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云：“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从后期开启赵宋以降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循着这位史学泰斗的话，我们去考察唐代儒学，便会发现陈寅恪先生所言非虚，如果说儒家思想是支撑唐王朝的一根暗脉，那么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层出不竭的文人儒士则成为这根暗脉汩汩奔流的血液，而在安史之乱后，两对师徒在儒学复振上所做的努力，更是让中国儒学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拐点，正是这个拐点，开启了宋学系统的先声。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
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
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李白《嘲鲁儒》
这首《嘲鲁儒》，为开元末年李白初游东鲁时所作。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安邦治国之策。李白自恃其才，曾受到某些“鲁儒”的轻视和嘲笑，遂以此诗反讥之。对于儒家思想，李白既有认同，同时也有批判。他坚信自己能经天纬地，“天生我材必有用”，同时又对一生埋头于五经的儒生不以为然，正因如此，李白没有走科举致仕这一常规的入仕之路，而是一生云游四方，狂放不羁。事实上，李白这首诗所折射的，也是唐朝统一儒家经说之后，所呈现的硬币的反面。孔颖达《五经正义》的颁行天下，止息了此前儒家各流派的学术纷争，使中央政府有了王道教化的官方注疏，让天下儒生有了科举仕进的统一读本，但从另一方面看，又让学术“无异文”“无异说”，经学遂废，争鸣不再，“一代谈经之人，廖廖可数”，消弭了儒学的灵性，至于应试的举子们，更是抱定章句，不通世务，成为缺乏独立思考的人群。而历经安史之乱的荼毒，随着儒学进入下行的轨道，一批儒生文士开始意识到，若要复振儒学，就要反对过去那种不穷旨义，墨守章句的习经之法，将所学施于实物，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在这群发出质疑之声的文儒中，啖助和陆淳，无疑是其中的代表。
啖助与陆淳师徒二人是以治“春秋学”闻名于时的。这两位处于安史之乱由盛转衰期的文儒，与寻章摘句读死书的唐代儒士不同在于，敢于质疑经典，挑战权威。作为“春秋学”的首倡者，博通经学的啖助大胆疑经，如其言孔子修《春秋》的立意，“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木，不壹守旧典，明矣。”又认为《左传》非左丘明一人所作，“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同时指出公羊名高、毂梁名赤，不知何据，未必是实。正因如此，啖助倡导为学不必严守“师法”和“家法”，应变《春秋》学专门之学为通学，并以十年之功，写就《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二书，在其汪洋恣肆的文字中，啖助不再受春秋三传的束缚，儒家经典更不再是不容撼动的铁律。而师承啖助的质疑精神，他的弟子陆淳继续高扬起“新春秋经学”的旗帜，他不仅对啖助的著作进行了补充完善，更大胆地对春秋三传发出疑问，直抒见解，形成了自己的著述。
对这师徒二人的质疑精神，《新唐书》并不认可，在这部官方正史的编纂者看来，“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即《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陆(淳)从而唱之，遂显于时。”而放在中国儒学发展的宏阔背景之下，治学风格有异于先儒的啖助师徒，公允地说，却应是在学风上开启了“宋明理学”“空言说经，任意附会”的先河，正是因为他们师徒二人的出现，才让安史之乱后的儒学复振没有成为简单的复振，而是改变了中国儒学的走向，完成了经学的嬗变，当以训诂为特色的汉章句之学逐渐向以陈析义理为特色的宋代新儒学过渡，啖助师徒的努力，绝对不能抹杀。
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穷终始。
往年弄笔嘲同异，怪辞惊众谤不已。
——韩愈《寄卢仝》（节选）
如果说啖助师徒的质疑精神让宋明理学有了“空言说经，任意附会”的底气；那么韩愈、李翱师徒的探索精神刚为宋明理学注入了思想的内核。这首《寄卢仝》，实为韩愈以诗歌的形式写给友人卢仝的一封信，在这封“诗札”中，韩愈认为文人儒士不仅要考辩《五经》，更应延宕开自己的学术视野，进行横向的分析和纵向比较，而正是由于不固守儒家经典，才让他为传统的儒学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的《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无不闪烁着深刻的哲学光芒，而蕴含于这些著述中的“天命论”、“道统说”、“人性论”，更是构成了韩愈的新儒学理论，在韩愈看来，“道”乃儒家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是之焉之谓道，足乎以无待于外之谓德”；而他对“人性论”的阐释，则是“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在他眼中，“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而面对当时佛教盛行的状况，韩愈更在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的“法统”，他的辟佛理论甚至惹怒了当朝皇帝，差点为此丢了性命。但必须承认的是，正是他的“道济天下之溺”，让中晚唐的儒学样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核。及至他的学生李翱，更是韩愈儒学探索的基础上，以“性情”为中心，大胆发声，结合《中庸》、《易》等儒家文本，开始了将儒学理论重心向心性论的转轨。
韩愈师徒对儒学的不断求索，被宋明理学充分地继续和弘扬，在宋明理学的儒学理论框架内，韩愈的“性”被发展成为“天命之性”，韩愈所云的“情”被提升为“气质之性”。当宋儒以重阐释义理取代汉儒的重治经训诂，当程朱理学和此后的陆王心学蔚为大观，形成一场波澜壮阔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并迸发出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哲学智慧，深深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我们其实真要对生活在公元八世纪的啖助、韩愈这两对师徒投去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对中国儒学创造性的复振，点亮了后世的思想之光，让中国儒学的发展延伸出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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