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後，當初參與了天梯山石窟搬遷工作的孫儒僩說：

天梯山石窟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很可能就是十六國時期北涼的涼州石窟，是除新疆之外我國最早的石窟。但可惜的是，倉促的決定可以說把一個石窟給毀了，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形成的事件。（高遠《敦煌石窟保護到底有多難？》）

天梯山的塑像和壁畫在歷經周折磨難之後，終於又回到了家鄉武威。與多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天梯山下多了兩道水壩——一道是黃羊河水庫的大壩，一道是大佛窟外的圍堰大壩。這是過去的一千六百年裡所沒有的。此外，還有一個人的名字與天梯山石窟永遠聯繫在一起，這個人叫做倪思賢。

（一）天梯山石窟：被遺忘的一千年

北魏崔鴻（478~525年）的《十六國春秋·卷九十四北涼錄》中說：“先是蒙遜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土南百里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心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舍，遙見則行，人至變止，觀其面貌，狀如其中泥塑形象。人鹹異之，乃羅土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今見如此。”

唐代道世（？～683）所著的《法苑珠林》中談到涼州石窟時，所描述的內容與《北涼錄》類似:“涼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397)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猶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亙，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跡，人才遠之，即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知道涼州石窟的一些情況：

首先，涼州石窟最初開鑿於北涼沮渠蒙遜時。按慧皎《高僧傳》卷2《曇無讖傳》，沮渠蒙遜曾經勤於事佛，且為其母造像。因次子沮渠興國為亂兵所殺，沮渠蒙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以下皆令罷道。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曇無)讖又格言致柬，遜乃改正而悔焉。”曇無讖為一代名僧，曾在北涼翻譯出著名的《大涅槃經》。

其次，涼州石窟的位置在“州南百里”。東晉元熙八年(412)10月，蒙遜由張掖遷都姑臧，稱河西王。北涼都城姑臧即今武威市，而天梯山大佛寺距武威縣東南40公里，與文獻頗合。

再次，石窟造像方式為“或石或塑”，情況亦與天梯山石窟相合。天梯山石窟雕塑以塑作為主，但也有石雕的。

最後，這個石窟在道世時已久負盛名

。不過唐代之後的文獻，幾乎沒有再記載涼州石窟，以至於將天梯山石窟和涼州石窟直接聯繫起來，不過是近百年間的事。

20世紀40年代初，考古學家向達參加西北史地考察團，路過武威時曾懷疑天梯山大佛寺即涼州石窟，可惜因時間倉促、交通不便而未往石窟一觀。1954年，著名美術史學家史巖仔細勘察了天梯山石窟，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2期上發表了《涼州天梯山石窟現狀及保存問題》。在文中說：

當時曾有這樣的不正確看法，認為武威接近地震中心地區，石窟想已早經毀滅，或被崩巖掩沒了。美術史上有名的涼州石窟只好讓它成為空白的一頁。實際上涼州石窟雖然在一千數百年中飽受認為的和自然的，尤其是地震的破壞，但是人有部分石窟依然兀立於人間，只是當地人民不知它的歷史，而考古家也無人訪問罷了。

史巖最後得出了結論是：蒙遜的石窟應該是在天梯山，換句話說，天梯山石窟是由蒙遜首先創建的。

（二）大水之厄：再見倪思賢，再見天梯山

1955年，史巖的論文確認了涼州石窟即天梯山石窟。第二年，天梯山石窟被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到了1958年，天梯山突然遭遇到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直接改變了這個千年石窟的命運。

孫儒僩：那是“大躍進”年代，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時期，為了加快農業建設，正在黃羊河上修建水庫。而天梯山石窟正好在水庫的淹沒區內，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把文物搶救出來。（高遠《敦煌石窟保護到底有多難？》）

天梯山石窟北面為水峽口，1958年，決定把這裡作為庫址，修建黃羊河水庫以解決黃羊河流域的灌溉問題。根據水庫工程處的計算，水庫蓄水後，天梯山石窟下部的第1、2層計十個洞窟將被淹沒。

在文物部門專業進行詳細的勘察清理工作之後，形成了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在天梯山石窟前築一道堵弧形混凝土長堤將水攔住；

第二個方案，將石窟勘察清理後遷移保護；

第三個方案，詳細勘察記錄後，放棄可能被淹沒的石窟。

最終選擇的方案是第二個。原本計劃在黃羊鎮建立博物館，但因為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建新館顯得不大現實，因此決定把清理出的文物轉移到甘肅省博物館。

