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照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
鄒本碩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實習研究員
2019年5月，美國政府以所謂的“國家安全”為由，將華為及其68家分支機構列入“實體清單”，禁止其在沒有獲得美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從谷歌、美光等美國公司購買設備。美國對華為的打壓既是其對華科技戰的縮影，同時也體現出特朗普政府強硬的對華戰略思維。
然而，據日前正在泰國曼谷出席東盟峰會的美國商務部長羅斯透露，美國政府正準備向美相關企業頒發特別許可證，允許其向華為出售一些“非敏感”產品。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華為已經成功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美國對華科技戰是否已經出現戰略鬆動？
事實上，美國政府之所以放鬆對華為的技術封鎖，不僅出於其對華發動科技戰收效甚微，更在於以谷歌、高通為代表的多家美國科技巨頭對特朗普政府的一再遊說。簡而言之，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並不願意向華為“斷供”。
這首先是因為這些美國科技企業已經同華為形成了密切交織的供應鏈，二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作為佔據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第二大份額的行業巨頭，華為設備銷量的增減直接牽動著其供應鏈上游的相關企業，這其中，美國企業便佔據絕大部分。
根據“2018華為供應商大會”上發佈的數據顯示，在華為的92家核心供應商中，美國公司數量多達33家，總數位列第一，其中很多都是半導體芯片供應商。而中國大陸公司僅有25家，總數位列第二。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的背景下，禁止美國企業徹底向華為斷供無異於商業自殺。
其次，由於華為在數十年發展中已經建立起了強大的科研力量，因此，美國企業對華為的軟硬件“斷供”實際上間接推動著華為的科技創新，這從長遠來看是對美國科技產業的毀滅性打擊。
中國既有著廣闊的內需市場，又有著活躍的科研創新環境，同時還擁有數量龐大、水平一流的科技人才，這為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科技企業提供了良好的技術孵化平臺。
而美國的“斷供”則極有可能進一步激發華為的科研創造潛力，使其在困境中成長為全方位領先美國相關企業的科技巨頭，到那時，美國的科技實力將面臨更大的挑戰。這從高通和谷歌公司宣佈停止向華為“斷供”不久，華為旋即宣佈推出“海思”芯片和“鴻蒙”系統便可見一斑。
其三，華為在以“5G”為代表的通訊技術中的領先地位也使得美國及其部分盟國不得不繼續同華為保持合作。
華為所引領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憑藉其超高的數據速率和強大的穩定性對於即將來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顯然具有重大意義。中美能否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拔得頭籌一定程度上便取決於二者誰能夠搶佔5G技術高地。
而華為作為全球第一的通信設備供應商，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5G專利。換言之，美國若想在未來通信技術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便不得不與華為合作。基於以上原因，美國放鬆對華為的技術封鎖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在此背景下，華為必將在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實現“突圍”。
然而，中美之間的核心競爭仍然是科技領域的競爭，就戰略層面而言，美國發動對華科技戰的決心不容低估，未來美國對華科技戰仍將持續。
中美兩國的矛盾是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關於國際社會權力之爭的結構性矛盾，即便中國無意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但在美國眼中，權力的零和性使得中國的持續崛起及其對國際事務的積極參與，本身便對美國的霸主地位構成了根本威脅。
因此，長遠來看，中美實力的接近最終必然使得兩國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而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科技實力便構成了大國之間競爭的核心要素。
如前所述，中美誰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搶佔先機在一定程度上便意味著誰能在國際實力競賽中勝出。因此，美國對華科技戰並非特朗普政府的一時興起，而是中美之間實力競爭的必然結果。
從短期來看，以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以及白宮亞洲事務顧問波廷傑等人為代表的鷹派勢力在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在鷹派勢力的影響下，特朗普政府對華科技戰雖然出現短暫鬆動，但其發展前景仍舊不容樂觀。
這在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在哈德遜研究所先後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中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在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的美國《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規定，禁止所有美國政府機構從華為購買設備和服務。在對美國科技企業施壓的過程中，特朗普也一再以“國家安全”為由，強迫其對華為實行“斷供”。因此，儘管美國對華為的技術封鎖出現鬆動跡象，但其仍然有足夠的藉口和理由再次對華為進行打壓。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華為雖然暫時實現對美國技術封鎖的“突圍”，但美對華科技戰卻仍將持續。在此背景下，中國科技企業若想立於不敗之地，則需要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這既能減輕甚至消除美國對華科技戰的消極影響，更能使中國在未來科技革命中激流勇進，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貢獻中國科技企業的力量。（責任編輯：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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