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影悼红
民国时期，很有意思，名流圈有两位大炮，一为“孙大炮”，另一位是为傅斯年“傅大炮”。
前者，是对手嘲讽他吹牛。后一位，则是说他爱抨击，路见不平就狮子吼，是为国为民的顶级“喷子”。这是至高的荣誉，不是黑料，不是讽刺。
傅斯年身上，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人格气质，与许多值得赞赏的事迹。
作为“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傅大炮一生还真是炮火四射。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不为私情，一心为公。
他是那种特别爱国的人，当国破家亡时代，尤其痛恨没有民族气节的读书人。当初抗日胜利后，文化圈对周作人等“落水文人”多有同情，是他最坚决主张，一个都不可原谅，认为北大不能收留任何一位“不洁之人”，不管他学问有多大，做汉奸的原因又多么委屈。他的原话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有人说他缺人情味，可能还有党同伐异之嫌，其实，倘不合此意的，不惟外人，他连自己的祖先也要痛骂。比如，一般人，对于自己的名人祖先那是各种天花乱坠吹捧的 ，有坏事至少隐而不提。他不是如此和稀泥之人 。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代所谓的“开国状元”，名声也不错，史称“体察民情，颇有政声”，但是傅斯年始终以他为耻辱。为何？因为身为汉人，却不参与抗清复明运动，反倒跑去异族政权捞名利，傅斯年认为这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傅斯年出身并不好，9岁丧父，家境贫寒，全靠其母及其祖父傅淦拉扯成人。
他的一生，没有原生家庭的阴影，还侠义肝肠，光明磊落，固有山东汉子的地方性格加持，可追溯心理渊源，其实也受到那个热心参与维新变法的大刀王五的影响很大。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跟谭嗣同往来密迩的大刀王五，还是他祖父的弟子。 他的祖父傅淦，博通经史，能诗会画，武术也好。当年游荡京城，结识爱用双钩的镖师王五。两人几番比划，王五都败他手下，气服心推，拜傅为师。正是傅淦，劝王五改用大刀，如此才有后来的“大刀王五”。
傅斯年1896出生，那时的戊戌变法早已尘埃落定，王五也即将去世。但是，其祖父门生王五的传奇故事，一直深印其心中。后来，我读傅斯年，在他身上，就常常会读到谭嗣同+大刀王五的影子：文采风流，嫉恶如仇，忠肝义胆，靖赴国难。
傅斯年其人，作为彼时民国常任的“立法委员”，数十年放炮，意在批判，连蒋介石、孔祥熙都畏惧他。
他自称“永远在野”，一生都接近权力，但洁身自好，又是主动避权。当时的读书人，能做到傅斯年这么自觉、又能真干事的，连胡适都认为是绝无仅有。他的北大老同学顾颉刚等人，纯然书呆子，非议傅“热衷官场“，确实是太不理解他。
傅斯年本身可以高官厚禄，是自觉拒绝，努力保持距离和独立性。他需要的，是“议政”的权利，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同时不搞空论，不停步在批判，切实地从建设性上着手。他痛贬宋子文、炮轰孔祥熙，臭骂蒋介石，还以区区参政员接连撵走两任“行政院长”，精勇一如猛虎，无人可当其锐，是民国政圈非常精彩的一页，也是极其有力道的正义攻斥。
只是说，国事日非，世界黑白颠倒，逼迫得一读书人也要去凭着满腔正气去整顿，于国是耗费人才，于他个人是未免可惜。傅斯年天才之光那么耀眼之人，终其身没有做出相应的学问成就，最大程度上是被外务给浪费掉的。
后来，他的猝死也是因为政治，是天不怜才。1950年12月20日上午，在台省议会，他 “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才55岁。在去开会之前，看到正为买菜钱发愁的妻子俞大綵，他还兴高采烈地说，董作宾终于肯给他预支一笔稿费了，拿到钱后，“一半留作家用，一半给做条棉裤吧”。
他和他的恩师胡适之，都是毫无征兆地猝死在讲台，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死而后已，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殊途同归吧。
莫道书生空议论。而作为现代学术的“领导者”，傅斯年不只是“大炮”而已，他其实始终都是建设前线的“第一名勇士”。
傅斯年可说是整个民国时代，学术与教育圈最有组织能力的大才。一生弘扬文教，功不在胡适之下。这方面，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不了解的朋友拿起手机一检索也是满屏皆是，反倒没必要多谈些什么。
我自己读傅斯年，最为他遗憾的事有三：其一，“千古文章未尽才”，他的学术被“国是国非”给耽误了；其二，既云“大炮”，则必不擅摄生，性格的暴躁，也让他太短命了。
其三，他的后人也没有好的着落，至为可惜。我听一位老师讲过，1947年傅斯年赴美看病时，夫妻俩把13岁的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读书，托友人门生照顾。傅年少时极为聪慧，每年都拿奖学金，常常发表文章，写信给其父纵论天下大事。
后来，傅斯年一死，傅仁轨再没回国，也和国内断了联系。据说，那时还是10来岁的他，在美缺乏管教，书也不怎么念了，学嬉皮士，穷困潦倒了一生。 2004年前后，岱峻的《发现李庄》在台出版，风行一时，傅仁轨竟然也看到了。还给岱峻写信，说“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它仿佛把我带回了过去的时光”。
信是英文写的，落款的“傅仁轨”是中文签名，歪歪扭扭，“不成体统”。岱峻感慨，早年有传闻，说傅斯年的儿子已经不大会用中文，原来不是谣言。真是可叹~
刘愚愚
读过他的春秋策，第一节的题目惊到了我，哲学乃是语言学之副产品，随后他有下结论中国无哲学，他似乎以为这是一件幸事。
我当时比较抗拒，后来我发现很有道理，古代中国太特殊了，而我们对他的认知建立在西方学术的基础上，于是就有了种种不实的指控与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后来我读梁漱溟，更加认定古代中国社会结构无比特殊，以至于我们必须另辟一条新路来认识他。这项工作在如今无疑是复杂的，现代化，科技发展，文化的交流等等都阻碍了我们的正确认识，如果放到民国，这项工作或许容易些。
民智开没开，我想这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在如今有多少人能真如钱穆所说怀着“温情与敬意”呢？我想更多的是矫情与误解，误解倒还好说，矫情就有些过犹不及了。知乎的大v王陶陶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是现在，言犹在耳。
我想说，这种比较似乎毫无意义，傅斯年先生本人并非一个纯粹的儒学家，孔子只是他的一个研究对象，二者之间不存在传承关系，如题目所说的比较也就不成立了。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已国士之躯报君。」
思绪万千，想了这么多。如果有一句话来做结尾，我想应该是：姑且由之吧！
愚蠢的毕言言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中国历史学家、学者，五四运动领袖之一。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抢救、整理了一大批明清档案。一次，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为由，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库存的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傅斯年在得知此情后，立刻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最后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
