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陽何以出“三週”

何謂“三週”？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周谷城、周揚、周立波是也。近百年來周姓名人多得很，為什麼把這“三週”放在“一塊堆兒”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三者都是益陽人，出生地相距不過幾十里；二是三者在現當代文化領域都有傑出貢獻，是文化界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近百年來周姓名人多得很，為什麼把這“三週”放在“一塊堆兒”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三者都是益陽人，出生地相距不過幾十里；二是三者在現當代文化領域都有傑出貢獻，是文化界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讀《三週畫傳》，不僅對他們的身世、為人和貢獻有了較真實、全面的瞭解，而且引發了我對益陽為什麼能出“三週”這個問題的思考。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益陽周姓同時出現這三位文化名人，並不是周家“風水”好，而是與他們產生的地域、時代和人文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三週”的出現與湖湘文化的薰陶和深厚的家學淵源密切相關。據有關資料記載：益陽曆史上素有重教育的傳統。唐代以來，益陽官府重視文化，教育逐步發展。明代嘉靖年間，益陽知縣劉激創辦了龍洲書院；清代學者胡林翼創辦了箴言中學；清末民初外國人也在益陽創辦了一所信義學校。

周立波故居

唐代以來，益陽出狀元、進士、舉人有記載的達106人；近當代也出了一批院士、將軍。益陽靠近長沙，也是湖湘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地。北宋以來，大批文化人南渡，其中胡宏、張栻等人講學南嶽,他們的大批著作問世,成為長沙、益陽學子的重要讀本。

理學大師朱熹主講嶽麓書院，在湖湘文化發展中起過很大作用。後來又出現了王船山、王夫之、陶澍等湖湘派大學者，他們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不尚空談的務實精神，力行踐履的道德素養，憂國憂民的參政意識，對周谷城、周揚、周立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三週畫傳》以豐富翔實的史料，向我們展示了這一人文環境對“三週”成長影響的歷史軌跡。　　

周谷城

周谷城是歷史學家，周揚是文藝理論家，周立波是作家。三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歷史學家周谷城一生以教書為業，晚年以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身份參政，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其實他早年就接近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時期，周谷城思想活躍，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並受比他大5歲的早年同事毛潤之的影響，投身大革命，在武漢負責全國農民協會的宣傳工作。後來他埋頭撰寫《中國通史》，成為史學大家。

周揚

周揚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他上世紀三十年代離開家鄉到上海大夏大學讀書，後來參加並領導“左聯”，為壯大“左聯”隊伍，繁榮左翼文藝創作，加速文學大眾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延安以後，翻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著作，編輯《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受到毛澤東的讚揚。周立波則被人稱為“學者型戰士”、“戰士型作家”。

三十年代初，他跟隨周揚（從輩分上說，他是周揚的侄子）到上海，站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前沿陣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

到延安後以隨軍記者身份採訪八路軍高級將領，寫了許多有影響的新聞和報告文學作品。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新中國成立後寫了長篇小說《山鄉鉅變》，都有很大影響，並由此形成了以周立波為代表的湖南“茶子花”文學流派。實際上，《三週畫傳》以優美的文字和珍貴的照片，形象地解答了“益陽何以出三週”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