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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原為襄陵、汾城二縣，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合併；其“襄汾”之名中的“襄”字，代表了原襄陵縣。它隔堯都區北與洪洞縣相對，浮山縣位於其東。
襄陵與“襄公陵”
原山西省地名領導組編撰的《山西曆史地名錄·襄汾縣》介紹說：
“原襄陵縣……以有晉襄公之陵故名襄陵。”
“《史記·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齊伐我取襄陵’”
從而說明此地在戰國時期就已名之曰“襄陵”了。
唐代學者顏師古先生也註釋說：“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均將該處的襄陵縣之名與春秋中期晉國國君姬驩及其陵墓相聯繫為一體。
由近代人臧勵和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裡，把“襄陵”一辭列分為區域型和行政縣兩類：
作為行政縣者，被指定為今臨汾市襄汾縣內的原襄陵縣；
作為區域型者，則被認定為今河南省商丘市的睢縣之西，並指出，此處為春秋時期的宋地，因埋葬宋襄公而名之。
這種觀點在《辭源》和《大辭典》中都得以相應。而對於今襄汾縣境內原襄陵縣與晉襄公之陵墓之間的本未關係，該書並無有任何有關的介紹。
由臺灣省學者錢穆先生編寫的《史記地名考》第498頁，例舉了《秦本紀》、《魏世家》、《田齊世家》、《楚世家》、《六國表》等七種資料，肯定了位於今河南省的那個“襄陵”，乃春秋時期宋國承匡之地，有宋襄公的墓陵，故名曰“襄陵”；隨後又特指出，所有那七種資料中的“襄陵”，無一是指山西省內那原有的 “襄陵縣”。
這就是分歧。
“襄陵”中的“襄”字只起介紹與說明的作用，《說文解字》曰：“解衣而耕謂之襄。”
段玉裁先生也釋之曰：“襄，駕也，此驤之假借字，凡雲襄上也，襄舉也皆同。”
此處所謂“襄上”與“襄舉”者，就是昇高、凌高、侵高、駕上之義。故“襄陵”一辭乃指大雨洪荒之際，水勢猛漲，不斷地緣那些丘陵堆體往上升。
這就說明：
1、原初的“襄陵”出自《尚書·堯典》，是帝堯時期存在的一種自然現象，是一處較大的範圍，而不能只限定於一狹小的地點。
2、這個較大的範圍，在當年帝堯所居住的“中國"領域以內。
3、某些學者對“襄陵縣”名來源的註釋，並不一定都很確切。
“襄陵”與“懷山”
《尚書·堯典》中把“襄陵”與“懷山”聯帶在一體介紹，就是說，當年帝堯時期的洪水，其勢頭不僅“襄之以陵”，而且“懷之以山”。
這說明當年的東海西岸曾經大幅度的西移，今臨汾市轄內的各縣、市、區，大體上均被洪水浸漫，一些地勢較高的地塊，四周也被洪水環圍，它們的腹胸以上部分浮露於水面之上，呈現為大大小小的島嶼或半島狀態。
高山被環圍，巨陵遭襄犯，古人以“懷山襄陵”四字予以概括、十分得體。
由此可知：
1、“懷山襄陵”是發生在帝堯時期陶唐邦國域內的兩種具體的自然現象。
2、這兩種自然現象都發生在如今的山區、半山區的黃土高原地帶。
3、這些被“懷”之“山”和被“襄”之陵”，或間隔或相連，互相之間離得不太遠。
4、原初的“懷山襄陵”處，就在今臨汾市域內。
5、那實施“懷山襄陵”的物質，是“水”。
這裡本無“襄公陵”
多種古典籍介紹說，西漢始置襄陵縣，治在今襄汾縣境內的古襄陵城東三十五里的古城莊村，長期以來被人們尊之為由春秋時期晉襄公逝世後的墓葬處並因此得名。
漢代末年學者應劭先生就曾推薦說：“縣西北有晉襄公陵，因名。”
趙康古城位於該縣趙康、北柴、楊威、史威等四村之間。對此處的“晉城遺址”，1960年有過第一次考古調查，1974年5月又經過第二次考古清理。
其結果是：
1、其始建於春秋時期，分內外兩層，大體為正方形，周長8480米。
2、該城內所有出土文物，幾乎全屬於漢代及其以後，是漢朝時期的臨汾縣縣治。
3、該城附近被長期以來稱之為“晉國公卿之墓”的那九座大墓，雖曾被舊縣誌所肯定過，但全系漢代時期的偽造物。
4、那座被稱之為“趙盾之墓”者，純屬當初以生土堆積而成的樣子冡，其內無棺、廓、遺體、衣物、用品。
對已有“趙康古城系八代春秋晉侯古都”的歷史地位，不能承認。
至於古襄陵縣境內的那座“晉襄公之陵”者，考古調查也被證實為“漢墓”，與晉襄公無任何瓜葛。
古襄陵縣名並非來自於“晉襄公之陵”。
漢代"襄陵”聯“懷山”
1、今襄汾縣陶寺一帶及其周邊，在秦漢以前就被人們認定為“懷山”與”襄陵”兼有之地，並一直流傳下來。
2、西漢時期出自形勢的需要，當時的學者與官員，遵循歷史事實，才將這一行政縣命名為“襄陵縣”。
3、該“襄陵”之名，是昔時”懷山”與“襄陵”兩種洪水漫浸自然奇觀的概括，它也包括了那些原本是“懷山”狀態的區域。
4、所以取名為“襄陵”者，是由於當年的縣治周圍多丘陵而少高山的自然環境所致。