1959年11月16日午夜，孫儒僩到達天梯山，當時他還是摘帽的右派。11月18日，搬遷清理工作正式開始。天梯山石窟文物搬遷工作隊的隊長是常書鴻，現場工作由臨摹工作組長李承仙具體負責。在劃分出的五個小組裡，孫儒僩擔任測量工作組長，倪思賢則是發掘工作組長。

工作開始不到一個月，考古學家倪思賢的生命就終止於天梯山石窟。

下面這幅珍貴的照片中拍攝於1959年12月4日，工作隊在天梯山石窟大佛窟前合影。後排左起第一位是後來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段文傑，左起第四位為常書鴻。倪思賢在前排左起第六位。照片上的他平靜憨厚，而此時，離他辭世還有五天。

倪思賢的辭世要從一場地震說起。1927年5月23日，甘肅發生大地震，震中在古浪，烈度達八度。據說這次大地震震塌了幾個大洞窟，史巖在《涼州天梯山石窟現狀及保存問題》一文中提及，雖然天梯山石窟最早應由沮渠蒙遜所開建，但天梯山石窟現存的北朝時期洞窟規模極小，決不可能是沮渠蒙遜所造的洞窟。有位喇嘛對他說：

在1927年大地震時，在洞窟群西北部崩落的石窟中，有一個位於最高處的大窟，中有與第一窟構造樣式很近而規模更大的中央方塔，上面開龕，窟內四隅都有假柱，（按此種假柱在麥積山北朝洞窟中也有之。）且有兩個入口，在兩入口之間的外壁，且有造像數尊，又說在窟內壁面有密排的影塑等裝飾，地面堆有無數小型泥塔和泥佛等等，壁畫有四、五層之多，厚達一寸。

史巖說，這個崩塌的石窟位置如此優越，規模如此宏大，雖然不能肯定是由沮渠蒙遜所建，但也不能否定。而對這些崩塌的洞窟進行清理發掘的工作，就交給了發掘工作組長倪思賢。

孫儒僩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搬遷》一文中記錄了倪思賢生命的最後一天：

在天梯山第五窟的右側，有一片山體的坍塌區，據說是1927年古浪大地震時，幾個大洞窟被塌在下面了。……時間大概在1960年元月上旬的某天，很多人都在第一、二窟工作，忽聽下面有人大喊“有人掉下去了”，又有人喊“老倪、老倪”。我們知道出事了，幾分鐘後人們都陸續下到山下，看見倪思賢靜靜地躺在地下，沒有一點動作也沒有一點聲息。據在場的人說一個民工在塌方區域的邊沿清土，一不小心似要跌倒，旁邊的老倪順勢想拉工人一把，工人得救了，可老倪卻沒有站穩，頃刻之間人已滑向崖邊去，他伸手去抓一棵小灌木，但已經無異於事了，轉瞬之間就掉下了幾十米高的深淵，在高速墜落的過程中，還碰在一處突出的岩石上，人還翻了兩下就直落崖下。

（注：倪思賢去世日期，按張立勝《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遷》一文為1959年12月9日。張立勝記錄為，上面的一塊危石跌落下來，倪思賢為了救護工人而摔落。）

在倪思賢去世三個月之後，他所執筆的《甘肅酒泉縣下河清漢墓清理簡報》才在《文教參考資料》發表，這篇考古報告成為他的絕筆。甘肅痛失了一位優秀的考古學家，他的英靈也許也還在黃羊河水庫上空，俯瞰著這渡盡滄桑、古老寧靜的一片洞窟……

1960年4月24- 26日，從天梯山石窟搬遷出的43尊造像、近300平方米壁畫等文物運回甘肅省博物館保存。1960年11月，黃羊河水庫基本建成蓄水。

天梯山石窟最著名的大佛窟因為體量過大，難以搬遷，只能原地留守。黃羊河水庫的水位逐漸抬升，最高時達到13米。佛窟內的塑像由此遭難，曾經被水浸至腹部，彩繪及泥塑脫落。這些造像創建時代不下於晚唐，西夏重修，千年來首遭水厄，這恐怕是當年鑿窟之人從未想到的。

