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如何在大量不平等条约与巨额赔款下撑到了 1912 年？

反动也意味着镇压能力。

清朝最后几年，如果不是载沣为首的载字辈行事过于操切，弄不好大清帝国还能坚持，坚持个三五年不成问题。

晚清时代，内忧外患，割地赔款，但左腾右挪，用尽各种手段，能坚持到1912年，确实是不简单。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确立基本战略方针。早在辛酉政变前后，主政的恭亲王奕䜣就明确上走到今后的国家战略方针：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这个战略方针明确了清政府的内外政策，也确定了清政府的政策取向。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判断英法列强没有，起码是暂时没有直接灭亡清政府的打算。所以确立了先剿灭内部各种匪患，然后逐渐自强，首重防俄，注意英法美的战略举措。其后，随着日本的崛起，将防范日俄确立为首要对外目标，对英法美尽力联络媾和。这种战略方针不仅为清政府所延续，也为日后的国民政府所大体继承下来。

从具体实施层面上来说，不惜一切代价平定内部各种叛乱。

首先以剿灭东南财富重地的发匪（太平军蓄发故被清廷称为发匪）为主，次之剿灭鲁豫两地的捻军（捻军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为主，这样京畿周围和东南财富之地便可保全，一切尚有可为。然后剿灭陕甘回匪，使得京畿西部和外围得以安全，也可以打通进入新疆的通道。与此同时，继续清剿云贵和东北一带的匪患。因为确定了较为正确的进攻顺序，加上不惜一切代价，到1880年左右，弥漫全国近三十年左右的各种匪患终于得到平定。此后几十年间虽然各地仍有不断的大小起义，但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都远不如当年的发捻回匪之乱，基本都被迅速的平定。

从对外层面上来说，亲英美而防日俄，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清政府自辛酉政变以来一直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虽然总体上来说以夷制夷常被夷所制，但在某些具体事务和细节问题上，却也并非不无收获，只不过是得失的程度问题。晚清五十年里，清政府面临的最大外患先是俄国割占外东北外西北，有雄踞北方之势，接着日本占琉球，夺台湾，与俄国争夺满蒙。这是晚清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对外隐患。除了日俄外，英国欲染指滇藏，法国窥视滇桂，都不得不防，但总体而言，边防压力主要是北方。实力方面，清政府自然无法单独与任何一个列强抗衡，但在具体地域，可以利用各国的矛盾，尽力争取一些权益。就是尽量的把水搅浑，只要领土主权不丢失，其余都好商量。而各国也鉴于自身实力以及整体国家对外战略，起码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也不得不对华让步。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开源节流，避免经济崩溃。从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在最后十年又进行了清末新政。在这几十年的变革里，如何的开源增加收入，是重中之重。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收入确实是提高了。从年收入四千多万两增加到甲午前后的八千多万两，再到辛亥前的两亿多两。虽然巨额的赔款和外债，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但清政府的官员还算腾挪有术，勉力维持这财政不至于全面的崩盘。

从军事层面来说，逐渐裁汰旧军，编练新军，维持基本统治力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发匪之乱，八旗绿营已经彻底腐朽，清政府先发展勇营武装，再编练新军，还曾组建了一度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清政府的基本统治力量，并多少抵御了一些外侮。但是军事层面虽然一直是清政府改革的重点，可是清政府的军事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小，而且先失之于缓，后失之于操切，还疏于防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军事改革的失败，使得清政府在辛亥年之时虽有可战之军却几无可听命之军。

从柱国重臣来说，晚清五十年大部分时间内有一批警觉还有才干之人。自发捻之乱平定后，直到庚子前，清政府是慈禧掌握最高主导权，而在具体行政、外交和军务方面，尚有一批老臣勉力维持。宗室方面，恭亲王和醇亲王才具突出；满族大员中，文祥、荣禄最为杰出。而真正的柱国大臣则主要依靠汉族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是这几十年里真正的国之重臣，而且其手下的门生故吏和骄兵悍将，也都算是为敢作敢为的有才之人。如折冲外交的薛福成、许景澄、杨儒等，战场作战的张树声、刘锦棠、刘铭传、聂士成、宋庆、马玉昆、董福祥等。清政府人才的最后断档以1903年荣禄去世为标志，以后几年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谋深算的柱国大臣都已经去世，袁世凯又难以放心，年轻的载字辈缺乏历练，行事操切，难当大任。中枢缺乏领军人物也成了辛亥年清政府面对危局时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

