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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長居中國的英國人，我們非常喜歡聽他講述他眼中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經常會說出一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種純粹的精確；如果你讀不懂的話，可能得去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了。
許多關於拉各斯的故事都是從機場開始的，因為 Murtala Muhammed 國際機場簡直是混亂得一塌糊塗 —— 這裡出海關之前可以接乘客，行李工會像蝗蟲一樣進攻剛下飛機的旅客，迷宮般的走廊在百轉千回之後戛然而止……終於下了自動扶梯，進海關前，你會看到頭頂的霓虹燈牌子上寫著 “尼日利亞歡迎你” 幾個大字。
我的拉各斯故事沒能打破這個慣例，也是從機場開始的：我在海關邊檢處排隊時，突然發現周圍旅客的手裡都握著護照和一個黃本子。由於飛行中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睡覺，我以為這張黃卡只是一個移民文書而已，當時也許是因為空姐不想叫醒我所以沒給我。但是，到了第一個海關官員窗口時，她問我：“你的檢疫證明書在哪兒？” 而我不知道我必須帶黃本來尼日利亞，當我說我沒有的時候，坐在桌子後的海關官員仔細地從頭到腳打量著我，然後站起來，把我送到一個小房間裡。她解釋說，黃本子是黃熱病的檢疫證書，因為我沒帶，她必須把我遣送回國。
我坐在一個忽隱忽現的燈泡下，覺得悶悶不樂。她小心翼翼地把門關好後，坐在我對面的桌子上，她說我看上去是個好孩子，她相信我一定不是故意忘記帶黃本的，若我有一個禮物可以送給她，我就可以避免被遣送回國了。我把我的揹包翻了個底兒朝天，也只能找到兩百人民幣。我把那兩張紙幣放在桌子上，為我還沒來得及去兌換本地的奈拉而道歉 —— 我本以為她根本不會接受這種貨幣，然而她卻點了點頭：“我知道在哪兒可以用這個”，隨即放我走了。
於是我就這樣很幸運地開始了這次旅行。
本文圖片全部由作者拍攝提供
我去拉各斯的初衷，是研究中國投資如何改變了拉各斯這個城市的。尼日利亞在2014年成了非洲最大的經濟體，而拉各斯有一千七百五十萬人，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中國是尼日利亞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FDI）國家，一共有一百多萬中國人居住在非洲，光在拉各斯就有三萬多。我想了解的是在這些數字背後，中國人在拉各斯是怎麼過日子的，中國的投資留下什麼樣的影響，以及，他們是如何進一步改變這座千變萬化的城市。
在賓館登記後，我在大廳裡見到了程博士，她是中國某大學非洲系的助理教授，在倫敦亞非學院讀的博士，研究尼日利亞表演藝術。她能說約魯巴語，她的田野工作是跟著一個位於 Bariga 的舞蹈團，而 Bariga 則是拉各斯大陸地區最大的貧民窟之一。拉各斯分為大陸（維多利亞）和島（拉各斯島），島嶼比大陸更富裕和發達。島之外，就是萊基，某種程度上那算是另外一座城市，是一個填海造地而來的地方。她當時在拉各斯參加學術會議，每次她到拉各斯的時候都住在一個國企營地裡。
營地不大，設在一個有門禁社區裡，位於拉各斯北部的 ikeja 區。這家公司近年精簡了在拉各斯的運營團隊，以前公司的營地相當大，有游泳池，健身房，以及二十多個員工。但是，因為尼日利亞的經濟困境（石油價格不斷下調和2014年奈拉急劇貶值），公司把大部分的拉各斯生意都停了，只留下骨幹人員。
當天是星期日，晚上公司的廚師做了幾盤蔬菜 —— 星期日是該公司的 “憶苦思甜日”，他們都吃素，為了緬懷1983年剛搬到尼日利亞時比較困難沒有肉吃的艱苦日子。
吃晚餐時，拉各斯辦公室的負責人吳先生，清了清嗓子乾咳了一下，然後提醒公司的人在城市裡活動時得注意安全。他提到去年在尼日利亞一共有六個中國人被綁架，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五個。他私下告訴我，上一個綁架事件中被綁架的女士慘遭殺害 —— 罪犯割斷了她的喉嚨。程博士每次晚上出門時，都會收到注意安全的短信提醒。
海報：“君從故鄉來，還看故鄉事。”
這種營地在非洲許多地方都有，營地的外牆將他們與外面隔開，形成了中國人在非洲的一種典型模式，這似乎是一種 “身在曹營心在漢” 的存在，那裡的乒乓球桌、羽毛球場和 KTV 設備都暗示著對遙遠的故土生活的渴望。
