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這個時間段出現不少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家，真的是資本主義萌芽刺激所致？我對這個看法有些不認可。

一、關於資本主義萌芽：

首先得搞明白，是不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核心在於是否出現一種新的生產形式，這種生產形式體現在商品經濟的專門化，如果仍然是舊的生產關係模式，即便出現了大的手工工廠、機戶等仍然不過是量的擴大而已，並沒有新的生產關係模式出現，沒有質的變化。明朝中期至清末中國出現的“機戶” 某種程度上只是富有的地主以及封建社會君主下的代言人。也就是仍然是封建生產關係下的服務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就稱不得是資本主義萌芽，頂多算是資本主義萌芽的準備階段。要說，出現些機廠、織廠等就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象徵，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唐宋時代就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了呢，比如在宋代的《太平廣紀》中就有明清這樣的廠房出現的記載，何明遠的絲織廠和仙君冊的茶園，等，規模不亞於明朝中後期的絲織廠。宋代的農業、手工工商業經濟在當時都處於世界領先。但並不是質的改變，仍然不過是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而已。明朝中後期至清末出現的一廠一店的現象同樣也是封建社會生產系下的。

資本主義萌芽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也就是在封建社會內部出現的一種新生產關係。沒有這樣的完全有別於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的新經濟現象就不能說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我認為我們歷史上一直到清朝滅亡是沒有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的。

二、關於明末清初思想活躍的出現：

1、明末清初這個時間段出現不少突破性的思想家，我認為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是個特殊的時間段，特殊在，雖是改朝換代但又不同於以往的改朝換代，主要特點在於，不僅僅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而更主要是存在民族矛盾，也就是漢族與滿族兩民族之間的矛盾所致。清朝是沿襲明朝，仍是以往的帝制模式，仍是儒家為正統。而這些在明朝遺老的觀念中是不可接受的，自古儒家有夷狄與中華之辨。再加上滿清改服易發、屠城、強制壓制、文字獄等，可以想象到明朝遺老的思想該是受多大打擊，很多明朝大儒致死是也沒有入仕清朝。

被稱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皆是如此，顧炎武抗擊清朝，明亡，累拒仕清；黃宗羲，早年也抗清，拒不仕清；王夫之，也抗清，拒仕清，後終老林泉。這幾位本來都是明朝儒家的正統人士，後來其思想多是帶有批判君主專制批判儒家思想的。

2、他們的思想的發展多是建立在反清這個機緣上。因為有民族矛盾，志節上過不去，這使得他們的思想就具有反叛性，但是清朝又是一如既往的繼承用儒學為正統來治國。這就促使了這些明末清初的大儒士們進行了反思反叛，因此激活了他們的思想鬥爭。雖然表面上還好像囿於儒學的範疇，其實，他們已經對儒學進行了深入的批判，他們已經有那種要透出以往儒學的圈子，但終究沒有突破出。畢竟還是封建王朝社會，況且清朝文字獄之盛，所以，整體上還是囿於儒家思想。當然，很多根本上有些也不是儒家思想的範疇了，只是其思想在清朝這個環境下沒有抬起頭的機會，就必然還限於其框架下。

他們很多雖不是十分澄清的鞭撻以往思想觀念，但是也已經深深的洞窺了其弊端，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固定模式。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呈現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

尤以黃宗羲為深刻，直接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這種提法是相當具有突破性且大膽的，我們比較熟知的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成為愛國主義的名句。但是要是回原到顧炎武的原話，意思還是差別挺大的，

原話是，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這裡，顧炎武明確提出了區分“亡國”與“亡天下”的關係。實質還是不肯承認清朝，為自己不仕清朝作思想與理論上的辯護。所謂，“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實是帶著反清罵清之味的。說保國的是你們大清國君臣謀之的事；又，肉食者謀之，我們知道早在先秦左丘明《曹穢論戰》中就有，“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顧炎武這裡用“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明顯是有罵清朝君臣是草莽鄙夷之人的意思。所謂，保天下，開闢自己不仕清不認可清朝的一種隱晦的理論說法。顧炎武活在大清國，難道儒家所謂的“王天下”不是現在的大清國？在以往歷代王朝，儒家思想難道不是，內聖外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辭嘛？

學問出身於儒學的顧炎武，難道能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教導？可見，其思想一定程度上是突破儒學限制的。但是物質決定意識，在大清王朝統治下及儒學的社會意識形態下，焉能不尊儒家。那豈不是不尊君不尊父，無君臣父子。不仕清，又摧毀了自己志節的思想精神支撐，這些人豈不要毫無立錐之地。是以表面上仍然還是囿於儒家，雖多也是名不符實。但是客觀限制著呢，也就限制了其思想深入的突破。儒家多是像一個套子一樣啥都往裡面裝而已。

