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杜麗娟 北京報道
編者按/2019年，新中國迎來７０華誕，70年中國風雨無阻地砥礪前行。站在新的起點，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經濟發展局勢，中國企業如何摸索出屬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如何用變革與創新顛覆世界？中國企業家們如何佈局籌劃未來發展？關於中國經濟，各界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與解讀。
11月5日，中國經營報社主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尋跡：變革世界與中國底力--2019（第十七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在北京順利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經營報社社長金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國務院參事室自貿試驗區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晉平，著名經濟學家馬光遠，科大訊飛副總裁兼消費者BG副總裁李傳剛，永新華控股集團執行總裁張軍，君康人壽副總裁張翼等學界、企業界代表濟濟一堂，就未來企業的創新力覺醒、競爭力重塑與產業升級、年輕人養老的那些事、金融科技創新動能、國潮再造與影響新玩法等熱門話題分享真知灼見。
面對錯綜複雜的經濟形勢，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需要以供給側結構為主線。
在2019（第十七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指出，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升企業競爭力需要把關注點由政策調整轉化到深化改革上來，只有這樣才可能避免出現似是而非的決策，也才可能避免出現一些南轅北轍的結果，從而提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能力。
供給側改革為主線
剛剛結束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高培勇認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包含兩種含義：一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二是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他認為，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將高質量發展與高速度增長嚴格地區別開來，並在其中畫一條明確的分割線，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區分。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其基本要義就是要告別需求管理，或者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礎上加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需求管理是站在需求側，緊盯需求總量，通過逆向調節實現短期平衡，它所依託的主要手段就是政策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需求管理的顛覆性調整和方向性改變”。高培勇如此分析。
對照需求管理，我們的改革路徑也開始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緊盯需求總量轉為聚焦供給的結構和質量。在此背景下，要實現經濟增長從追求短期平衡轉為追求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高培勇認為，只能把原來依靠政策調整的思路逐漸轉為深化改革。
在改革推進上，為了落實高質量發展，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實施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並推進三大攻堅戰。這些舉措也表明，在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中，我們的發展思路，已經開始在高質量發展的語境中進行有針對性的思考。
這種轉變恰恰說明，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的新發展理念正在逐漸滲透。
高培勇說，新發展理念的含義是要告別舊發展理念。所謂舊發展理念，它的基本要義是以GDP的規模和速度為指標。也就是說，所有經濟工作的中心是圍繞著GDP的規模和速度在運轉。“從舊發展理念到新發展理念，我們的目標追求正在從規模和速度，轉變為質量和效益，即以效益和質量替代規模和速度，或者說，至少要在規模和速度的基礎上加上質量和效益的需求。”
政策轉向深化改革
今年以來，新老矛盾交織，週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疊加，使得宏觀經濟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高培勇認為，面對這些複雜的經濟形勢，我們只能對症下藥。“最中心的意思是希望宏觀政策隨之變化，並通過宏觀政策的對沖性調節來抵消經濟下行的壓力，同時抵消導致經濟下行的諸多因素。”
然而，從當前宏觀環境看，政策性調整對沖的更多是週期性、短期性因素。對於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政策調整的空間很小。“因此，我們只能通過改革的行動來對沖，使之得以緩解或化解。“高培勇說。
簡言之，就是在今天的背景條件下，主要通過改革或改革加逆週期的宏觀政策調節手段，才可能取得預期效果。
一直以來，提到宏觀調控首先想到的就是需求管理，提到經濟發展首先想到的可操作手段就是招商引資。但是在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的語境移步到高質量發展的語境後，任何發展都需要站在高質量發展的平臺上進行討論。
隨著發展觀唸的轉變，高質量發展階段最需解決的矛盾是結構問題、供給側問題，而不是總量和需求側問題。
高培勇建議，不管是做除法還是做加法，我們的視野不能侷限於政策調整，而要跳出政策調整，著力於深化改革。“當前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告別慣性思維，要把最終的舉措聚焦於深化改革上面。”在他看來，當前最重要的行動就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進行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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