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9世紀，地球的另一端歐洲開始探索人類文明的另一種模式，工業革命讓這片曾沉睡多時的歐羅巴大陸，重換新顏。一場革命，總是先於一場思想碰撞之環節。以伏爾泰、孟德斯鳩為代表的法國思想家，開始揮灑自如地蒐羅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的文明，為我所用，揚長避短。

中華文明，自然成為他們繞不過去的“靈感之源”。

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

世界主義vs.殖民浪潮

18世紀前後，一些以伏爾泰為代表歐洲學者依然將遙遠的東方古國中國視為“思想聖地”，中國儒學亦成為他們爭先恐後效法的文化標的。被譽為“法國孔夫子”伏爾泰，對中國文化懷有超乎尋常的痴狂境地。

據相關官方統計，伏爾泰完全論述中國或部分涉及中國的地方竟有70處之多，他與朋友通信時所談及中國的信件，也是多達200餘封。在他眼中，中國儒家學是一個具有完整系統的道德規範，無論是政治道德、經濟道德，還是公眾道德和私人道德，都是一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法寶。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伏爾泰、萊布尼茨、霍爾巴赫、歌德等歐洲學者，對中國儒家學說頗為推崇。他們將儒家理論中的每一環節都拆分開來，分門別類地與歐洲具體情況相結合，大膽地加以吸收和效法。魁奈認為，“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

其中，儒家學說所代表的中華文化中的“世界觀”與西方世界的相應觀念，大相徑庭。

1493年，哥倫比亞開闢了新大陸。隨後的1522年，麥哲倫實現了環球航行的目標。這些“壯舉”成為西方人“開眼看世界”的發端。伴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革命性突破，西方諸國似乎並無意描繪“世界主義”般和諧共生之藍圖，而是一步步地在全球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的“殖民浪潮”。

15—17世紀，西方進入地理大發現時代

在這一狂潮的席捲之下，佔領更多市場、創造更多資本，成為西方世界介入世界版圖的最為原始亦是最為務實的邏輯起點。航海技術要完善，工業發展要推進，國際貿易要暢通，殖民主義成為西方大國進入各國腹地暴力侵略的通行證。這個地球瞬間充滿征服與被征服，實力與落後輪迴的血腥比拼。

對此，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坦言，“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於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

地理大發現之後，不是全球各界團結起來的呼聲，反倒是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訴求。到1876年，英國殖民地總面積達到2250萬平方公里，是其本土的100倍，殖民人口為2520萬，為本土人口的8倍之多。“日不落帝國”的頭銜，以殖民主義的勝利而宣告勝利。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弗蘭克·古德諾在其《解析中國》中認為，“中國人身上所散發的那種溫良、謙恭的氣質，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難以找到複製品的。中國人要執行一整套的禮儀規範，幾乎到了表演某種儀式的程度”。中國人處事的態度，如同中國處理各國關係的方式一般，中國文化中所散發的溫良、謙恭同時成為西方文化中征服、利用的替代之物，這是中國給全球人類帶來的偉大標註，也成為中國日後秉持“海納百川”全球理念的圭臬。

中國國畫的寫意風格，是中國“天下觀”的重要體現

與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即“天下觀”——可謂曠日彌久。《詩·小雅·北山》有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裡的“溥天之下”就是指“天下”，“率土之濱”便指的是“四海”。但細究起來，“天下”在哪，“四海”為何，由於科技、經濟等因素制約，古人並沒有給予具象的界定。

如果說西方的“世界觀”具有更多的“務實性”，中國的“天下觀”便自古瀰漫著理想主義般的“務虛性”，而就是這種“務虛性”成為中國始終秉持著的獨特的東方哲學。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種先於人類科技企及的時代所誕生的務虛性的“樸素思想”，才使中國文化系統中的“天下觀”更具有亙古不變、持之以恆的理想與情懷。

即使在沒有科技覆蓋的“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的先哲前賢就開始關心開整個“天下”的秩序，和諧共生成為中國“天下觀”的主題詞，構築著東方文明所期望的“文化體系”。2000多年前，孔子在《禮記》中便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想法，用來詮釋中國人對人類世界秩序的暢想。這一思想被另外四個婦孺皆知的字所概括，那就是 “天下大同”。

中國傳統對“天下”的界定可以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也當然可以是整個地球，甚至是浩瀚天宇的任一角落。早在黃河流域文化的早期文明史中，“中國”一詞就以中原地帶而有所界定。相對應地，黃河流域四周較為落後的文化，被定義為“四方”——它們是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重氣而輕器

隨著中國歷史的不斷演進，這一看似嚴格的“天下”與“四方”之定義，又被後人所打破。“中國”的意涵不斷擴大，先前的界定也開始模糊起來。對“天下”模稜兩可的認知，使得中國人看待天下多了些想象，多了些豁達，也多了一些和平的寄望。

這種“務虛性”的天下觀，構成中國從古至今處理全球問題的根本依託，也是中國擁抱世界的“祖傳秘方”。其實，與西方帶有現代化烙印的世界觀相比，中國日漸形成的天下觀更“重氣而輕器也”。也就是說，中國看待世界的態度，更關心一種宏遠之“氣象”，具有功用主義那般的“器具性”反倒是其次之策。

另外，這種“務虛性”的天下觀彰顯了中國看世界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天下”的文化認同更優於疆域和地理的限制。中國的世界觀，是一種文化關係，而不是西方世界中地理層面上的“地緣關係”。用文化關係牽連各地區利益，使各方利益以最大化的一致性演變為和平相處，也讓中華文化不受時空限制而大放異彩。

這種天下四海之相處模式，不僅成為新中國建立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史脈絡的延續，也與西方現代文明中建立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之上的“建構主義”不謀而合。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奧勒夫和亞歷山大·溫特相繼提出“建構主義”，加入了社會關係與文化認同的“新概念”。從這一層面而言，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已脫離一國之需、一地之限，而是普遍地成為全球各國內生的“重疊觀念”。

視野 · 深度 · 新識

國際版、人物版、時尚版、文化版，每一版面都將開拓一片“新大陸”。

帶你發現“新大陸”，先點關注哦。圖片部分來源於網絡，若有問題請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