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文中，我們提到，史官的主要工作是修史和註記。我們還發現，蜀漢是設有史官的。它不是“史官言景星見”的那個太史，而是東觀秘書郎。問題似乎圓滿解決了。

但是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

蜀漢有史官制度，但不意味著一直有史官制度；蜀漢有史官制度，卻依然存在史料簡略的問題。要進一步解釋蜀漢史料簡略的問題，還得更細緻地探究蜀漢史官制度的來龍去脈。

比較尷尬的是，正是由於蜀漢史料簡略，所以對蜀漢史官制度的探求本身，直接的史料也較少，因此推論會比較多。我希望儘量接近歷史真實，但畢竟不一定就是真實。

劉備重用的這幾位“文化人”都不是史官

依照目前的史料來看，蜀漢建立較完備的東觀秘書制度，在諸葛亮去世前後（具體考證見後）。也就是說，在蜀漢前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也就是在劉備和諸葛亮時代，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史官。

近來常有把蜀漢博士許慈列入史官者，理由是《華陽國志》卷7《劉後主志》中有許慈“普記載籍掌典舊文”之語，那麼許慈就是一名註記官，當然就是史官。

其實提到許慈，就不得不把胡潛、孟光、來敏都帶上。

先來看許慈和胡潛，這倆人關係比較“密切”。據《三國志》卷42《蜀書十二·許慈傳》記載：

（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他擅長鄭玄之學，必然要治群經，屬於通才。

胡潛就專一得多。《許慈傳》雲：

潛雖學不霑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

在學識淵博方面，胡潛跟許慈沒得比。好在胡潛記性好，對禮儀制度倒背如流，甚至到了你有疑問，他張嘴就能解決的地步，是如假包換的禮儀專家。

劉備定蜀後，“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許慈傳》）。劉備重振學業，目的是恢復“曆紀”。因此，劉備這時急需專家整理文獻資料，並根據所學來為自己確定禮儀制度。

故而，擅長諸經（當然也包括禮）的通才許慈、禮儀制度專家胡潛都被劉備任命為博士。這是因為東漢以來，制定禮儀和校勘圖書都是博士的職責。

許慈還經常與胡潛因為學術觀點互懟，甚至到了打架鬥毆（“時尋楚撻”）的地步。胡潛是禮儀制度的專家，許慈與他因為學術觀點開撕，撕的也只能是禮儀制度問題。

因此，許慈的“普記載籍，掌典舊文”，是博士整理校勘書籍的本職工作，未必跟註記有關係。所謂“載籍”“舊文”，不過是舊文獻罷了。至於“普記載籍，掌典舊文”的目的，則是為了制定蜀漢的禮儀制度。

這一點，在《孟光傳》中也有所體現。

《許慈傳》稱許慈、胡潛“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然而與經學家許慈、禮學家胡潛相比，孟光更接近於史學家。《孟光傳》雲：

（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雖然孟光也治《公羊傳》，但最突出的成就還是在《史記》《漢書》《東觀漢記》方面。尤其對漢朝的制度、典章、慣例，孟光非常瞭解。因此，劉備定蜀後，便拜孟光為議郎，“

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孟光傳》）

可見，《許慈傳》裡孟光的“典掌舊文”與《孟光傳》裡孟光的“並掌制度”其實是一回事。許慈、胡潛、孟光的工作，都是整理文獻，制定禮儀制度。

來敏要特殊些。劉備定蜀後，任命來敏為典學校尉。聽這名字也知道，和教育工作有關。聯繫到“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之語，來敏的工作更多是針對“學業衰廢”而言。

來敏沒有進入制禮小組，或許與來敏的個性或態度有關。《來敏傳》裴注引《諸葛亮集》中諸葛亮後來發佈的教令說：“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這個典學校尉或許就是“無所禮用”的安慰鼓勵獎。

總而言之，博士許慈、博士胡潛、議郎孟光、典學校尉來敏，本職工作都是整理文獻，許、胡、孟進一步負責制定禮儀制度，來敏名義上負責教育。他們都不是史官，也沒有明確約定他們要負責註記；至於修史，那就更說不上了。

