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官窑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独领风骚，雄居宋五大名窑之首。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就神秘地失踪了，目前存世不多。然而，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汝州张公巷窑址、汝州文庙窑址的发掘，汝窑遗址及玛瑙入釉等千年之谜被揭开，但也至少留下三大悬疑。
悬疑一：北宋晚期汝窑是官窑还是民窑？
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州文庙汝窑，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学术界目前存在五种观点，各执一词。
其一，官窑论。一说汝窑有可能或者就是北宋官窑。二说汝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专为宫廷烧御用瓷，一部分烧民用瓷。官窑论者依据发掘的器物与传世品比较，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官窑。特别是张公巷窑址发掘出土大量碎素烧胎片，说明此窑是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平时产品做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冯先铭先生。
其二，贡窑论。其主要观点为，民汝与贡汝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称与越窑秘色瓷、耀州窑青瓷、钧窑瓷等贡瓷的釉色、造型、装饰、工艺的比较分析说明汝窑是贡窑，可民可官，优质的由官府进贡宫廷，拣出来的可出售。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汪庆正先生。
其三，贡官论。贡官论者认为汝窑具有官方性质，但从《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落选品可出卖的情形看，当是从贡瓷向官窑过渡的中间阶段。从称谓上区分，认为河南汝州、宝丰、鲁山一带都出青瓷称汝窑，烧造民用瓷器的应称宝丰窑，汝州称临汝窑，鲁山称鲁山窑。而清凉寺应该是贡窑，烧造御用瓷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莉英、张东、冯小琦先生等。
其四，民窑论。有学者提出北宋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细致的手工艺机构——“作”，却唯独没有陶瓷“作”。再结合故宫旧藏流传的不可靠性和其他文献，论证汝窑“非官营手工业的职能”。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蔡毅先生。
其五，多元论。多元论者认为清凉寺、张公巷遗址瓷片堆积情况主要是挖沟或挖坑埋藏废品，属于官窑性质，但“这一窑场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窑还是地方政府的官窑，目前还有待研究”。同时认为“汝窑瓷器烧造可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烧造格局”。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陆明华先生。
上述观点均具代表性，且根据事物某个特征，揭示了事物的某种本质，这也是研究的必经之路。但笔者认为，诚如事物的发展必然经历从低级向高级的进程，陶瓷也是从民窑向贡窑再向官窑发展，是一个逐步垄断的过程。从“弃定用汝”（“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起，汝窑始烧造宫中用瓷。清凉寺汝窑遗址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这一发现，结束了从盛唐始汝窑只属于民窑的历史，汝窑从而步入“准官窑”状态。
而至于是否存在官窑和民窑并行，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民窑窑址，均属汝窑系统，而且“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说明宫廷尚未完全垄断。但是，“玛瑙入釉”成本高，烧制难度大，釉料成分和烧制技术又是师徒间口头传授，只有官窑才能不计成本地不断烧制，民窑烧出官窑天青瓷难于上青天。
从2000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窑遗址先后三次进行发掘，从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烧制年代为北宋末年，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烧制年代相近；二是产品单一，均为类似清凉寺汝窑的青釉瓷器，但制作更精美；三是从素烧器残片看，与清凉寺汝窑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四是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此种做法在已发掘的古窑址中，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而从文庙遗址和清凉寺遗址出土的实物看，虽是一脉相承，亦有明显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做工精细，和张公巷异曲同工；其二，天青色纯正，从配制到烧成均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其三，大部分器物蝉翼纹刻片清晰；其四，瓷胎色比清凉寺偏白；其五，卷足比清凉寺轻而矮。由此或可推出，清凉寺天青汝瓷受到宫廷赏识，为垄断汝瓷，官府在汝州文庙建立贡窑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张公巷和文庙汝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一脉相承，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民窑向贡窑发展、由贡窑向官窑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商贾垄断到官府垄断、由官府垄断到宫廷垄断的过程。其工艺特别是釉料配方也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这才有了后来北宋宫廷的“弃定用汝”和“汝官瓷”。