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曾雲：“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從後期開啟趙宋以降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者如此， 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循著這位史學泰斗的話，我們去考察唐代儒學，便會發現陳寅恪先生所言非虛，如果說儒家思想是支撐唐王朝的一根暗脈，那麼在其近三百年的歷史演進中，層出不竭的文人儒士則成為這根暗脈汩汩奔流的血液，而在安史之亂後，兩對師徒在儒學復振上所做的努力，更是讓中國儒學呈現出一個全新的拐點，正是這個拐點，開啟了宋學系統的先聲。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
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
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
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
——李白《嘲魯儒》
這首《嘲魯儒》，為開元末年李白初遊東魯時所作。魯地有儒者雖皓首窮經，卻死守章句，不懂安邦治國之策。李白自恃其才，曾受到某些“魯儒”的輕視和嘲笑，遂以此詩反譏之。對於儒家思想，李白既有認同，同時也有批判。他堅信自己能經天緯地，“天生我材必有用”，同時又對一生埋頭於五經的儒生不以為然，正因如此，李白沒有走科舉致仕這一常規的入仕之路，而是一生雲遊四方，狂放不羈。事實上，李白這首詩所折射的，也是唐朝統一儒家經說之後，所呈現的硬幣的反面。孔穎達《五經正義》的頒行天下，止息了此前儒家各流派的學術紛爭，使中央政府有了王道教化的官方註疏，讓天下儒生有了科舉仕進的統一讀本，但從另一方面看，又讓學術“無異文”“無異說”，經學遂廢，爭鳴不再，“一代談經之人，廖廖可數”，消弭了儒學的靈性，至於應試的舉子們，更是抱定章句，不通世務，成為缺乏獨立思考的人群。而歷經安史之亂的荼毒，隨著儒學進入下行的軌道，一批儒生文士開始意識到，若要復振儒學，就要反對過去那種不窮旨義，墨守章句的習經之法，將所學施於實物，才是真正的儒家精神。在這群發出質疑之聲的文儒中，啖助和陸淳，無疑是其中的代表。
啖助與陸淳師徒二人是以治“春秋學”聞名於時的。這兩位處於安史之亂由盛轉衰期的文儒，與尋章摘句讀死書的唐代儒士不同在於，敢於質疑經典，挑戰權威。作為“春秋學”的首倡者，博通經學的啖助大膽疑經，如其言孔子修《春秋》的立意，“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木，不壹守舊典，明矣。”又認為《左傳》非左丘明一人所作，“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同時指出公羊名高、轂梁名赤，不知何據，未必是實。正因如此，啖助倡導為學不必嚴守“師法”和“家法”，應變《春秋》學專門之學為通學，並以十年之功，寫就《春秋集傳》和《春秋統例》二書，在其汪洋恣肆的文字中，啖助不再受春秋三傳的束縛，儒家經典更不再是不容撼動的鐵律。而師承啖助的質疑精神，他的弟子陸淳繼續高揚起“新春秋經學”的旗幟，他不僅對啖助的著作進行了補充完善，更大膽地對春秋三傳發出疑問，直抒見解，形成了自己的著述。
對這師徒二人的質疑精神，《新唐書》並不認可，在這部官方正史的編纂者看來，“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即《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陸(淳)從而唱之，遂顯於時。”而放在中國儒學發展的宏闊背景之下，治學風格有異於先儒的啖助師徒，公允地說，卻應是在學風上開啟了“宋明理學”“空言說經，任意附會”的先河，正是因為他們師徒二人的出現，才讓安史之亂後的儒學復振沒有成為簡單的復振，而是改變了中國儒學的走向，完成了經學的嬗變，當以訓詁為特色的漢章句之學逐漸向以陳析義理為特色的宋代新儒學過渡，啖助師徒的努力，絕對不能抹殺。
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窮終始。
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眾謗不已。
——韓愈《寄盧仝》（節選）
如果說啖助師徒的質疑精神讓宋明理學有了“空言說經，任意附會”的底氣；那麼韓愈、李翱師徒的探索精神剛為宋明理學注入了思想的內核。這首《寄盧仝》，實為韓愈以詩歌的形式寫給友人盧仝的一封信，在這封“詩札”中，韓愈認為文人儒士不僅要考辯《五經》，更應延宕開自己的學術視野，進行橫向的分析和縱向比較，而正是由於不固守儒家經典，才讓他為傳統的儒學理論注入了新的血液。他的《原道》、《原性》、《原人》、《原毀》、《原鬼》，無不閃爍著深刻的哲學光芒，而蘊含於這些著述中的“天命論”、“道統說”、“人性論”，更是構成了韓愈的新儒學理論，在韓愈看來，“道”乃儒家之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是之焉之謂道，足乎以無待於外之謂德”；而他對“人性論”的闡釋，則是“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在他眼中，“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而面對當時佛教盛行的狀況，韓愈更在站在儒家立場上，以儒家“道統”對抗佛家的“法統”，他的闢佛理論甚至惹怒了當朝皇帝，差點為此丟了性命。但必須承認的是，正是他的“道濟天下之溺”，讓中晚唐的儒學樣貌呈現出更加豐富的精神內核。及至他的學生李翱，更是韓愈儒學探索的基礎上，以“性情”為中心，大膽發聲，結合《中庸》、《易》等儒家文本，開始了將儒學理論重心向心性論的轉軌。
韓愈師徒對儒學的不斷求索，被宋明理學充分地繼續和弘揚，在宋明理學的儒學理論框架內，韓愈的“性”被髮展成為“天命之性”，韓愈所云的“情”被提升為“氣質之性”。當宋儒以重闡釋義理取代漢儒的重治經訓詁，當程朱理學和此後的陸王心學蔚為大觀，形成一場波瀾壯闊又影響久遠的儒學運動，並迸發出思考和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的哲學智慧，深深影響中國古代社會後半期的社會發展和文明走勢，我們其實真要對生活在公元八世紀的啖助、韓愈這兩對師徒投去深深的敬意，正是他們對中國儒學創造性的復振，點亮了後世的思想之光，讓中國儒學的發展延伸出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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