个人认为，以上几点使得清政府能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一直维持到了1912年，但是同样是以上原因的后继乏力，使得清政府到了1912年时候，已经难以维持了，面对武昌一隅引发的全国动乱，清政府无法重现当年剿发匪时举国一致的程度，最后走向了灭亡。

如果单从不平等条约和赔款角度来说，那么就比较好说了。

发动战争是容易的，但如何结束战争是很难的。战争的发起可以其中一方单独决定，而要结束战争可必须两方都有意愿才能。要么你彻底击败对方，要么你被对方彻底击败，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如果不是这种战争，那必须作战时候都留有余地，边打边谈，既要自己获利，又不能让对手死去，这需要军事、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作用才能产生。甲午战争后期，清政府不愿再战，而日本也打不下去了，但日本必须要做出一副不怕继续打下去的样子，这样才能获取利益的最大化，很显然，后来的马关条约实现了日本的目的。至于赔款和外战，马关赔款、三次大借款和庚子赔款成了清政府严重的财政负担，但是无论是在还钱还是借款方面，各国和清政府都选择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马关条约的赔款方式有两种，要么三年一次性结清，要么慢慢还，每年付利息。清政府不想付利息，也不想让日本借着赔款赖着不走，最后选择了一次性三年还清，但自身实力根本无法一次性还清，所以三次都以借款为还钱的主要来源。同样，为了借款，海关这个最稳定的税收来源成了担保品，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比例来还款。

本来已经是捉襟见肘了，但庚子赔款又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每年庚子赔款约在两千万两左右，加上每年的三次借款还款数额也在两千万左右，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各地还款以及磅亏等因素，每年的债赔数额接在五千万两左右，占清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接近于一半。但清政府竟然还能撑下来，确实也不简单。

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毕竟是全国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对地方还有着比较强的统御力，各地虽然时常欠解京饷，但大体上还是上缴了相当一部分的；其次中央政府毕竟还控制着关税、盐税等主要稳定性来源，拥有着对这些收入的保管权和使用权，使得能够在危难时候可以应急一下。再次，通过新政和一些近乎于竭泽而渔的手段，清政府最后几年里确实收入大幅度的增加了。总体上清政府在辛亥年间的财政收入已经接近于当时日本的财政收入了。不过这些手法已经是竭泽而渔了，清政府在辛亥前后已经是财政难以为继，再好的腾挪之术也难以维持了，已经在酝酿新一轮的五国大借款，只是因为辛亥革命而止，后来演变为民国初年的善后大借款了。不过清政府因为种种原因，在晚清时代，清政府的外债国际信用还算凑乎，能借回来钱，而到了民国时候，北洋政府的外债国际信用非常之低，想借钱也借不来，想饮鸩止渴都得不到。

清政府晚期大力致力于新政，为的是提升国力。增加收入与练兵是最重要的两件事。确实清末新政十年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因为要办的事太多，而收入是有限的，虽然想尽办法增加收入，但花钱的地方太多，而且花钱的速度太快。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军费和赔款成了最头疼的两件事。1909全国收入263219700两，岁出除协款不济外，共269876432两，赤字6656732两。1911试办预算，经度支（财政）部核计，岁入296960000余两，岁出376350000两，赤字7939000两。其中陆军经费126844326两，海军经费10503202两，共137347528两，约占总收入的46%，但仍不够用。为了筹措巨额的赔款和军费，清政府除了发展新政增加开源收入外，也从传统收入上动脑子。因为毕竟新政要换来钱还需要一个过程，为此不得不在田赋、盐税和捐输等方面上大做文章，还对非传统商品如肉、酒、糖、油等也开征税赋。新政十年间，清政府收入猛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传统收入上挖掘财源，简单来说就是从老百姓身上尽量的榨油。确实，榨出了不少，但是压榨的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发问题。辛亥年起事首开武昌，但一系列突发事情又可从湖南抢米风潮和四川保路运动而来。湖南四川正是因为为榨的过了头，加上清政府处理不当，最后引发了连锁反应。

胡善恒（1897-1964）《赋税论》里这样写道：

人民究竟到了某种所得数额，才不致损害工作效能，固不能断定，但是我们举眼一望，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只有充裕生活以下之所得。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说，凡一般人民所消费的货物，这种货物在市场上之销路没有弹性者，不宜课税。不幸，在财政困难的国家，都是靠弹性小的货物课税。

