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來到這裡——樹華農場——他必定會感覺到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戰爭，和戰爭所帶來的轟炸、屠殺，與死亡。專憑風景來說，這裡真值得被稱為亂世的桃源。前面是剛由一個小小的峽口轉過來的江，江水在冬天與春天總是使人願意跳進去的那麼澄清碧綠。背後是一帶小山。山上沒有什麼，除了一叢叢的綠竹矮樹，在竹、樹的空處往往露出赭色的塊塊兒，象是畫家給點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裡，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當中露出一兩塊白牆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樹華農場。江上的小渡口，離農場大約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轉頭來，望一望這美麗的地方。他們若上了那斜著的坡道，就必定向農場這裡指指點點，因為樹上半黃的橘柑，或已經紅了的蘋果，總是使人注意而想誇讚幾聲的。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或遇到什麼大家休假的日子，城裡的士女有時候也把逛一逛樹華農場作為一種高雅的舉動，而這農場的美麗恐怕還多少地存在一些小文與短詩之中咧。
創辦一座農場必定不是為看著玩的：那麼，我們就不能專來諛贊風景而忽略更實際一些的事兒了。由實際上說，樹華農場的用水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江就在它的腳底下。出品的運出也沒有問題。它離重慶市不過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邊上也有小路。它的設備是相當可觀的：有鴨鵝池、有兔籠、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園。鴨蛋、鮮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象重慶那樣的都市所必需的東西。況且，它的創辦正在抗戰的那一年：重慶的人口，在抗戰後，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東西，象青菜與其他樹華農場所產生的東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賺錢是沒有問題的。
從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遠，就有一些還未完全風化的紅石，石旁生著幾叢細竹。到了竹叢，便到了農場的窄而明潔的石板路。離竹叢不遠，相對的長著兩株青松，松樹上掛著兩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著“樹華農場”。石板路邊，靠江的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從花的各種顏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綠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許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後面是各種果樹。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當寬的藤蘿架，這便是農場的大門，橫匾上刻著“樹華”兩個隸字。進了門，在綠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見幾片柔軟而輕的鴨鵝毛，因為鴨鵝的池塘便在左手方。這裡的鴨是純白而肥碩的，真正的北平填鴨。對著鴨池是平平的一個壩子，滿種著花草與菜蔬。在壩子的末端，被竹樹掩覆著，是辦公廳。這是相當堅固而十分雅緻的一所兩層的樓房，花果的香味永遠充滿了全樓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樓房的後邊，時時有羊羔悲哀地啼喚。
這一些設備，教農場至少要用二十來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產能力，和出品銷路的良好來說，除了一切開銷，它還應當賺錢。無論是內行人還是外行人，只要看過這座農場，大概就不會想象到這是賠錢的事業。
然而，樹華農場賠錢。
創辦的時候，當然要往“裡”墊錢。但是，雞鴨、青菜、鮮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長的時間就可以在利潤方面有些數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盤上看，假若第二年還不十分順利的話，至遲在第三年的開始就可以絕對地看賺了。
可是，樹華農場的賠損是在創辦後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東會議的時候，場長與股東們都對著賬簿發了半天的楞。