张公巷窑址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遗址中心区面积约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在汝州张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 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瓷器和窑具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其中328枚为北宋时期钱币，另外2枚为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铜钱。结合张公巷窑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来看，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可以看出，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设窑烧造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不少中外陶瓷学者认为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2006年5月张公巷汝瓷官窑遗址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张公巷窑青瓷器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汪庆正：“张公巷被发现后,张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于汝窑的。一、瓷片的胎里含锰少,胎质比汝窑的白;二、釉总体上来说呈乳浊状,比汝窑的厚一点;三、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支钉痕,汝窑为芝麻支钉痕;四、瓷片上的开片鱼鳞纹多。谈到这儿就与南宋官窑联系起来了,在杭州发现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台下官窑的瓷器上有圆形支钉痕,还有大量的鱼鳞纹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是从北宋官窑演变而来的,而北宋官窑的前身就是汝窑。张公巷出土的这批东西,除了官窑之外一般民窑绝不会有。]参加汝州张公巷窑、巩义黄冶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的专家们,对张公巷窑址出土的文物,畅谈了各自的看法,现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 首先,在张公巷窑址首次发掘出土较多的窑具、丰富的素烧坯残片及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汝窑烧造工艺的流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青瓷的文化内涵。其次,这次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赵维娟(郑州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我们通过对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瓷片与宝丰清凉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张公巷瓷片胎质含氧化铝比清凉寺的高,氧化钙的含量相近,氧化铁张公巷的含量比清凉寺的低。用模糊聚类分析可以看到张公巷瓷片和清凉寺瓷片中胎质成分不一样,说明当时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远的地方去运, 是就近采用。通过对釉样品的测试比较,张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凉寺的,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状。两者的含铁量大致相同,釉中清凉寺的氧化钙高于张公巷的。清凉寺瓷片中的氧化锰的含量高于张公巷的,因锰和铁都是重要的着色素,因此张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综合以上分析,清凉寺汝官窑和张公巷窑的瓷釉配方关系是相承的;清凉寺与张公巷两处烧瓷用胎原料产地不同;两者间釉的产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张公巷的瓷比清凉寺的瓷更好。王莉英(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看了张公巷发掘出土的东西让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对张公巷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张公巷从唐代开始,历经宋、金、元、明、清,烧造历史长。唐代应为民窑性质,到了北宋末烧造的品种单一,瓷片完全是单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层又有民窑的东西,还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对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让我感到十分惊讶,里边瓷片这么单一,说明这个时期不是民窑,是一个专门烧制御用青瓷的窑。我认为张公巷窑在北宋末期,是官窑性质。到金元时这品种还没完全消失。我想今后还会发掘出大量的实物资料。张公巷虽取得重大成果,能达成共识的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窑址,对研究北宋官窑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气来保护好张公巷这个窑址。李知宴(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张公巷窑址有王者气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这种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养,烧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审美情趣。