劉備和諸葛亮都沒有設立史官

從劉備定蜀到劉備建國，還有一段時間。但無論是稱王還是稱帝，從目前史料來看，劉備都沒有重建東漢的東觀秘書制度，也沒有配備相應的兼職史官。

當然，沒有史官，不等於沒有從事歷史著述的人員。修史的工作固然沒有，但註記的工作還要進行。

一個理由是，蜀漢前期歷史的史料遠遠比後期要豐富，《先主傳》《諸葛亮傳》等記載雖然仍顯不夠詳細，但也絕非簡略。尤其是蜀漢早期的政治大事件，如稱王、稱帝、封皇后、封太子、封丞相、封大將，群臣奏議、劉備策書也是一應俱全。由此可見，蜀漢前期的檔案還是有所保存的，人物事蹟也不是完全沒有記錄。

不過這種記錄最初可能比較原始，也就是我們在《 》提到的，以原始檔案為代表的“甲類註記”。註記人員由不同級別不同部門的公務人員擔任。這時不僅沒有專職註記官，甚至連兼職註記官也稱不上，完全是東漢以前的狀態。

這種狀態，反應在史官制度上，就是沒有完備的東觀秘書制度，沒有校書秘書官，也自然沒有東漢制度下的兼職史官。

劉備時期，成都應該還是有“圖書館”的。劉備要“鳩合典籍”，許慈等人要“典掌舊文”，沒有藏書之處是說不過去的。但是“典掌舊文”的人員很雜，並沒有出現東觀郎這樣的專職圖書管理員；而且“舊文”的數量也不會太多。

眾所周知，劉備去世前，在給劉禪所下的遺詔中提到：

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三國志》卷32《蜀書二·先主傳》裴注引《諸葛亮集》）

劉備想讓劉禪看幾本書，還得讓身在永安的諸葛亮親自書寫，再派人帶回成都，可見這幾本書成都是沒有的。這從側面也表現出，蜀漢宮廷藏書有限，秘書制度或不健全，或根本就沒有。

劉備時代如是，諸葛亮時代亦如是。

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與東觀秘書制度有關的工作人員可考者有五人，分別是郤正、陳壽、王崇、司馬勝之和習隆。其中，郤正的履歷揭示出了蜀漢東觀秘閣制度的一些線索。

據《三國志》卷42《蜀書十二·郤正傳》：

（郤正）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

蜀漢滅亡之時（263年），郤正已經在“內職”有30年了，也就是說郤正出任內職的時間是建興十二年（234年）。

查郤正履歷，所任者先後為秘書吏、秘書令史、秘書郎、秘書令，即皆為秘書官。蜀漢所設東觀秘書當在宮中，所謂任內職30年，就是當了30年的秘書官。因此，郤正弱冠而任秘書吏的時間，正是建興十二年（234年）。這是目前所見五位秘書官裡，任職時間最早者（其他四位時間詳見後）。

建興十二年（234年）的蜀漢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丞相諸葛亮去世。

如果郤正任秘書官的時間，正好就是蜀漢設立東觀秘書的時間，那麼這座“國家圖書館檔案館”有很大可能就是在八月諸葛亮病故以後設立的。

當然也不排除在建興十二年（234年）以前，也就是諸葛亮在世時，就設立了東觀秘書。畢竟蜀漢史料稀缺，相關記載沒有流傳下來也是可能的。不過現存史料還找不到相關證據。

反而是陳壽在發完牢騷，吐槽完“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以後，馬上吐槽“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陳壽沒有將“國不置史，註記無官”的責任歸於劉備，而是歸於諸葛亮，看來陳壽是認為，蜀漢掌權者從劉備到諸葛亮，應該從“無史”走向“有史”了。

諸葛亮不設史官，害怕史書對自己不利？

關於這個問題，還得要回顧一下曹、劉、孫三家早期歷史著述工作的情況。劉備方面含糊不清，曹操和孫權則明確選擇了兩條不同的道路。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封魏王后，即仿效東漢朝廷的秘書監，設立了魏王國自己的秘書令、秘書丞、秘書郎等秘書官。秘書監是東漢末年的國家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兼修國史的地方。曹操設立的秘書官，至少在形式上繼承了東漢的兼職史官制度。

不過曹操的秘書官又並非東漢的秘書官。據《宋書》卷40《百官志下·秘書監》載：

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秘書丞。秘書典尚書奏事。

秘書令的主要職責是分尚書之權，管圖書都成了次要職責，更別提是兼職的歷史著述了。

曹魏的秘書官迴歸到東漢秘書制度，是曹丕黃初初年。同書雲：

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

此時秘書已經迴歸了圖書管理員的職責，但仍然隸屬少府。魏明帝青龍末年，王肅任秘書監，秘書才從少府獨立出來，真正與東漢的東觀相當。嘉平年間第二次修國史時，秘書監王沈還參與其中。然而在此前，魏明帝已經設立了著作郎作為專職史官。