遗憾的是清政府尤其是最后几年为了重整中央集权，已经变本加厉的进行搜刮了。虽然收入是在猛增。比如按照蒋士立《国债辑要》里的数据，直隶1906年的收入有5747000两，1908就达到了21568597两，两年之间增加了3.7倍；四川同期岁入由4822000两增加到了15320659两，增加了3.18倍；湖北同期由2479000两增加到16545200两，增加了6.67倍。1906时候全国各省收入上千万两的只有江苏和广东两个省，1908年则有直隶、江苏、湖北、山东、四川、浙江、广东七个省。到了1909年，随着东北设省，奉天的收入也达到了两千万两的水平。其实国债辑要里1906的数据是有不少错误的，直隶、四川和湖北是收入大省，两年间不可能增加那么多，但收入确实是在增加。看似收入猛增了，增加的背后属于真正的收入增加的因素是有，但很少，增加的原因主要还是清政府清理财政加强中央集权所从地方和民间搜刮出来的。当然这七个省的实际收入估计还远不止这些。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是这严重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激化了官府和民间的矛盾，使得原本潜在的问题被表面化了，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清政府如果要继续维持下去，必须继续全方位改革，避免辛亥年那些偶然性的因素导致必然性的因素外。主要是几个方面，属于个人见解。

首先是满汉矛盾问题。众所周知，满汉矛盾问题一直是清朝时代的最大问题之首。虽然随着平发捻之乱后，汉族势力开始大规模的崛起，但是慈禧晚年重新开始提振满族势力，不过尚知道平衡，而载沣上台后，已经连面子上的平衡都懒得做了，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台，更是让全国的汉族官僚集团大失所望。诚然这里面的满族人员有的也有一定的能力和历练，而且也不是什么保守派，汉文化以及与汉人的关系有的相当不错，但这些并不足以让汉族官僚士大夫所满意。光绪朝位高权重的全国八大总督中，前 20 年里仅 5 年（1885－1889）有一位旗人，甲午之后14年不仅旗人年年有，且由一位渐增至最高时4位。（1907年起总督增至 9 人）。巡抚亦由最初的满 1 汉 14，减至满 5 汉 10，汉人最低时仅 8 席。光绪朝督抚满增汉减之趋势非常显明。而宣统朝九大总督中，旗人则更是每年至少 5 人，1909 年还出现了旗 6 汉 3 的最高纪录。在中央，较之同治朝，军机处及部院的旗人比例在光绪年间皆有大幅上扬，满人比例分别增加了近 7 个和近 10 个百分点，旗汉比例分别增加了近 30 和 55 个百分点，且在宣统朝继续上行。宣统时外务部的满人比例及旗汉比例分别较光绪朝（总署）上涨了近 15 个和近 40 个百分点。内阁中旗人比重尽管在光、宣年间持续下跌，然品级最高的文华殿大学士光、宣朝共 3 人，汉人仅光绪朝李鸿章一席，满汉比例为 2：1，次一级的武英殿大学士，光绪朝前 28 年无一汉族。

再次是旗民矛盾。除满汉矛盾外，旗民矛盾也是清政府立国以来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慈禧晚年，已经有人建议要打破旗民隔绝的状态。清末民国著名的宪政理论家也是王闿运的徒弟杨度在《国会与旗人》长文中对国会与满汉问题有深入的客观分析。杨度认为，满汉问题的发生，根源在于八旗制度，它是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制度中，“一最特别离奇不可以条理之者”。 他反复论列，八旗制度不但于汉人为害，于旗人亦无利，撤旗乃当下国家之要政之一。他一再委婉提醒清廷高层，“汉人于感情上、利害上，皆欲存皇室以自存，而势力又足以保之，旗人于感情上、利害上，亦欲存皇室以自存，惟势力不足以保之。此今日之实在情形也”。杨氏断言“今日中国若不能撤去此八旗兵制，则君主立 宪之制必不能行，而皇室之安全与人民之安全两无可望，数千年之古国必自此而已矣”。最后他直接警告清廷时局威迫，“满汉问题至急”，旗汉应共患难，设若旗人“宁肯亡国而牺牲汉人，汉人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挟其孤注一掷之情，以为玉石俱焚之举，恣睢愤怨，何不可为?”稍后《中国新报》刊发之来稿言说更加明 确：“夫今日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则机会均等之政策，并起于列强。以言乎内，则革命排满之风潮，流行于薄海，祸机已兆，后患难 言。及今不图，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即欲行今日之计，亦不可得。”然杨度等人的肺腑之言显然并未打动清廷，八旗兵制依旧，满汉畛域如故。很遗憾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等决策层并没有听进去，置之不理。