賠點錢，場長是絕不在乎的，他不過是大股東之一，而被大家推舉出來作場長的。他還有許多比這座農場大的多的事業。可是，即使他對這小小的事業賠賺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鮮美的花草，就把賠錢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他現在——在股東會上——究竟有點不大好過。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處會賺錢，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實業家。農場賠錢？這傷了他的自尊心。他賠點錢，股東他們賠點錢，都沒有關係：只是，下不來臺！這比什麼都要緊！股東們呢，多數的是可以與場長立在一塊兒呼兄喚弟的。他們的名望、資本、能力，也許都不及場長，可是在賠個萬兒八千塊錢上來說，場長要是沉得住氣，他們也不便多出聲兒。很少數的股東的確是想投了資，賺點錢，可是他們不便先開口質問，因為他們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著脖子紅著筋地發言，也許得罪了場長和大股東們——這，恐怕比賠點錢的損失還更大呢。
事實上，假若大家肯打開窗子說亮話，他們就可以異口同聲地，確鑿無疑地，馬上指出賠錢的原因來。原因很簡單，他們錯用了人。場長，雖然是場長，是不能、不肯、不會、不屑於到農場來監督指導一切的。股東們也不會十趟八趟跑來看看的——他們只願在開會的時候來作一次遠足，既可以欣賞欣賞鄉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們喝兩盅酒，附帶地還可以露一露股東的身份。除了幾個小股東，多數人接到開會的通知，就彷彿在箱子裡尋找迎節當令該換的衣服的時候，偶然的發現了想不起怎麼隨手放在那裡的一卷鈔票——“嘔，這兒還有點玩藝兒呢！”
農場實際負責任的人是丁務源，丁主任。
丁務源，丁主任，管理這座農場已有半年。農場賠錢就在這半年。
連場長帶股東們都知道，假若他們脫口而出地說實話，他們就必定在口裡說出“賠錢的原因在——”的時節，手指就確切無疑地伸出，指著丁務源！丁務源就在一旁坐著呢。但是，誰的嘴也沒動，手指自然也就無從伸出。
他們，連場長帶股東，誰沒吃過農場的北平大填鴨，意大利種的肥母雞，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兒童們跳起來的大雞蛋鴨蛋？誰的瓶裡沒有插過農場的大枝的桂花、臘梅、紅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樓子的芍藥，牡丹與茶花？誰的盤子裡沒有盛過使男女客人們讚歎的山東大白菜，綠得象翡翠般的油菜與嫩豌豆？
這些東西都是誰送給他們的？丁務源！
再說，誰家落了紅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個跑來幫忙？誰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象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是的，丁主任就在這裡坐著呢。可是誰肯伸出指頭去戳點他呢？
什麼責任問題，補救方法，股東會都沒有談論。等到丁主任預備的酒席吃殘，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說聲“美滿閉會”了。
丁務源是哪裡的人？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無別——的鄉親。他的言語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貫，他會把他所到過的地方的最簡單的話，例如四川的“啥子”與“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媽啦巴子”……都美好的聯結到一處，變成一種獨創的“國語”；有時候也還加上一半個“孤得”，或“夜司”，增加一點異國情味。
四十來歲，中等身量，臉上有點發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務源不是個俊秀的人，而令人喜愛。他臉上那點發亮的肌肉，已經教人一見就痛快，再加上一對光滿神足，顧盼多姿的眼睛，與隨時變化而無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討人愛，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現他的天才而使人讚歎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長袍，不管是綢的還是布的，不管是單的還是棉的，永遠是半新半舊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遠是比他的身材稍微寬大一些，於是他垂著手也好，揣著手也好，掉揹著手更好，老有一些從容不迫的氣度。他的小褂的領子與袖口，永遠是潔白如雪；這樣，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塊油漬，或大襟上微微有點折縐，可是他的雪白的內衣的領與袖會使人相信他是最愛清潔的人。