“浮山”出自於“襄陵”
“浮山”就是“懷山”
1、該新置縣境內，原本就有兩座名叫 “浮山”的山地。
2、“懷”字還含有“懷念”、“關懷”等意，不如“浮”字者更能與“懷山襄陵”一辭貼切。
3、根據當時當地民眾的語言與習俗，“浮山”一辭更能達其義。
出生於今臨汾市襄汾縣的考古專家田建文先生指出:“襄陵”，是水波拍打山腰，洪水退下去以後，(其印痕)就像鑲嵌在山陵上一樣。”
田先生對“襄陵”的此種解釋，更適合於”浮山”一辭。
微妙地變更
隋恭帝義寧元年改原“楊縣”名曰“洪洞縣”的。如果不加以細究，很可能認為此舉是由楊姓隋朝庭的所為，與李氏唐朝者無關。其實，這是一種誤解。
由於隋煬帝楊廣的腐朽墮落，隋大業末年便天下大亂。時任河東撫慰使、太原留守的唐公李淵，於公元617年5月起兵晉陽，很快的攻入隋朝的都城長安。當時楊廣尚逗留於江南，依舊稱帝。
李淵進入長安後，扶持、楊廣的孫子、元德太子之子代王楊侑稱帝，史稱之為“恭帝”，改年號為“義寧”。若以“隋紀”計，此時當是“大業13年”。
對朝野上下，震動較大，尤其是身份較高的李姓官員者，更系如此。
當時李淵以世襲“唐國公”的爵位，與家人共居長安，是受到重點懷疑者之一，故受令遷出長安，移徙河東，不久又被指命前往太原鎮守。
楊廣把他的姨表兄李淵更當成仇敵，曾多次公開向人們表示希望李淵早死，還想辦法讓傳達給李淵知道。
這場風波也促使李淵認識到，由於自己姓李而又名為“水多澤深”的“淵”，那些附有洪水浩浪的地名之處，正適合於“興唐滅隋”、爭取主動，獲得成功的生死需要、成敗需要。
由於如今的“洪洞縣”境內當時已有名為“洪洞邑”、“洪洞山”和“洪洞戍”等地方的存在，所以，當他實際已是大權在握的情況下，很快的就將“楊縣”一辭從地圖上抹掉，更之象徵“水深澤寬”的“洪洞”。
人們注意到，李淵是公元617年攻入長安城建立楊侑傀儡政權的，為期不滿60天，他便實施了這一行動。其心情是多麼的激動與急切。
這就是當時的政治趨勢。
與此同時，李淵政權也從原霍邑境內割柝出一名為“趙城縣”的建制。
以“洪洞縣”名取代原“楊縣”之名，志在滅楊、抑制楊姓的氣勢。而以“趙城縣”單獨立縣者，則純碎是在“興李”二字上下了功夫。
兼而存之的名稱
隋恭帝楊侑稱帝僅半年之暫短，就被強行廢黜。
公元618年5月，李淵於長安登基，創建了正式的李唐王朝，改元為“武德元年”。在建國始伊、百廢待舉的繁忙之中，不久便於唐武德二年(619)，從襄陵縣割切出其正東大片領域，單另創建一新的縣級建制——浮山縣。
隋義寧元年將原“楊縣”更名為“洪洞”，志在配合當年“滅楊”的總政治需要；將“趙城”巍然挺立，志在諧輔“興李”的思想文化潮流。
今洪洞縣境內的原“趙城縣”是座“鳳凰城”，該名稱依託於“圖騰”，這己為史家所共識。今浮山縣也被世代傳頌為“鳳凰城”，其城內有名勝“棲鳳樓”，說明它也是當年鳳凰部落民眾所樓息繁衍興旺之地。
由該縣城東去二十多里，也屹立著一所古老的“趙城邑”，與今洪洞縣內的“趙城”者同性質而同名號。當年唐天子李淵所以創置“浮山”新縣，既包含有“洪洞”的內容，也體現了“趙城”的用意；“興李抑楊”或“興唐滅隋”的政治色彩兼而有之，十分明顯而得力，參照了名“洪洞”而又設“趙城”的先例。
簡單的結語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
1、今臨汾市襄汾縣境內的原襄陵故縣，今浮山縣和洪洞縣等三縣的嘉冠，都是來源於《尚書·堯典》，是帝堯時期這一帶洪水氾濫歷史的反應。
2、“襄陵縣”名始自於西漢，當初並非以“晉襄公之陵”而來。
3、“洪洞”與“浮山”二縣之名，均始自於隋末唐初，出自於當年“興唐滅隋”的政治需要，都由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決策而定；言“洪洞縣名來自“紅崖古洞”者，與當年政治文化的總趨勢難以符合。
4、“洪洞縣”名之始立，志在“滅隋”，“趙城縣”名的創建，志在“興唐”；置“浮山縣”者，兼而取之。
5、今浮山縣和洪洞縣境內，都有不少跟“李”和“唐”有關聯的古老地名和設施，是與當年這段歷史往事有因果關係的體現。
6、今洪洞縣、襄汾縣和浮山縣等地，是上古鳳凰部落的盛地。
晉南大地古有“唐地“之稱，臨汾市曾有“唐洲”之名。
不完全統計，從隋義寧元年到唐武德三年，於實際不滿三年裡，在李淵的主持下，今臨汾市、運城市等二市範圍內，有趙城、洪洞、浮山、萬泉、大寧、聞喜等六個縣名有所更動。
其中浮山與萬泉二縣為新開闢的行政縣建制，而“浮山”一縣的名稱就更換過兩次，每次都志在升級，說明其在李淵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麼重要。
突出“淵水”、“洪水”，有助於李唐朝政，是今洪洞、趙城、襄陵、浮山、萬泉等地名、縣名的歷史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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