但在拉各斯的中國人並不只是藏在營地裡。第二天，程博士和我去了金門大酒樓。這家1997年建立的賓館一度曾是拉各斯華人圈子的中心，但是這幾年似乎失去了應有的光彩。大樓外表看上去已經有些陳舊，金黃色的名牌褪色到了更像古銅色的程度。
我們按了電梯，但是等了幾分鐘後，電梯沒來。於是我們走樓梯到了三層餐廳。雖然是中午午餐時間，但是連一個客人都沒有。我們讓服務員請來了經理，他讓我們坐在一個皮革沙發上。我們問現在生意怎麼樣，這個瘦削的牙齒參差不齊的廣東人邊笑邊指著空空蕩蕩的大廳說：“什麼生意？”
金門大酒樓
金門大酒樓是胡介國建立的，他白手起家的故事讓他被 Obasanjo 總統任命為尼日利亞第一個外籍酋長。在《人物》雜誌的一篇文章裡，他並不謙虛地告訴記者他跟總統的關係非常密切，他說：“我稱他為爸爸。”胡介國給總統做過諮詢，也在建交初期成為聯結兩國社會的一個橋樑。
胡介國被認為是第一個從中國大陸搬到後殖民時代的尼日利亞的中國人。上世紀50年代，他爸爸已經到了尼日利亞（當時尼日利亞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並建立了一座紡織廠，想著他兒子可以搬到尼日利亞繼承家業。1978年，文革結束後，胡介國申請了搬到尼日利亞。“國外的華人也需要第二代。” 中國的尼日利亞大使在回國時向胡介國說過，也告訴他相關的政府部門都同意他出去的打算，這就是一個個人移民的開始。
對胡介國來說，搬到拉各斯的生活最初讓他感到震驚：中國的交通條件並不能與尼日利亞相提並論，而普通的日用商品，比如彩色電視（當時在中國的計劃經濟之下還是一種數量非常有限的奢侈品）在尼日利亞的中產階級家庭裡是很普遍的。胡介國決定不繼承家業，開始在一個西方式大酒店裡學習酒店管理，然後赴加拿大學習經營管理，最終回到尼日利亞。
搞清楚金門大酒樓是怎麼進入衰落階段並不容易，也許大部分的原因來自於胡先生現在有其他更重要的目標 —— 他有各種各樣的投資，還籌辦了《西非統一商報》，這是一家在西非的華人媒體。星期五晚上八點，我回到金門大酒樓吃晚餐。當時我們是金門唯一的客人，此外只有經理在他的辦公室，而兩個本地尼日利亞人的服務員正在看電視上的一場足球賽。
另外一個導致金門大酒樓衰落的原因，也許是這座城市也忽略了它，畢竟到處都有中餐飯店。程博士將一位 Wisconson Madison 大學的地理學博士生肖海介紹給我，他像程博士一樣，研究的內容都是尼日利亞本土的，這兩個人並沒研究過尼日利亞的中國社會。他們都看不上我所問的關於安全的問題，“當然注意安全是必要的，” 肖海說，“但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問題，我覺得這些擔憂被誇大了。” 肖海研究的內容是城市的 “流動性”，因此他花了幾個月在拉各斯使用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比如叫 Danfo 的小巴、叫 keke 的三輪摩托車……我覺得他像研究城市的血管造影，這些交通工具就像一滴滴墨水流淌在城市的心血管系統。
肖海帶我們去了一些中國商店，其中，Osata 超市是一家臺灣超市，老闆娘是一箇中年人，她面無表情地坐在冰櫃旁，用本地的 pidgin話（一種英語和約魯巴語的結合）跟一個尼日利亞人聊天，他們的口音一模一樣。
臺灣超市
“這就是說，中國人在拉各斯的活動是很複雜的。” 他隨後將另一個博士劉少楠介紹給我，因為他認為少楠可以講清楚中國人在尼日利亞的歷史。“這其實是他的博士論文的內容。” 他一邊說一邊站在 tantalizers 連鎖店外的路口，試圖打一輛出租車。我當時拿著手機試圖叫一輛優步，他不屑一顧地看了我一眼。我還沒叫到時，他已經招呼了一輛 okada —— 一種願意載人的普通摩托車。叫好之後讓我們坐下，司機突然拐到四道高架的反向，我們都緊緊地擠在了一起。
劉少楠是一位 Michigan State 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論文題目是 “The Chinese are Com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in Nigeria”，他告訴我，要探索中國人在拉各斯的歷史，有一個地方我必須去，那就是中國城。中國城在 ikeja 去拉各斯島高架的附近，是一個絕對不會錯過的巨大紅色建築，與炮塔、長城一樣，只不過外牆太薄了，所以給人的感覺像是 波特金（potemkin） 做的。
中國城是孫國平主持開辦的，以前是一個繁榮的貿易小區，一共三百多個商店，給全西非批發布料。開幕時，Obasanjo 總統的妻子都參加了儀式，但是現在，只有大約一百家商店在了。大部分的商店現在是尼日利亞人在經營，因為貨幣崩潰的情況讓許多中國的商人離開了。