他老穿禮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褲腳兒上扎著綢子帶兒；快走，那白白的鞋底與顫動的腿帶，會顯出輕靈飄灑；慢走，又顯出雍容大雅。長袍，布底鞋，綢子褲腳帶兒合在一處，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領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筆和一支白亮的鉛筆，來調和一下。他老在說話，而並沒說什麼。“是呀”，“要得麼”，“好”，這些小字眼被他輕妙地插在別人的話語中間，就好象他說了許多話似的。到必要時，他把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來，而只轉轉眼珠，或輕輕一咬嘴唇，或給人家從衣服上彈去一點點灰。這些小動作表現了關切、同情、用心，比說話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見大事，他總是斬釘截鐵地下這樣的結論——沒有問題，絕對的！說完這一聲，他便把問題放下，而閒扯些別的，使對方把憂慮與關切馬上忘掉。等到對方滿意地告別了，他會倒頭就睡，睡三四個鐘頭；醒來，他把那件絕對沒有問題的事忘得一乾二淨。直等到那個人又來了，他才想起原來曾經有過那麼一回事，而又把對方熱誠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邊。及至那個人快惱了他的時候，他會用農場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和好。天下事都絕對沒有問題，因為他根本不去辦。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遠不會發愁。他絕對沒有任何理想，所以想發愁也無從發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決一切，至少能使他無憂無慮，臉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過去的手段，都是絕妙的手段。當他剛一得到農場主任的職務的時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爺，與舅爺的舅爺包圍起來，他馬上變成了這群人的救主。沒辦法，只好一一敷衍。於是一部分有經驗的職員與工人馬上被他“歡送”出去，而舅爺與舅爺的舅爺都成了護法的天使。佔據了地上的樂園。
沒被辭退的職員與園丁，本都想辭職。可是，丁主任不給他們開口的機會。他們由書面上通知他，他連看也不看。於是，大家想不辭而別。但是，趕到真要走出農場時，大家的意見已經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職以後，什麼也沒過問，而在兩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記得飛熟，並且知道了他們的籍貫。“老張！”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象有兩條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張的心裡，“你是廣元人呀？鄉親！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張的武裝。
“老謝！”丁主任的有肉而滾熱的手拍著老謝的肩膀，“嘔，恩施？好地方！鄉親！要得麼！”於是，老謝也繳了械。
多數的舊人們就這樣受了感動，而把“不辭而別”的決定視為一時的衝動，不大合理。那幾位比較堅決的，看朋友們多數鳴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說什麼，雖然心裡還有點不大得勁兒。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們的肩頭上，他們反覺得只有給他效勞，庶幾乎可以贖出自己的行動幼稚、冒昧的罪過來。“丁主任是個朋友！”這句話即使不便明說，也時常在大家心中飛來飛去，象出籠的小鳥，戀戀不忍去似的。大家對丁主任的信任心是與時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開口，人家丁主任是不會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應的。他們的請託的話還沒有說完，丁主任已說了五個“要得”。丁主任受人之託，事實上，是輕而易舉的。比方說，他要進城——他時常進城——有人託他帶幾塊肥皂。在託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極便宜的價錢買到極好的東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裡，順腳走進那最大的鋪子，隨手拿幾塊最貴的肥皂。拿回來，一說價錢，使朋友大吃一驚。“貨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曉得！多出錢，到大鋪子去買，吃不了虧！你不要，我還留著用呢！你怎樣？”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東西接過去，連聲道謝。