曹魏走的是利用東漢秘書兼職史官的制度，使史官制度正規化的路線。孫權則走了一條非正規化的路線。

早年孫權割據一方時，以長史、主記作為註記人員。長史張紘、張昭都曾負責書記，“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張）紘、張昭草創撰作”。（《三國志》卷53《吳書八·張紘傳》）這與東漢太尉長史記事一脈相承。

此外，負責註記的還有主記室史。如“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三國志》卷52《吳書七·步騭傳》）主記就是主記室史的省稱，據《續漢志》卷28《百官志五》，其職責是“主錄記書，催期會”。

然而長史記事、主記記事，都是東漢官員記事的延續。其註記成果顯然屬於“甲類註記”的範疇。

孫權稱帝建國十分漫長，為三國最晚；其史官的正規化也很晚。以目前史料來看，東吳最早的史官太史令，直到孫權晚年（大約250年左右）才履行史官職責。據《三國志》卷53《吳書八·薛綜傳》載華核上疏：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

曹魏能夠走史官專業化路線，首先得益於東漢朝廷長期掌握在曹操手中，朝廷雖然是傀儡，但基本框架還在。曹魏建國後，可以直接將東漢的史官框架移植到曹魏政權中。

此外，曹魏有東漢禪代的合法性，自居正統，孫權一度俯首稱臣，劉備一度陷入絕境，曹魏境內又率先實行九品官人法，這都使得曹魏比東吳、蜀漢更早地走出以擴張為首要目標的“戰爭狀態”，進入以內政為首要目標的“治理狀態”。

相反，孫權割據一方，最缺乏合法性，且需要進行江東本土化，因此東吳建國漫長，長期（至少在名義上）處於“戰爭狀態”，史官設立相對較晚。

劉備與蜀漢，雖然號稱正統，實際上更類似於孫權，而形勢更為嚴峻。劉備自入蜀以來，定蜀之役、湘水之盟、漢中會戰、關羽敗亡、火燒夷陵，幾乎年年征戰。我在

《從“天府殷富”到“民皆菜色”——季漢經濟新探》（本文後面會在公眾號發佈，感興趣的朋友可找史君開小窗）提到，蜀漢在戰爭的拖累下非常疲憊，劉備去世時蜀漢經濟已經跌至谷底。

而設置史官，進而集註起居、編修國史，是一個燒錢的事情。迫於生存壓力，劉備不得不歲歲出兵，政權的經濟建設全部圍繞軍事行動進行，即柿沼陽平提出的“軍事最優先型經濟體系”。

在這種不打仗就不能生存、只能砸鍋賣鐵支持打仗的情況下，劉備當然不會對史官制度給予財政支持。

諸葛亮時代與劉備時代相似。諸葛亮接手的蜀漢危機四伏，尤其在建興初年，整個蜀漢經濟在嚴重損耗的形勢下，即將走到崩潰的邊緣。其後經過諸葛亮的“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形勢有所好轉，但迫於內外的生存壓力，蜀漢的國策仍然是積極北伐、興復漢室。

蜀漢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又無法結束“戰爭狀態”進入“治理狀態”；財政自然就傾向於軍事擴張，而不是修史著述。這又是蜀漢比東吳更加嚴峻的條件，迫使蜀漢前期無法建立史官制度的原因。

至於像某些文章提出的，諸葛亮之所以沒有設史官，其中主要原因是害怕史官記錄他的不好言行，阻礙他行權做事，則屬於無稽之談。

首先不設置史官，不代表沒有人記錄史事。只要東漢的文書制度和記事傳統還在，“甲類註記”就仍然存在。陳壽能寫出長篇大作《諸葛亮傳》，本身就說明了史料無法通過不設史官消滅。

其次，自古害怕自己歷史名聲敗壞的，無不通過修史來為自己洗白。比如嘉平元年（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當年就命應璩以侍中典著作，開始第二次集中編修魏國官方史書《魏書》；不僅如此，司馬懿還特設著作佐郎作為著作郎的佐官；而這次修史在曹魏三次修史活動中，是人數最多、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

換句話說，諸葛亮如果怕歷史記錄對自己不利，更應該設立史官，或集中修史，或集中處理檔案，人為將史料全部轉向有利於自己的一面；而不是通過“國不置史，註記無官”，任由史料散佚——和前者相比，後者的效率太差，效果也不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