3、王夫之，說“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這種論調根本上就是對儒家思想的顛覆，是對君主專制的批判，已經打破了以往內聖外王的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平天下”。修齊治平的“平天下”在以往儒家正統的思想觀念裡絕對不是“平均天下”，而是治理平定天下，太平天下的意思。但是，在形式上仍然還是掛在儒家的名下。只是在封建制度下的設想、空想而已。這是時代的侷限。

4、明末清初這些人的思想多是始於反叛清朝悼念明朝，繼而漸漸突破思想上的束縛，某種程度上對封建君主制度產生了強烈的懷疑批判，但囿於，沒有現實的物質基礎，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刺激，他們的思想仍然侷限於封建社會模式下。尤其體現在保持志節，罵清反清的另一面卻只是悼念明朝而已。

這些本來雖是出於帶著叛清反清的思想，恰是促使其思想活躍起來。試圖跳出了以往的框框從思想上來對抗清朝。但是又囿於時代侷限，仍然毫無現實的土壤和繼續突破。這些思想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和專制集權的統治漸漸也就式微後繼乏人。只到清末民國才又被挖掘出繼以發展。

三、明末清初思想雖活躍但仍囿於封建制度的思想框架內的體現

從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這三位比較傑出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能清晰看出來的。並沒有上升到一定的質的突破，質的改變，沒有一套成形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從根本上提出新的制度上的建立，多數也就脫離實際，空想成分大。當然這些也是鑑於客觀環境所致的必然，清朝只是延續明朝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而已，也就沒有這些明末清初“思想家”們的思想抬頭的現實可能性，也就抑制了他們思想進一步的突破性的發展。

1、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雖然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但並未否定君權，仍然未能逾越封建的籓籬。七十多歲時，清廷康熙開博學鴻儒科，要招明朝遺老，三度邀請顧炎武，顧炎武三度表態，“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可見雖是反清不過是悼明，根本上明朝也是與清朝一樣的封建王朝。不過還是囿於封建社會思想形態裡。

2、黃宗羲倒是厲害些，從根本上否定了君主家天下的專制制度。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對傳統的“君為臣綱”的君主專制進行了猛烈抨擊，但是，他並未能突破封建專制，所提出的設立丞相，設立學校以分化和限制君權的思想多是空想成分大，還是囿於封建制度內，自相矛盾而已。

3、王夫之也是如此，提出均天下、反專制，“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並且提出了“氣一元論”的樸素樸素唯物主義思想，抨擊了宋明理學。但其仍然是封建思想的框架內。叛清反清的思想動力由始至終，都是侷限在封建思想框架內。據說，王夫之晚年貧病交加，71歲時，清廷官員來拜訪這位大學士，想贈些吃穿用品，王夫之雖在病中，拒不接見清廷官員，以明朝遺老自居，其寫了一副對聯表情操：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後來他在自題墓誌銘中還說到“戊申紀元，這是明朝開國的時間，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王夫之特別強調‘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則‘不可增損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跡可見。”從這些可見其仍然侷限於封建王朝思想框架下。

4、從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佼佼者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的言行可見，其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動力淵源不過是反清叛清的民族氣節在作用，並未有突破封建主義的拘束，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只是滿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促使他們不斷的批駁批判以往的儒家思想。實是清朝實行以漢制漢，採用的還是儒家思想，致使這些明朝遺老現實中無所適從，思想上也無所適從，於是，針對清廷的儒學大加批駁，所以才有了懷疑，另闢蹊徑的思想發展空間。並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資產階級的崛起，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刺激才有了這些思想家的出現，實是因為滿漢民族矛盾而已。

5、明末清初這些思想家雖然並未突破也實是不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框架，但是其難能可貴的是已經提出了種種懷疑，認識到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只是沒有具體的實際的物質基礎來推動他們的思想現實性的進一步發展而已。當然，這也是必然，沒有現實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樣的物質基礎，雖有極大的思想啟蒙作用，但卻終究沒有質變的突破性的思想發展。

也就註定，在清初之後，這些明朝遺老一個個去世後，隨著清朝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穩固和發展，明末清初這些初步具有批判性的思想也就完全淹沒於封建制度的思想之內了。整個清朝難於再有這樣的思想家，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為這並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刺激下的具有質變的突破性的思想。

至此，我覺得這些明末清初被稱為的“啟蒙思想家”並不是明末清初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刺激所致，而主要是，明滅清立，不僅僅是君臣階級矛盾的改朝換代，更是滿、漢兩民族之間的矛盾刺激而至。不能把這些“啟蒙思想家”叫作資本主義萌芽刺激下的“啟蒙思想家”。實質只是民族矛盾對抗下的對封建制度及封建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反思。偶然上有些突破了封建專制思想的體系，可惜的是並沒有現實的物質基礎和現實可行性的推動，就註定這些思想家及思想不能有質的突破而終究是漸漸被淹沒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