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學期開學前，王澍會給老師們開一個“比武大會”，每人都要拿出有特色的教案，否則就得走人。比如講園林時，有的老師會摸索中國傳統民居的浮雕，有的研究中國園林裡的器皿器物，還有人將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園林結合。
王澍，建築師，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普利茲克獎獲得者。南方人物週刊大食 攝
文 | 新京報記者 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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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年前，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教室裡，王澍見到了“實驗的火花”。
當時，一名建築藝術專業的大三男生在展示自己的裝置作業，他把偌大的教室佈置成大型滾球遊戲場，用回收來的各種垃圾拼裝出橋樑、欄杆、噴霧系統等設施，讓一顆小球在場上來回穿梭。
那是一個尚未完成的作品，演示中途設施出了故障，男生就趴在地上維修。但王澍對那個孩子的印象太深了，“他有點小瘋狂的興奮勁兒，就像建築系裡的愛迪生。”
王澍是男孩的老師——中國美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也是建築界諾貝爾獎——普利茲克獎的獲得者。2003年，他在西子湖畔的這所藝術院校內，提出“重建一種中國當代的本土建築學”的口號，推行了一場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教育改革實驗。
在親手設計的校園內，他帶著學生做木工、夯土牆，討論“城中村改造”；在一望無垠的田間地頭，他組織學生進行田野調查，完成鄉村基礎設施建造。
王澍的目標是打破中國建築學界日益喪失本土性、創造性、思想性的局面，跳出商業化的裹挾。在理工科院校建築教育的“正規軍”外，他要培養幾支不一樣的“游擊隊”。
理想的火光
深秋時節，中國美院象山校區內，枯黃的樹葉在水墨畫一般的建築間簌簌飄落。校園內一處佔地數百平米的木工房內，建築藝術專業的學生們常常拿著斧頭、錘子、鋸子，向木工師傅學習中國傳統的“榫卯”結構。
在副教授阮昊的課堂上，學生們分成不同的小組，七八個人圍坐成一個半圓。一組同學站在白板前，展示著一個城市有機農場孵化器的設計方案，其他同學則要提出合理質疑:不同類型的農業是否有不同的空間設計定義？這個方案能否在其他區域模式化地推廣？
看著學生們針鋒相對的樣子，阮昊很欣慰。與普通高校老師站在講臺上照本宣科相比，他認為這種方式更能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2012年05月29日，南京，2012世界建築最高獎——普利茲克獎得主王澍回到母校東南大學並進行演講。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在中國美院的建築藝術專業，培養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一直是個傳統。01級畢業生唐勇至今記得當年的建造課，當時，老師王澍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用各種廢棄物造一座房子，傳統的水泥、磚頭、鋼鐵等統統不能用。“這等於一上來就把你模仿、複製的可能性全都廢掉了。”
奇特的要求下，學生們找來廢舊輪胎、快餐盒、飲料瓶，還有人拿來了髒乎乎的棉花，教室被堆成了廢品收購站。“他們需要動手摸索，才能知道各種物質的受力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花樣百出的可笑事情都會發生。”王澍說。
期末時，25名學生完成了兩件成品，一件是用“永久牌自行車”做出的裝置藝術，一件是用可樂瓶搭成的房子。
唐勇是可樂瓶隊的隊長，他和全班同學用兩萬多個透明塑料可樂瓶搭建起了一個正方體樣式的小屋。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們每週要到杭州郊區的廢品回收站買瓶子，運回學校，清洗乾淨，再把它們運到學校的空地上，建造房屋，進行安全檢查。“弄得收垃圾的還以為我們是來搶生意的。”
可樂瓶房子建好時，已是春節前夕，杭州城多日飄雪。“在漫天大雪中，學生們就像一支完整的農民施工隊，24小時奮戰在現場。”王澍回憶，孩子們沒有任何怨言，甚至“帶有一點理想的火光，真正的創新是會讓人感到興奮的。”
與潮流保持距離
王澍心中“理想的火光”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顯現出來。
1981年，18歲的新疆小夥子王澍考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成為極度理想主義者、狂人的代名詞。在媒體的報道中，大二時，他便公開宣稱“沒人可以教我了”；答辯會上，他把論文貼滿了教室，還表示“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楊廷寶是一個，我的老師齊康算半個”。
