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此後，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成立，它是一個時代的終點，同時又開啟了一個新時代。毫無疑問，蘇維埃政權與沙皇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雖說在前者剛剛建立時，就連相當一部分俄國百姓都不願承認它，服從它，但“十月革命”對當時的俄國而言是貨真價實的“救命雨”。沙皇時代末期的俄國窮到什麼份兒上了？咱們來舉個例子：截至20世紀20年代初期，俄國共有不到3萬輛拖拉機，這些機械還無法解決全國1%耕地的耕種。雖說政治決策和軍事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上限，但連糧食都不夠吃，這個國家又能強到哪兒去？

老百姓日子過不舒坦，勢必會對政府的能力產生懷疑，而像俄國這樣，百姓積年累月地餓肚子，恐怕革命是無法避免的。實際上，當時的俄國充滿著奇怪的亂象和嘲諷意味的矛盾，咱們這篇文章就來講講那段歷史。

進入1917年後，沙皇的日子是越來越艱難。各種示威遊行、小規模起義和暴動一天比一天頻繁，甚至連沙皇本人都漸漸適應了這個節奏。2月23日，彼得格勒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這次活動有組織有紀律，目的明確，殺傷力極強；作為回應，政府也只是在幾個“重災區”逮捕了100餘名囚犯，最狠的報復不過是下令警察向示威群眾開槍。確切地說，尼古拉二世認為它和之前所有的摩擦衝突沒啥區別，只不過動靜更大點罷了。然而，這次起義恰恰被視為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真正的開端。

政府對起義的態度相對“溫和”也絕不僅僅是愚蠢，而是他們正面對著更危險的事態和敵人。

1917年2月26日，俄國政府認為這次暴動已經平息，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他們的掌控下，於是於當晚頒佈了一項決定：將國家杜馬（議會）休會並一直延長至4月。值得一提的是，國家杜馬在當時的俄國本身就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的存在，尼古拉二世為挽回民意，延續俄國君主制，向民眾承諾杜馬的地位並宣稱人民可以通過它來維護自身權利。然而，當沙皇的命令於26日晚被送到杜馬主席羅將柯手中時，他心裡清楚，沙皇這是在奪走杜馬的權力，試圖解散它。

這是一個關鍵節點，此時，布爾什維克對革命形勢可以說是十分不樂觀，而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與資產階級代表的“立憲派”部分領袖也在沙俄政權的步步緊逼下有些失措。那會兒，有社會民主工黨的代表認為，沙皇手裡有軍隊，而革命者卻是手無寸鐵，光靠示威遊行根本改變不了什麼；“起義在軍隊中的影響正在消退，不會有任何所謂的革命……必須要想出更長遠的辦法。”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態度，其他革命盟友也是相當不滿。有人表示，布爾什維克們實在是太懦弱了，

“每當有沙俄軍隊快要抵達的傳聞出現時，即便它們聽起來是假的，蘇維埃代表們也會抓起大衣，倉皇逃向出口。”

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每一場起義都承載著若干個社階層或是一個大群體的意願，然而鬧到最後，起義總會淪為一小撮人為自己謀取權力和利益的手段。2月23日爆發的聖彼得堡從根本上撼動了沙皇的統治，其對整個歐洲帝國主義體系的打擊也是相當有力的，不過，當時的多數革命領袖似乎並不急於終結沙皇的專制統治。2月27日，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反將了沙皇一軍，他給尼古拉二世的大本營發去電報，以越來越動盪的局勢做要挾，稱沙皇如果想要保住自己的帝位，那麼當下只有一個辦法：解除所有大臣的職務，親自宣佈成立一個對國家杜馬負責的政府。不但如此，沙皇還必須挑出一個“足以擔當重任”的人來領導這個新政府。

這話說明白點，意思就是逼迫尼古拉二世退居二線，俄國實行君主立憲制；當然，這恰恰也是尼古拉二世的底線，他幾乎沒法接受這樣的條件。客觀地講，維護沙皇專制並不是說尼古拉二世多麼貪權，而是他自幼接受皇家教育，在其世界觀裡，人要吃飯睡覺，而之於俄國，沙皇也是“理所應當”且必需的存在。當敵對陣營的領袖送來通牒時，尼古拉二世曾對下屬說：“真是沒法想象，沒有了君主的俄國將會變成什麼樣。”

對任何人來說，突然將手中大權交出來，還得交給一夥處處為難自己的政治敵人，這種事情是難以接受的。然而從整個歷史的角度看，俄國能夠走“君主在位，政府治國”的道路，這對尼古拉二世而言反而是最好的結果。令他無法想象的是，如此艱難的抉擇也只是他接下來“三連退”的開端而已。

1917年2月28日，沙皇乘專列離開大本營，決定前往位於彼得格勒南郊的沙皇村。這趟旅途令尼古拉二世意識到，自己還沒有到“人人喊打”的地步。原來，專列沿途經過了許多城市，遇到了不少俄國百姓。同彼得格勒不同的是，其中許多人特意跑到車站只為看沙皇一眼，有人對沙皇脫帽致敬，有的在胸前划著十字以示祝福，甚至有人抑制不住情緒，雙膝跪地。客觀地講，雖然尼古拉二世的許多政治舉措十分不討好，但他人品算不上多差——他是一名好丈夫和好父親，還曾試圖在民眾心中樹立“小父親”的形象。從這點來看，尼古拉二世頗像波旁王朝復辟前的末代君主路易十六。總而言之，尼古拉二世算不上明君，但絕不是後來蘇維埃政權口中的“暴君”。