傅斯年是一位勤奋敬业的学者，他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钟”就是为纪念傅斯年而设立的，每节上下课时“傅钟”会钟响21声，寓意每位学生都要学习傅斯年先生的敬业精神。
半个南山人
我觉得题主提的问题很厉害啊。抓住了傅先生的特点。
傅斯年先生是个学者，但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当时的时代可能有些影响，如今却不是专业领域研究的必读书了，或可不再表。但傅先生的行止、交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先生的风骨精神，至今值得我们学习。
我讲几个先生的旧事，能看出风骨、看出真性情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傅大师感愤国难急就《东北史纲》，以学术捍卫国土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知识分子慷慨激昂却一筹莫展，傅斯年问：“书生何以报国？”傅斯年提出，要从学术上，为组织国人抵抗、争取国际支持、收复东北做好准备。作为一介学人,傅斯年紧握手中笔,用自己的知识,向帝国主义宣战。这也是傅斯年联络了方壮猷、徐中舒、肖一山、蒋廷黻等人来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写作《东北史纲》的第一动机。他用知识来说服国人,增进国人对东北地区的了解,进而增加国人抗日的决心。他驳斥了 “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并“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爱国情怀激发的著作，更是以现代学术规范、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现代学术规范建构出来的中国区域史的开创性作品。1932年1月,美、法、意、德等国组成的“李顿国联调查团”成立后，傅斯年让李济将《东北史纲》节译成英文,送交李顿调查团，《东北史纲》一书便成为李顿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书生报国，有远见、有学识、有激情。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啊！
第二个故事：傅老虎北大驱奸，一个都不宽容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校长胡适还没有回国，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 1945年10月底，傅斯年抵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下了飞机，一句寒暄也没有，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来往，陈回答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先生闻言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因为周作人曾失足从伪，傅斯年也毫不留情的清算，他坚持的就是“正是非，辨忠奸”。
他之所以这样“秋风扫落叶”，是因为他知道，胡适为人温和、提倡宽容，回国以后很难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只有由他这个代理校长扮演老虎，痛下杀手了，他得意的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第三个故事：参政会炮轰孔祥熙，三评论逼辞宋子文
傅斯年不但是个优秀的学者、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他从政的时候，还是一门巨无霸的大炮，并且专打豪门权贵。
傅斯年在1944年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一星期后，傅又在《世纪评论》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3月1日，傅斯年应储安平之约，在《观察》周刊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入手，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条分缕析，讲得清清楚楚，至今读来，令人击节！
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
第四个故事：傅斯年侠骨柔肠，梁思成穷病受助
傅斯年脾气暴，但他对人才的关心，对朋友的细心，恐怕也不是他人能比的。
抗战期间，很多学术机构都迁到了李庄，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也困在西南这个小山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个民间学术团体，没有经费来源，好不容易向政府要到一点钱，也只够维持很短时间的开支，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常年辗转于病榻，一方面协助梁思成编写《中国建筑史》，一方面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处境十分艰难。梁思永是考古学家，虽然战胜了死神，度过了危险期，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足，病体十分虚弱，每天连到山上史语所去上班都支撑不住。
目睹梁氏兄弟的艰难状况，傅斯年忧心如焚，为了替国家保存人才，他给朱家骅、叶企孙、杭立武等官员写信，谈到梁家兄弟的家世和学问人品，为他们争取经济资助。他甚至还直接上书蒋，介绍梁家兄弟的身世、学术贡献、面临的困难，争取经费支持。
而且，他所做的这一切，梁思成兄弟、林徽因都不知情。他觉得，如果说出来了，像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知识分子，完全可能拒绝接受帮助。傅斯年是一个侠义之人，他的做法，正表明了他柔情的内心，他无私和高尚的情操。
傅斯年的故事很多，我的这篇问答的主要参考了以下两本书。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像傅斯年这样的“先生”的故事。读来，是一边唏嘘一边景仰啊：
岳南著《南渡北归》，全六册，含《南渡》两册，《北归》两册，《离别》两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
岳南著《那时的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在线艰危岁月大师群体沉默而光荣的历程。
这次我没有放先生的照片。傅先生很胖。后来他的死因也和肥胖有关。拍了参考书封面照片附后。
松荫溪畔扫雪僧
学问从来不肯闲，
傅钟声里识傅园。
孟真未必英雄汉，
思考三时算一天。
涂之人995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在多个领域都有所作为，但是他的学问就像是一地珍珠，缺少线来串起，所以总的来看，他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