王澍的代表作品——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圖/視覺中國從上大學時起，王澍就博覽群書，讀胡塞爾的《小觀念》、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人類學》。1983年，他發表了一篇調研報告，是南京到蘇州一帶的江南小城生活調查。他建立起了一套近乎駁雜的人文社科知識體系，與建築師相比，有時更像一位“哲學家”。
在王澍的觀念裡，中國傳統建築有它自己的特點，他喜歡那種自然、建築與人之間相互尊重、和諧共處的關係。與之相反，中國城市高樓大廈對西方的盲目複製令人厭倦。
為了心中的執念，王澍拋棄了上世紀90年代的房地產熱潮，不願像其他建築師一樣，趁機撈一桶金。他和同為建築師的妻子陸文宇在西湖邊沉寂下來，找了一間出租屋，過起隱居的生活：當時家徒四壁，他在水泥地上鋪上一張涼蓆睡覺；他不適應南方的黃梅天，衣服在屋裡放久了，一拍就掉下一層綠毛。
“那是建築師的黃金時代，隨便接個項目，一年都有一百多萬。”唐勇說，但老師王澍就能甘於寂寞，清醒地和物質、名利保持距離。
隱居的日子裡，王澍和陸文宇到西湖邊散步、登山，在50平米的家裡建園林。他對理想建築師的認知越來越清晰，認為建築師應該介於藝術家和工程師之間，既要像藝術家一樣，對人類生活經驗有敏銳的感知，開展創造性的設計；又要把這種浮在空中的想象落地，研究它的結構、研究它的受力。
“我經常開玩笑，當藝術家的工作完成的時候，工程師的工作才剛剛開始”，王澍說。
從零起步的教學實驗
2001年，從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蟄伏十餘年的王澍被中國美院院長許江請出了山。兩年後，中國美院的建築藝術系重立，一場由王澍主導的“教改實驗”拉開帷幕。
作為建築藝術專業的第一屆學生，唐勇記得，班主任王澍第一次出現時穿了一件深紅色的大毛衣，很胖，留著寸頭。他在講臺上邏輯清晰，說話“很有煽動力”。
那時的王澍還沒出名，但旁徵博引，告訴學生們優秀的建築師要讀哲學、人類學，推薦卡爾維諾和列維斯特勞斯。講話持續了一小時，教室裡很安靜，唐勇卻像打了雞血一樣，“他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藝術理想是建築、繪畫、雕塑三位一體的，但建築被擺在最高位置。因為它是一門綜合的藝術，會把繪畫、雕塑都融合進去。”
唐勇認為，王澍的一番話就像一場啟蒙，雖然沒教什麼具體知識，卻讓他對這門學科產生了最原初的敬畏。
在美院，沒人比王澍更懂建築，他的教改實驗也因此獲得了足夠的空間。
2003年，王澍和陸文宇共同起草了第一份“實驗建築”本科五年制教學大綱與教學計劃，含有“如畫”“材料”“批判/混響/邊緣”“建構”等8條教學線索。“這些線索更像一些理念和方向，會落實到不同的課程中。”王澍說，比如“如畫”，是以中國傳統山水畫為研究對象，會體現在一年級的“空間渲染”、二年級的“園宅”等課程中，為的是培養學生形成一種“建築如畫”的空間意境感。
在這樣的教學體系中，大一學生要做木工，學習中國傳統的“榫卯”結構，還要學習書法課。唐勇記得，王澍還帶著他們去蘇州逛園林，在園子裡練書法，“因為他覺得書法行雲流水的形態裡，也有中國傳統建築美學的特點。”
“但是你不要認為這是一場顛覆性的改革，高校建築學專業大綱裡要求的硬性指標我們都符合。”建築藝術繫系主任 陳立超說，在這場教改實驗中，“王澍負責天馬行空，我們負責腳踏實地。”
初次看到這份教學大綱時，美院的一位副院長覺得很有意思，指著一條線索問，這個誰教？王澍說，我教。他又指了指另一條線索，這個呢？王澍說，還是我教。
如何找到合適的老師，是教改之初的一個大問題。王澍說，最開始的一年，他只能和陸文宇一起給學生上課，還從北京請了一位著名當代藝術家作外援，“相當於設計、理論、歷史課，都是我一個人的”。
王澍（右一）和陸文宇（右二）正在課堂教學。受訪者供圖
直到2004年左右，他的第一屆研究生畢業，情況才略有好轉，“五個人裡我留下了四個”。
也有一些老師是王澍在國外訪學、演講時“撈”回來的，比如阮昊。他是清華大學建築學學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碩士。2012年，王澍在哈佛大學訪學時，阮昊是他的助教，二人的理念十分契合。
每學期開學前，王澍會給老師們開一個“比武大會”，每人都要拿出有特色的教案，否則就得走人。比如講園林時，有的老師會摸索中國傳統民居的浮雕，有的研究中國園林裡的器皿器物，還有人將西方現代建築與中國園林結合。
在王澍看來，這種交流中迸發出的火花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一個老師是全黑白的，一個老師是彩色的，一個老師是極抽象的，但這三條線索都有潛力，我希望它就像一個花園。”
廣袤鄉村的實踐
除了校園內的課程，王澍也會讓學生走出去，到廣袤的鄉間做田野調查、調研中國傳統民居，或者真實地參與鄉村基礎建設。
有時王澍看到一面牆，就會讓學生去觸摸，感受背後的建築學原理。在鄉下走訪時看到傳統民居，他會告訴他們屋簷、大門上的特徵，哪些體現著這是一處“文人住宅”。“他會讓學生去感知，牆究竟是什麼？土究竟是什麼？木頭究竟是什麼？當你的手有了觸感，那種感知是語言、思想和任何知識體系沒法代替的。”阮昊說。
學生們的動手實踐課程，在研究生階段達到極致。
從2016年起，中國美院建築藝術學院與東南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建築系，組建了“三校聯合夏令營”。每年暑假，學生們可以到中國鄉村區，幫助修建公共基礎設施。