大家可是依舊信任他。當他們暗中思索的時候，他們要問：託人家帶東西，帶來了沒有？帶來了。那麼人家沒有失信。東西貴，可是好呢。進言無二價的大鋪子買東西，誰不會呢，何必託他？不過，既然託他，他——堂堂的丁主任——豈是擠在小攤子上爭錢講價的人？這隻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場裡的人們又有耳聞：人家丁主任給場長與股東們辦事也是如此。不管辦個“三天”，還是“滿月”，丁主任必定聞風而至，他來到，事情就得由他辦。煙，能買“炮臺”就買“炮臺”，能買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臺”與“貴妃”，起碼也是綿竹大麯。飯菜，嘔，先不用說飯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園的，主人們沒法挑眼。不錯，丁主任的手法確是太大；可是，他給主人們作了臉哪。主人說不出話來，而且沒法不佩服丁主任見過世面。有時候，主婦們因為丁主任太好鋪張而想表示不滿，可是丁主任送來的禮物，與對她們的殷勤，使她們也無從開口。她們既不出聲，男人們就感到事情都辦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這樣，丁主任既在場長與股東們眼中有了身分，農場裡的人們就不敢再批評什麼；即使吃了他的虧，似乎也是應當的。
及至丁主任作到兩個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辭職，而且很怕被辭了。他們寧可舍著臉去逢迎諂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帶來的人，因為不會作活，也就根本什麼也不幹。原有的工人與職員雖然不敢照樣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象原先那樣實對實地每日作八小時工。他們自動把八小時改為七小時，慢慢地又改為六時，五小時。趕到主任進城的時候，他們乾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悶得慌，於是麻將與牌九就應運而起；牛羊們餓得亂叫，也壓不下大家的歡笑與牌聲。有一回，大家正賭得高興，猛一抬頭，丁主任不知道什麼時候人不知鬼不覺地站在老張的後邊！大家都楞了！
“接著來，沒關係！”丁主任的表情與語調頓時教大家的眼都有點發溼。“幹活是幹活，玩是玩！老張，那張八萬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象都剛胡了滿貫似的，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動得手指直顫。
大家讓主任加入。主任無論如何不肯破壞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強被大家拉住，改組。“賭場上可不分大小，贏了拿走，輸了認命，別說我是主任，誰是園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著說。大家沒有異議。“還玩這麼大的，可是加十塊錢的望子，自摸雙？”大家又無異議。新局開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來，他一聲不出，連“要得”也不說了。他自己胡牌，輕輕地好象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別人胡牌，他微笑著，幾乎是畢恭畢敬地送過籌碼去。十次，他總有八次贏錢，可是越贏越受大家敬愛；大家彷彿寧願把錢輸給主任，也不願隨便贏別人幾個。把錢輸給丁主任似乎是一種光榮。
不過，從實際上看，光榮卻不象錢那樣有用。錢既輸光，就得另想生財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獲得的收入，誰都曉得，是有固定的數目。指著每月的工資去與丁主任一決勝負是作不通的。雖然沒有創設什麼設計委員會，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農場的主意。主意容易打，執行的勇氣卻很不易提起來。可是，感謝丁主任，他暗示給大家，農場的東西是可以自由處置的。沒看見嗎，農場的出品，丁主任都隨便自己享受，都隨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帶來的“親兵”也是如此，那麼，別人又何必分外的客氣呢？
於是，樹華農場的肥鵝大鴨與油雞忽然都罷了工，不再下蛋，這也許近乎汙衊這一群有良心的動物們，但是農場的賬簿上千真萬確看不見那筆蛋的收入了。外間自然還看得見樹華的有名的鴨蛋——為孵小鴨用的——可是價錢高了三倍。找好鴨種的人們都交頭接耳地嘀咕：“樹華的填鴨鴨蛋得託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這句話裡，老張、老謝、老李都成了被懇託的要人。
在蛋荒之後，緊接著便是按照科學方法建造的雞鴨房都失了科學的效用。樹華農場大鬧黃鼠狼，每晚上都丟失一兩隻大雞或肥鴨。有時候，黃鼠狼在白天就出來為非作歹，而在他們最猖獗的時間，連牛犢和羊羔都被劫去；多麼大的黃鼠狼呀！