（三）漫漫歸途：天梯山的文物，姓天

這次搬遷對天梯山石窟並非完全是弊端。首先，文物部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對石窟進行了仔細的勘測與清理，對天梯山石窟現存狀況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其次，保存在甘肅省博物館的雕像和壁畫，雖然由於博物館改建擴建又發生了數次搬運，使部分塑像和壁畫遭到破壞，但與那個特殊時代所可能受到的傷害相比，還算可以接受。事實上，在洞窟搬遷之後，原地保存的一些造像、中心柱和其他附屬文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或人為的破壞。

總的來看，它對天梯山石窟而言卻是一次巨大的傷害，如果天梯山有靈，那它一定會淚流滿面。

失去了大量塑像和壁畫的天梯山石窟，還是天梯山石窟嗎？在歷史的風煙中，天梯山石窟本已凋零，明代《重修涼州廣善寺銘》記載當時尚存26窟，解放初期就僅存16窟了。而現在，很多雕像和壁畫被送走，只留下滿身傷殘的空窟。而根據三十多年的實踐與測量證明，黃羊河水庫的水位最多影響到大佛窟，其最高水位離最底層的小窟還有5米。

時代的巨輪滾滾向前……曾經不被重視的天梯山石窟，作為武威市乃至甘肅省重要的文化遺產，在新時期裡具有了新的意義。存放在甘肅省博物館的天梯山石窟文物能不能回到原地、何時歸來，終於擺在武威面前。

武威方面努力恢復天梯山石窟。1991年，我國北方遭遇60年不遇的嚴重乾旱，趁著黃羊河水庫水位明顯下降，武威在遭受水浸之苦的

大佛窟外築起了18米高的鋼筋混凝土圍堰大壩，形成了我們今天在天梯山石窟所能見到的“水山之界”奇觀。

1992年，甘肅省博物館和蘭州市政府申請在蘭州市北山建立天梯山石窟的文物保護機構，更加引發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原地復原和異地修復之爭。不過在1992年11月27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的專家組會議上，專家們強烈支持武威方面：

中國文物研究所石窟部副主任、高級工程師姜懷英說:“涼州石窟應在原地修復……建議壁畫在蘭州修復後，再搬到天梯山，物歸原主，放在原地。”

中國文物研究所單士元說:“天梯山石窟是石窟之祖，我完全同意物歸原主，不然天梯山石窟的名字還存在不存在了?”

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黃景略說:“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幾十年放在英國，現在不是又拿回去了嗎?何況放在蘭州的東西為什麼就拿不到武威?修在蘭州，歷史價值、意義就不同了，北山又是個園林風景區，修到那裡又是個什麼文物單位，叫什麼，怎麼叫，叫個什麼石窟?”

中國文物研究所餘鳴謙說:“首先解決文物的保護、加固問題，放在博物館，也不能再修新山。天梯山姓天，天梯山的文物也姓天，為什麼要修在蘭州?天梯山修好了，國家又多了一個國寶。”（引自張立勝《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遷》

）

按照會議達成的共識，天梯山石窟文物應在原址、原位進行修復。可是，這一段歸程才剛剛開始。直到十餘年後，武威才迎來當年失散的天梯山寶貝們。

（四）天梯山不遠

2005年10月12日，在甘肅省博物館召開會議，確定了省博物館留存9尊塑像、3個佛頭、壁畫15平方米左右。甘肅省博物院所留下展示的是天梯山石窟的“重量級”文物，今天，我們能在甘肅省博物館看見它們的風采。保存完整的一佛二菩薩彩繪泥塑像，1955年史巖在進行天梯山石窟勘察時就為它們拍了照，這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真正的“國寶”：

其它的幾尊塑像也沒有沉默於博物館庫房，它們被鄭重地陳列出來，作為甘肅古代石窟文化的代表之作：

還有這幅可能會被參觀者忽略的北涼菩薩壁畫，它來自天梯山石窟第4窟，也是極其珍貴的國寶級文物：

其餘的大量塑像、佛頭、殘件等文物將交還給武威。2005年12月24日，在蘭州舉行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簽字儀式，2006年1月9日凌晨，4輛滿載文物的大卡車從蘭州出發，駛向武威。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塑像、壁畫能立刻回到天梯山原址。在安置前，它們必須經過嚴謹細緻的修復。2015年，甘肅武威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彩塑保護修復項目正式啟動。在修復之後，它們才能以更強健的身體、更美好的形象重新回到曾經居住一千多年的“老房間”，才能停止四十多年的“流浪”，才能重新看見蒼茫、寧靜的天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