再次之是国会问题。晚清新政时代，国会立宪问题一直是争执焦点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国内立宪派与革命党争夺舆论话语权的焦点。如果是慈禧活着的时候，靠着她杰出的平衡之术尚能把持，此外只要不触动慈禧最高权力，那么国会可以虚设。但是慈禧死后，最高政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开国会是必须做到的重中之重的问题，也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与革命党争话语权的时机了。既然清政府不愿解决旗民问题，或者认为旗民问题难以一下解决，那么开国会多少也能缓解一些社会各界的压力。杨度认为，若有负责任之国会，负责任之政府，则满汉问题自然可解，在理论上这是可行的。载沣监国后，在宪政上的姿态相当高，他再三表示坚定不移地筹备立宪，在实际工作中也把立宪放在头等重要位置，摄政王的态度自然令立宪派大受鼓舞。咨议局是初级形态的地方议会，设立咨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大举措之一。1908 年 7 月清廷公布咨议局相关章程，限令一年之内成立。同年秋天起，各省按规定陆续进行议员选举。各省咨议局议员通过选举产生，这种全国范围的选举活动在中国可谓 开天辟地第一遭。至1909 年 10 月，除新疆缓办外，全国21个行省的咨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咨议局的成立，“为我国人民获有参政权之第一日”，它“大大突破了封闭式的封建政权结构”， “标志着人民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式开始”。咨议局也为立宪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平台，一个同满人专制特权进行斗争的合法阵地，请开国会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平等自由、依法治国是现代宪政体制的基本要求，而满汉一体、族群平等乃清末宪政之首要大政，此为彼时满汉立宪派人士之共识，彼辈亦不遗余力地 宣传鼓动。

不幸的是，一个被既得利益蒙住了双眼的满族亲贵集团，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既想顺应民意实行宪政，又不想与汉人集团分享更多权力。他们一次次地拒绝请愿开国会等要求，越是搞宪政改革，反而越是把权力往皇族手中收拢。

再次之清政府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巅峰状态。虽然发捻之乱后地方权重，但是清政府中央仍然有着相当强的统治力。清末新政实际上也是中央重新向地方收夺权力的斗争。无论是清理财政，划分国地税，还是编练新军，都带有很明显的中央集权从地方收回权力的背景。无奈当时地方权重自发捻之乱以来已经有五十年了，只能是徐徐图之，渐进而行。慈禧晚年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还注重于平衡，不敢操之过急，以维持脆弱的平衡。简单说是放在国家稳定和权力平衡大背景下来进行的。而载沣上台后，变的非常的激进，从地方大肆揽权，摊派经费。这不仅招致汉族官僚集团的不满，也使得不管是满汉蒙的地方督抚也大为不满。这都使得局势已经变的难以预料，一颗火苗就能引爆整个帝国。

最后是军政费用问题。众所周知，清末新政主要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兵，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清政府虽然十年新政期间搜刮了不少钱财，但搜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支出的速度。而在支出费用中，军费、建设费用和债赔费用是最大的开支。债赔费用受制于各种条约和洋人的强势，自然没办法减少。但是军费确实有必要可以减少，或者挪作一部分他用。按照宣统三年的预算，经常和临时性的军费加起来预算就达到9749.87万两，其中新军经费为5876.2万两。实际情况下的军费会更多，占据了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一个国家要想走向强大，军队的强大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支撑军队强大的并不仅仅是现代化的武器这些最直观的因素，还包括教育、工业和交通建设。如果清政府能将一部分军费用作办教育，或者修路或者搞农业，或许经济会有较大的一些起色。毕竟当时国内的大局面尚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当时的军队即便再怎么武装，也难以与列强抗衡，而且当时远东的国际局势尚在均衡之中，日本对华侵略渗透还要顾及到列强的反应，所以说还是有时间的。而具体的军费当中，可以将海军费用尽量的压缩，主要保证现有军舰的日常使用，构建江防为主，引入一部分新式军舰作为训练储蓄人才为主。而在陆军方面，除去北洋军外，重点加强东北、川滇边一带的军队为主，其余各地可以适时缓办，以改造现有军队维持日常治安为主。东北边防是当时首要之地，必须得加强，而川滇边一带，面对英印威胁，也是仅次于东北的边防要地。川滇边藏的安全，事关四川和整个大西南的安全，也关系西北的侧翼，确实需要兵力镇守和防范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