张公巷窑址的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其瓷烧成好、明亮、玻璃质感强,开片与汝窑不一样,像冰状一片压一片,有与南宋官窑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积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与其他官窑堆积方式一样,皇宫不允许官瓷向民间流传。张公巷出土文物的艺术风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这样的时代才能生产出来,不可能是金代的东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窑它也是河南地区艺术品位较高的窑,还要进一步发掘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张公巷窑址就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进一步发掘。我为今天终于看到发掘而感到非常高兴。围绕张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问题,通过看其造型、釉胎,进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结论不是随便简单地说是官窑的东西。在年代确定上有两条,一是传承问题,从清凉寺到张公巷再到南宋官窑,有其传承的关系。二是使用者的问题。其产地、场地不一样,从瓷片器型上看,作为官窑它能代表皇帝的审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审美观点,从釉色、胎土、造型气势上和徽宗皇帝审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时,就推断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说是官窑,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窑,金皇帝没这个品位。张公巷是北宋官窑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耿宝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别是折腰碗等继承了晚唐的风格,特别追求形式美,在当时是风行的,我判断应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窑的特征。要进一步弄清北宋官窑,找到完整的器物还要进一步发掘,进一步确定其年代。[]秦大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关于张公巷窑的最新研究
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没有中国古代鉴赏家“认识”汝窑的特征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在北宋灭亡四十四年后出使金国途径汴京时看到：北宋“旧京自城破后，疮痍不复。”“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门西金水河，旧夹城曲江之处。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遗。”“靖康之难”不仅灭亡了北宋朝廷，北宋朝廷一百六十余年搜集的珍宝被毁掠无遗。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后数次烧杀抢掠，北归时“凡法驾、卤薄，皇后以下车辂、卤薄，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坛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玉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书阁，三馆书、天下府、州、县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2）金军为运送北宋宫廷珍宝、书画、礼乐器费时四天装载两千五十车。徽宗崇宁四年（1105）费时一年多铸成的“帝鼐九鼎”和费时更久铸成于重和元年（1118）的“神霄九鼎”今天不见踪影。三百三十六件组合而成的“大晟编钟”金国宫廷奏乐使用，但今天幸免于毁灭的也不过十余件。《宣和博古图》中839件器物现在仅遗存一件。（3）《宣和画谱》中231名画家，6，396件作品；《宣和书谱》中152名书法家，1，252件作品今天收藏在北京和台湾两故宫博物院的合计总数不足谱记的百分之一。（4）厚重耐久的铜器消失了，书画百中存一，质脆易损的瓷器诚如乾隆所咏：“珍踰夏商鼎，少贵似晨星”（1774）。（5）陆心源《宋史翼》记载，南宋初代皇帝高宗命绍兴初年进士绰号“毕古董”的毕良史在金、宋国境的物品交易地“榷场”，不惜重金搜购北宋宫廷的流失之物。（6）此后各朝代的宫廷收藏仍然不断流失毁坏，不论战乱与和平时期皆未能幸免。宋“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捡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7）明太祖把书画分赐子女，大内书画古器贱价出售。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印有宫廷收藏印玺“典礼纪察司印”的绘画中九幅有“晋国奎章”、“晋府图书”、“晋府书”、“晋府世子图书”印，晋王是明太祖第三子朱棡，这是皇帝下赐的印证。（8）永乐十九年宫廷大火烧毁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明朝内府管理松弛，隆庆、万历年间国库匮乏朝廷以书画“折俸”支付朝臣。（9）宣宗皇帝赏赐无虚日，赏赐端砚、御用笔墨、白瓷酒器、茶盅、瓶罐、香炉等。（10）明朝廷没收严世蕃收藏的元代宫廷被盗宋代名画，十余年后又赐予翰林院学士韩存良。（11）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使用骡马千匹掠夺宫中财宝。清初朝廷把明朝府库财物赏赐八旗将士、蒙古官员和明朝遗臣。因为大量下赐造成宫中物品不足，为此顺治三年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将明朝故宫内库铜瓷祭器解送北京。（12）清宫发觉失盗现象后继之发生可疑的宫廷火灾，账目器物烧毁无法查核。慈禧太后在八国联軍侵入北京前仓猝西逃，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掠夺和圆明园大火均是继“靖康之难”宫廷藏品的浩劫。清末朝廷为了借款将大量贵重文物包含所谓的宋代瓷器抵押于北平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大银行，结局是数量不清下落不明。