不幸的是，正如列寧所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逼迫沙皇作出退居二線決定的並不是資產階級和自由主義者，而是他的北方戰線司令魯茲斯基將軍。3月1日晚，在討論相關事宜時，尼古拉二世還專門強調：“必須信念強烈地反對成立責任內閣。”然而，在魯茲斯基的施壓下，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做出讓步。魯茲斯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場大概是不同的，後者想要守住沙皇家族的權勢與地位，而魯茲斯基只想儘快幫助國家從動盪中抽身而出。這並不能說誰一定好，誰一定就壞，而是軍人和君主的視角有所差別。3月2日，當魯茲斯基將結果告訴羅將柯時，後者卻告訴他：“很遺憾，這已經晚了。”原來，革命陣營提出了新要求：光實行君主立憲還不夠，尼古拉二世得退位，由他的兒子阿列克謝皇子繼承。皇子體弱多病，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被要求攝政。

2日下午3時，魯茲斯基向尼古拉二世彙報了情況。沙皇並沒有因對方的變本加厲而憤怒，反而平靜地說：“我不知道，是否全俄國人民都希望這樣。”

魯茲斯基警告沙皇，想要保住沙俄政權，接受條件是當下唯一可走之路。尼古拉二世向在場的另外兩位將軍詢問此事的看法，兩人均支持魯茲斯基。經過若干分鐘的沉默後，尼古拉二世無奈地說：“好吧，我退位。”

魯茲斯基敢於壓迫沙皇是有底氣的，在羅將柯提出新條件後，他曾將其發給各個戰線的司令，其中包括西南戰線司令布魯西洛夫騎兵上將、西方戰線司令埃維爾特等，其中甚至還有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諸多由尼古拉二世親手任命的俄軍統帥裡，只有羅馬尼亞戰線司令薩哈羅夫拒絕支持，還痛罵立憲派和其支持者們都是“賣國賊”。在作出了退位決定後，魯茲斯基打算將電報發給羅將柯，此舉遭到許多人的阻攔，甚至連沙皇的侍從也試圖阻止。而尼古拉二世在事後越想越不對勁，嚴重的心裡不平衡以致失態，他指責那些平時在宮廷中跳得最歡的君主主義者此時集體銷聲匿跡，有人甚至還站到了敵人那邊。

3月2日深夜，尼古拉二世又令人費解地再退一步：他不但決定自己遜位，還要求連阿列克謝皇子也一併放棄皇位，由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繼承。按照規定，尼古拉二世無權替皇子作出放棄皇位的決定，然而目的已經達到，魯茲斯基等人也不再計較了。原以為事情圓滿，俄國將進入君主立憲時代，然而，立憲派此時又提出了新的條件。羅將柯說，沙皇和皇子的遜位已經無法平息民憤，他的同僚中許多人提出要終結王朝、實現共和，呼聲實在太高，不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悔，實在是眾憤難填啊！

這一次，對方的變本加厲連魯茲斯基也惹惱了，在此之前，正是魯茲斯基等人利用自己在軍隊裡的聲望與權勢，阻止沙皇軍隊鎮壓彼得格勒的起義，事情鬧到這份上，魯茲斯基本想召開軍事會議出兵鎮壓立憲派，但此事他才意識到，之前一系列“狼來了”一般的做法令將軍們身心俱疲，懶得趟這趟渾水了——魯茲斯基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光桿司令。3月3日，十餘名立憲派代表在商討後宣佈：“俄國將舉行全民選舉，人民通過自己在立憲會議中的代表確定俄羅斯國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史家認為，這便是俄國君主制的終結。

沙皇制度被名義上推翻後，俄國社會立馬激起了一股極端的反王朝情緒。在主張共和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有人又重新提出建立君主立憲制的構想，當即遭致猛烈抨擊。作為那個時代俄國政壇上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俄國立憲民主黨領袖鮑威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可夫在塔夫利達宮的演說中提到了構建君主立憲的想法，演說剛一結束，反王朝示威遊行便在首都遍地開花，甚至連軍隊都表態：如果米留可夫不公開發表聲明收回之前的話，那麼他的支持者將很可能遭到清洗。

相比於彼得格勒的水深火熱，首都之外的俄國土地上，平靜還是佔據了主流。

在其他省，支持共和的軍民並沒能同樣地佔據主流，希望保留君主制度的人們同這些激進的革命者形成對峙，許多地區甚至連一點支持革命的傾向都沒有。在哈爾科夫鐵路工廠，有人在講臺上宣佈沙皇已被推翻，這居然激起眾怒，演講人也被諸多工人從講臺上打了下來。伊麗莎白格勒的市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上，與會者甚至還一致同意承認新任沙皇米哈伊爾，連致電都一併寫好。而在其他地方，有些人前腳還在遊行隊伍中大罵沙皇，後腳聽到沙皇遜位詔書時，其中許多撲通一聲當場雙膝跪下，滿臉都是驚訝。

也就是這樣的矛盾造成了接踵而來的“二月革命”，然而，沙皇在俄國曆史上留下了極深的烙印，它甚至被印刻進了俄國人的骨子裡，想要通過一場或是幾場革命就徹底消除，這是不可能的。“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軟弱與猶豫更註定其無法駕馭這個龐大而充滿矛盾的國家。人們甚至打起了這樣的口號：“消滅戰爭，而不是消滅沙皇。”

值得一提的是，布爾什維克黨迫於形勢，在新政府中放棄了許多權力。而在接下來的時間裡，他們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之前被立憲派詬病“膽小保守”的布爾什維克們搖身一變，他們依靠堅決果斷的主張收穫了大量支持。當臨時政府在信任危機中苦苦掙扎時，前者已經做好了接過權柄的準備。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