知道,明治維新使日本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但作者卻指出,明治維新也造成了新的問題,這推動日本政府了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一場戰爭,也就是針對清朝的甲午戰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明治維新以後成立的新政府,被歷史學家稱為“藩閥政府”,藩就是藩鎮的那個藩,閥就是門閥的閥。明治維新以前的江戶幕府時代,實行的是“幕藩體制”,中央有一個德川幕府,統領著各地的封建領主,這些領主被稱為“藩”。後來起兵推翻德川幕府的,就是日本西南部的兩個強大的藩,叫作長州藩和薩摩藩。長州藩,在今天的日本被稱為山口縣。薩摩藩,在今天被稱為鹿兒島縣。長州藩和薩摩藩擁立明治天皇,推翻德川幕府,建立了新政府。這兩大強藩中有不少人都出任新政府的高官,這種以兩大強藩為核心的門閥政治,就被稱作“藩閥政治”。

藩閥壟斷了政治權力,但當時日本社會還有很多人,也想參與政治。請注意,明治維新在政治上的一大建樹,就是廢除了封建等級,在法律上肯定了所有國民的平等地位。理論上,所有國民都可以參與政治。那些被藩閥政治排除在外的勢力,尤其是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大多是原來的中下級武士,就紛紛組織政黨,參加議會選舉。早在甲午戰爭爆發的五年前,也就是1889年,日本就已經效仿西方,成立了所謂的“帝國議會”。在議會選舉的新規則下,那些在野勢力紛紛組建了自己的政黨。比如當時的自由黨和改進黨,就是由這些勢力組建的。

不過,日本雖然有了議會,但選舉制度還很不完善,政府的職位都被長州藩和薩摩藩把持,新興勢力就算在議會佔據了優勢,還是很難出頭。近代日本的大思想家福澤諭吉就說,雖然自由黨和改進黨在議會里佔了八成的席位,但也只能否決政府的立法和預算,這兩個黨的議員根本沒法在政府裡佔據重要職位。那種情況很像我們的東晉門閥政治,你再有本事,只要出身寒門,當官就沒你的份。

那新興勢力是不是隻能認命呢?倒也不是。前面提到的福澤諭吉就說,如果朝鮮等地被納入日本的統治,日本在當地建立殖民統治機構,那瞬間就會多出幾千個政府職位。新興勢力在日本本土找不到希望,可以曲線救國,去這些地方當官。只要進入官僚系統,過上幾年,說不定還有機會能調回日本呢?

福澤諭吉的這個說法,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異想天開,而是當時日本社會的共識。日本當時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叫作“徵韓論”,韓指的就是今天的朝鮮半島。徵韓論就是一套鼓吹日本應該對外擴張,吞併朝鮮半島的理論。

後來歷史的發展,也確實印證了福澤諭吉的說法。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逼迫清朝割讓了臺灣,並在臺灣建立了所謂的“總督府”。到了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日本在臺灣的“總督府”一共有43870名官員。朝鮮半島的面積和人口都超過臺灣,日本在朝鮮的總督府當然可以提供更多的職位。你看,日本的海外擴張,為國內這些急於出頭的新興勢力提供了機會。

所以,日本的新興勢力就利用輿論,拼命鼓吹戰爭。日本自由黨辦了一份名叫《自由燈》的報紙。當時這份報紙曾經刊登過一篇文章,說朝鮮關乎日本的安全,萬一朝鮮被俄羅斯佔領,日本就危險了。日本為了生存,必須儘快把朝鮮據為己有。

1894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就是以朝鮮問題為導火索。那一年,朝鮮爆發了農民起義,清朝受朝鮮請求,出兵幫助鎮壓叛亂。日本新興勢力也在議會大肆活動,通過了出兵朝鮮的議案。日本在朝鮮不斷製造事端,蓄意挑起了甲午戰爭。總之,日本發動這場戰爭,本質上是國內新興勢力尋求參政機會的結果。

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在戰爭剛結束不久,卻馬上遭遇了挫折。這次挫折促使日本國內的政治結構發生變化,為國內的博弈升級埋下了種子。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下面我就帶你看看其中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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