鮮花、青菜、水果的產量並未減少，因為工友們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滅亡。在他們賭輸了，睡足了之後，他們自動地努力工作，不是為公，而是為了自己。不過，產量雖未怎麼減少，農場的收入卻比以前差的多了。果子、青菜，據說都鬧蟲病。果子呢，須要剔選一番，而後付運，以免損害了農場的美譽。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落選的果子彷彿更大更美麗一些，而先被運走。沒人能說出道理來，可是大家都喜歡這麼作。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說吧，等到上船的時節，三斤重的就變成了一斤或一斤多點；那外面的大肥葉子——據說是受過蟲傷的——都被剝下來，洗淨，另捆成一把一把的運走，當作“豬菜”賣。這種豬菜在市場上有很高的價格。
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沒有任何表示，當夜裡鬧黃鼠狼子的時候，即使他正醒著，聽得明明白白，他也不會失去身分地出來看看。及至次晨有人來報告，他會順口答音地聲明：“我也聽見了，我睡覺最警醒不過！”假若他高興，他會繼續說上許多關於黃鼬和他夜間怎樣警覺的故事，當被黃鼬拉去而變成紅燒的或清燉的雞鴨，擺在他的面前，他就絕對不再提黃鼬，而只談些烹飪上的問題與經驗，一邊說著，一邊把最肥的一塊鴨夾起來送給別人：“這麼肥的鴨子，非掛爐燒烤不夠味；清燉不相宜，不過，湯還看得！”他極大方地嚐了兩口湯。工人們若獻給他錢——比如賣豬菜的錢——他絕對不肯收。“咱們這裡沒有等級，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豬菜的錢！晚上打幾圈兒好啦！要得嗎？”他自己親熱地回答上，“要得！”把個“得”字說得極長。幾圈麻將打過後，大家的豬菜錢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順地入了主任的腰包。當一五一十的收錢的時候，他還要謙遜地聲明：“咱們的牌都差不多，誰也說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孫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夠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會打牌！不信，你給他個司長，他都不作，一個月打一次小牌就夠了！”秦妙齋從十五歲起就自稱為寧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歲，看“才子”這個詞兒不大時行了，乃改稱為全國第一藝術家。據他自己說，他會雕刻、會作畫、會彈古琴與鋼琴、會作詩、小說，與戲劇：全能的藝術家。可是，誰也沒有見過他雕刻，畫圖，彈琴，和作文章。
在平時，他自居為藝術家，別人也就順口答音地稱他為藝術家，倒也沒什麼。到了抗戰時期，正是所謂國亂顯忠臣的時候，藝術家也罷，科學家也罷，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領來報效國家，而秦妙齋先生什麼也拿不出來。這也不算什麼。假若他肯虛心地去學習，說不定他也許有一點天才，能學會畫兩筆，或作些簡單而通俗的文字，去宣傳抗戰，或者，乾脆放棄了天才的夢，而腳踏實地地去作中小學的教師，或到機關中服務，也還不失為盡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學習，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飄飄搖搖地作個空頭藝術家。
他在抗戰後，也曾加入藝術家們的抗戰團體。可是不久便冷淡下來，不再去開會。因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藝術家，理當在各團體中取得領導的地位。可是，那些團體並沒有對他表示敬意。他們好象對他和對一切好虛名的人都這麼說：誰肯出力作抗戰工作，誰便是好朋友；反之，誰要是藉此出風頭，獲得一點虛名與虛榮，誰就乘早兒退出去。秦妙齋退了出來。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覺得這樣的敗退，並不是因為自己的淺薄虛偽，而是因為他的本領出眾，不見容於那些妒忌他的人們。他想要獨樹一幟，自己創辦一個什麼團體，去過一過領導的癮。這，又沒能成功，沒有人肯聽他號召。在這之後，他頗費了一番思索，給自己想出兩個字來：清高。當他和別人閒談，或獨自呻吟的時候，他會很得意地用這兩個字去抹殺一切，而抬高自己：“而今的一般自命為藝術家的，都為了什麼？什麼也不為，除了錢！真正懂得什麼叫作清高的是誰？”他的鼻尖對準了自己的胸口，輕輕地點點頭。“就連那作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難道不拿薪水麼？……”可是“你怎麼活著呢？你的錢從什麼地方來呢？”有那心直口快的這麼問他。“我，我，”他有點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給我！”
是的，秦妙齋的父親是財主。不過，他不肯痛快地供給兒子錢化。這使秦妙齋時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問急了，他不肯輕易的提出“爸爸”來。就是偶爾地提到，他幾乎要把那個最有力量的形容字——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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