在中國美院的帶隊老師蔣偉華看來，在學生時代就完整參與一個項目的選址、製圖、修建等過程，並讓項目真正投入使用，這在國內建築教育中非常難得。這樣的機會來自王澍本人的社會影響力——作為普利茲克獎得主，他能與地方
政府斡旋，爭取到資金和場地支持，“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這也是吸引旅遊的一塊金字招牌”。
浙江杭州，富陽洞橋鎮文村，王澍參與修繕、改造的農居房項目。圖/視覺中國
蔣偉華記得，第一年的項目是在浙江衢州一個叫幸福源的小村裡修建公廁。這是來自王澍的考慮，“因為民居住宅都是私域，而公廁某種程度上代表的是鄉村公共空間”。
在村裡，學生們先是挨家挨戶做調研，瞭解村民的生活習慣，之後才是設計、建造。在鄉下的時間長了女生們都戴起了在村裡買的遮陽帽，騎著電瓶車，曬得黑黢黢的。蔣偉華說，他每天在村口，遠遠地看著她們過來，“和村民沒什麼區別。”
經過觀察，學生們發現村民常用三層階梯式的洗手池，便在公廁外建了一個樣式差不多的。後來，那裡成了村民的公共活動場所之一，農婦們聚在水池邊洗菜、聊天，孩子們就在附近的土坡上玩耍。
這樣的場面，很符合王澍對田園牧歌式的傳統文化的嚮往，符合他對“本土性”的推崇。但嚮往與推崇之外，這也是他的現實選擇，因為中國的城市建設已趨近飽和，鄉村還可以“做點不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我為什麼鼓勵學生去鄉村，它的結構更開放，還有一些實踐的機會。”王澍說。
失敗抑或成功
可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王澍的這場教學改革。
他記得新世紀初，在他剛剛打出教改的口號時，常常會有其他學校的老師當著他的面反駁：“你們肯定會失敗”“你們的學生沒法融入社會”。
如果這個所謂的“社會”，是一種商業化的、套路化的社會，或許那些老師的判斷是正確的。在“三校聯合夏令營”中，王澍和他的學生就與這樣的社會發生了齟齬。
建造公廁時，王澍等人提議用當地最常見的竹子作為原材料，從建築美學的角度考慮，竹子與民居更和諧，而且更環保。
但聽說王澍主持的項目竟然要用竹子時，政府和村民都急了。蔣偉華說，“他們覺得我們把你請過來，怎麼能用這麼廉價的東西！”他們的希望是像大城市的建築那樣，用鋼筋水泥，再鋪上五顏六色的石頭。不過他們最終被王澍說服了，公廁的建材依舊是毛竹、瓦片、石頭之類的“土材料”。
與建造公廁時的爭議相比，王澍的學生們一旦畢業，面對的現實要複雜得多。他們在美院接受的是一套純粹化、理想化的教育，可進入大設計院後，商業的洪流滾滾而來，許多人都要經歷一番“痛苦糾結”。
“在中國的體制下，要想做一些特別有意思的、還能在大街上看到的建築，除非你到了王澍老師這個級別，對吧？所以很多學生去了設計院就要建住宅、建高檔小區，非常商業化、套路化。”陳立超說。
有的學生甚至開始複製、抄襲王澍的作品。對於這場以原創為核心內容之一的教改，這無疑是個莫大的諷刺。
陳立超記得，有學生畢業後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打著王澍學生的旗號在朋友圈炒作。“他們建的民宿項目裡，佈滿了典型的王澍式屋簷、老樹、夯土牆，連椅子的造型都和象山校區的設計一模一樣。”對此，王澍也看到了，但他什麼也沒說。
眾多畢業生裡，唐勇屬於少數能在洪流中保全自己的“倖存者”。30歲那年，他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建築師事務所，既承接一些掙錢的項目，也會倒貼錢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比如在陝北的泥河溝村古棗園建旱廁。“那是一個洗澡都缺水的地方，建旱廁符合當地的節水需要，糞尿可以作為農肥再利用，是傳統農耕體系的重要一環。”唐勇說。
2014年，泥河溝村古棗園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列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能參與這裡的生態保護，屬於唐勇心中“有意義的事”。
王澍和學生們在鄉間調研。受訪者供圖
為了檢驗十多年的教改效果，2017年4月，杭州杏花微雨的時節，王澍在中國美院美術館辦了一場教學成果展，取名為“不斷實驗”。從大一到大五的36組學生作品擺放在展廳裡，按照教學大綱上的8條線索分成了8個板塊，有簡單的杭州建築水墨畫，也有堆成小山的椅子，總體看，就像一個大型裝置藝術的“威尼斯雙年展”。
到展覽現場助陣的，有數位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及評委，以及來自清華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等幾十位國內外知名高校的建築學院院長、教授。王澍記得當時特別轟動，成群結隊的人到學校裡來看展覽。
現在，如果讓王澍給這場教改打分，他會打6分，因為教學質量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他說真正的評價要再等十年，“採訪完第一屆的學生，才能真正體現出教育改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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