（13）1923年清末皇帝溥仪赠送日本捐款三十万美金以古董、书画换算支付。溥仪以“借去”、“下赐”为名让溥杰转移宫中藏品，溥仪的记忆是一千二百余件，溥杰的记忆是二千余件，也是数量不清下落不明。溥仪写道：转移天津的文物卖了数十件。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岗安直将珍品全部运往东北，日本投降后物品下落不明。（14）民国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在吉林长春街上出售伪满洲国宫中流出的历代文物填装麻袋论价。（15）乾隆诗《咏宋龙泉无当尊》（1777）诗中的无当尊今天不知去向。（16）收录于《清宫档案全集》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乾隆四十四年指示将百什件中之‘平等陈设’加以变价”。（17）英国“大卫德基金所藏大部分是民国时皇室从宫中携出之物，那里收藏有数量最多的泼彩式钧瓷，为北京、台北两故宫博物院所不及。”（18）故宫博物院在“1932年至1933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19）历代宫廷收藏流失的事例不胜枚举。民间藏品也未能幸免消失，历史上著名收藏家图谱和文献记载的名品大多绝迹于世。
由于帝王的嗜古雅好和大臣、太监的搜罗供奉，各种珍宝从宫廷不断流失又不断进入宫廷。进入宫廷的瓷器必然比较精致，但瓷器非书画可凭印章落款辨认，瓷器的真假混淆不可避免。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2年）清河郡王张俊向高宗进奉汝窑十六件。（20）南宋淳熙六年（1180年）恭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时陈列天晴（青）汝窑金瓶只有一件。（21）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录大臣、太监奉献至少近二十次五十余件汝窑（不包括标明仿汝釉者）。（22）南宋已经“近尤难得”，元朝，王逢比喻为“周鼎”“秦罐”般罕见的汝窑，时隔半世纪，王朝数次更迭反而数量倍增。对这种反常现象不能没有疑问，贡奉的汝窑谁来鉴识？真假如何鉴识？鉴识的准确性如何？ 雍正皇帝“著人认看”，清宫活计档中认看者南匠袁景劭屡次出现。（23）乾隆皇帝自己也鉴定，但是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的发掘证实乾隆“均窑都出修内司”（1786）(24)认识的根本错误。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指出：“乾隆也意识到宋代官窑的鉴定难度，如其在《咏官窑碗》就慨叹少若晨星的宋代官窑‘其间真伪况居半’，其时乾隆已届七十九岁高龄”。乾隆“承袭自明代鉴赏家的观看角度来识别古瓷，确实也能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掌握”。同时指出：“乾隆鉴定失误的例子似乎也不在少数”。“乾隆有时将钧窑判定为汝窑，或者又将汝瓷视为钧瓷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直道最近‘钧汝不分’仍然是学界通行的说法。”（25）
台湾故宫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员指出：“乾隆将钧窑视为汝窑，如在台湾故宫典藏的元钧窑如意天青枕上御题‘咏汝窑瓷枕’诗（1777），在大英博物馆典藏（原大卫德基金会典藏）之汝窑天青碗上题《题均窑碗》诗（1786），明显地表现出钧汝不分”。“从乾隆题咏汝窑瓷器的御制诗中我们大致可以从中归纳出乾隆皇帝除了将汝窑视为汝窑之外，也将汝窑看作是均窯、北宋官窑、处州章生二窑和修内司窑。”（26）
乾隆为无法辨别瓷器的朝代发出“瓷枕出何代”（1765），(27)“官窑莫辨宋还唐”（1761） (28)的无奈叹息。乾隆五十四年七十九岁的《咏官窑碗》诗：“其间真伪况居半”（1789）明示了清宫古旧器物不是从宋代开始代代流传有绪的传世品，而是历代皇帝、宫中学士、工匠和乾隆皇帝的评定。“真伪况居半”是乾隆对自己七十九岁以前的古瓷鉴识评定半信半疑的坦率表白。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北宋官窑器物，文献记载的北宋“汝州新窑器”；南宋“新窑青器”；“皆是龙泉烧造”的伪物等器物现在仍然不明。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没有宋朝文献记载的证据，传承有绪是从北宋至清朝时隔六百年后，由乾隆皇帝评定开始的有绪，英国研究家只不过是在乾隆皇帝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但是与历代陶瓷鉴赏家对汝窑的描述不合。中国南宋文献记载：汝窑“有鸡爪纹者认真”。（29）明、清文献记载：汝窑“有蟹爪纹者真”。（30）明朝，曹昭、高濂、谷应泰、张应文、董其昌；清朝，梁同书、朱琰等著名鉴赏家无不认同“有蟹爪纹者真”。（31）故宫的汝窑没有“认真”汝窑的这种特征，而且缺乏的不仅是这一种特征。
明朝高濂《遵生八笺》写道：“汝窑余尝见之，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余藏一蒲芦大壶，圆底，光若僧首，圆处密排细小挣钉数十。”（32）高濂说汝窑“色卵白”，现代陶瓷专家和爱好者描述故宫汝窑的颜色是“鸭蛋青”、“天青”， 乾隆御诗《咏官窑瓶子》写：“色佳称粉青”（1774）；《咏官窑瓶》写：“粉青真上品”（1772）（33）汝窑渐渐从“色卵白”变成了色天青和色粉青。高濂收藏的汝窑“圆处密排细小挣钉数十”，现在认定的世上汝窑七十余件挣钉多者六个。董其昌说汝窑“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者乃真也”，（34）現在認定的汝窑挣钉虽然是芝麻粒状没有芝麻“花”状。高濂说：汝窑“汁水莹厚如堆脂”，现代专家说：汝窑釉薄。文献写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生涯鉴赏清宫藏瓷八十一岁时积累终生鉴赏经验的乾隆《题汝窑双耳瓶》写：“虚传玛瑙末”（1792），（35）否定清宫中的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反之，镌刻乾隆御诗：“色润玛瑙釉”（1776）（36）的“天蓝窑变紫斑如意枕”现在被视为钧窑。
故宫汝窑的颜色、挣钉形状、数目、釉汁厚薄、乾隆对釉质的感悟和古代鉴赏家完全不同。如果是高濂鉴赏失误，“尝见之”的不是汝窑，他和历代鉴赏家看到的“有鸡爪纹”和“有蟹爪纹”的又该是什么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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