20世紀初期，中國城經歷了許多遊行事件。尼日利亞廠商聯營（MNA）稱中國城為一個紡織品傾銷基地，傷害了本土的紡織事業。2006年，警察突擊了中國城，迫使全場地關了三個多月。Ben Lambert 和 Giles Mohan 在《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ffairs》的一篇報道提到，當時很多中國人走了，而 “留在中國城的商人繼續進口非法的紡織品，他們感覺越來越難滿意貪官的欲求，經常被無理由沒收貨物。”
中國城變成當時尼日利亞人和中國人矛盾的焦點是有原因的：2002年，有三十七個尼日利亞員工在一箇中國人的工廠被燒死了 —— 他們被鎖在裡面，無法逃走。這件事情引起廣泛的譴責，也有很多中國公司被指控用工如用奴。雖然這些譴責與中國城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造就了一個敵視中國人的輿論大環境。同時，尼日利亞工會有發行報道說，從中國來的便宜紡織品使得尼日利亞損失了350000個製造業的職位，紡織業尤甚。
不過，對劉博士來說，中國城與其他的拉各斯市場或 Kano 巨大的紡織市場沒什麼大的區別，因為在那邊的尼日利亞商人也賣中國的紡織品。到2008年，廣州已經有了兩萬尼日利亞商人，這些人很容易就能出口中國紡織品給他們在祖國的親人，而他們的親人就在本地市場上轉手售賣。劉博士說警察一般不去 Kano 或其他類似的市場，因為他們害怕被商人殺了。這種治安的缺失，使得中國人在那裡成為了比較容易被攻擊的對象。
如此一來，從中國城的例子來看 “中國傾銷商品” 這一觀點的時候，可以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偏見 —— 尤其是中國城裡似乎沒有太多中國人，實際上充滿了本土的尼日利亞商人，以及他們建立和維護著的生意關係網。
貿易從來沒有唯一的方向，如果沒有本地的需求，就沒有市場 —— 無論紡織品來自哪裡或者進口的人是誰。Sam 先生是一位矮壯的尼日利亞人，他坐在辦公室裡正包裝著一些來自中國的旗袍，是中國城最大的幾家商店之一的老闆。他不情願地跟我打招呼，不太搭理我，直到我告訴他我以前住在中國，他突然就開始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並告訴我他以前在青島住了幾年，現在他每幾年都會去中國買東西和應酬。
因此，中國城算是一種遺蹟，一種對過去中尼關係的記憶。那種小利潤高容量的貿易並不穩定，而經濟危機一旦開始，中國人就都搬出去了。
後面那幢大樓就是東方酒店
瀉湖的另一邊，有一幢更現代、更宏偉的代表著在拉各斯的中國人的建築：東方酒店，那是一幢融合了摩天高樓與佛塔設計風格的建築。我在高架的硬質路肩處下車，在堵到走不動路的車流中走了幾百米，然後走上了通向酒店的人行天橋。
這是一個集合了游泳池、會議中心、幾百個房間，還有兩家中餐館的五星級酒店。一樓是一家主打小型銀色個人火鍋的港式火鍋店，三樓是個比較傳統風格的中餐飯館，有紅色桌布、東方式的桃花心木設計，價格非常昂貴，食物特別一般。
星期三晚上我去的時候，餐廳裡一半的座位都滿了。除了門口一個大桌子上的中國人喊著乾杯，其他的客人都是比較富裕的尼日利亞人，他們似乎不太關心食物的價格或味道。
我點了幾個菜，包括一道秋葵，一個本地特色菜（因為我想看看來自中國的廚師會怎麼做本地菜）。菜上了，生秋葵放在一個膨脹的透明薄膜袋上，袋子裡有冰塊，因此似乎秋葵浮漂在冰塊上，中間有一小碟醬油和芥末 —— 樣子雖然奇怪，但是味道還可以，但當我吃完了一半的秋葵時，剩下的秋葵因為失去擺盤上的平衡都掉到了桌子上。
平衡的藝術還是沒學會
東方酒店是董氏公司和拉各斯前州長 Bola Tinubu 聯合建立的，bola 有百分之十的股份。董氏公司屬於 “四大家族” —— 那些六十年代就搬到尼日利亞的華人集團，另外三家是李氏、陳氏和查氏。但是劉博士強調，當時從香港來的商人不只有這四個家族，六十年代後期，尼日利亞已經有十個香港人建立的工廠，不過現存的只有四個。
早期這些集團來尼日利亞的原因是製造陶瓷。60、70年代，尼日利亞是香港陶瓷的最大國外市場，香港商人通過當時英國殖民關係鏈向尼日利亞出口貨物。但是，當時尼日利亞政府暫時限制了進口貿易，理由是進口陶瓷傷害本土的製造業（正如當代拉各斯中國城的紡織業矛盾一樣）。面對進出口的限制，幾個香港出口者決定搬到尼日利亞，在尼日利亞本土製造陶瓷品。其中最成功的，是像董氏一樣把生意多樣化的企業。董氏現在有工廠，進入了鍊鐵行業，製造自己的建築材料，同時也有房地產事業，比如持有東方酒店。
“對我來說，談中非關係時，最大的誤解就是有些人認為只有90年代或21世紀初中國人才開始長駐非洲，忽略了更早的歷史。” 東方酒店就是更早的歷史的見證，它是四大家族的作品，既代表早期華人在尼日利亞的貿易成果，同時也是一個比較現代化的設計，代表著未來的更加綜合發展和平衡的中尼關係。
櫃子上方是中尼聯合商會的牌子
東方酒店也是華為公司在西非的大本營。“我們不僅是一家賣手機的公司。” 凱芳在一樓的火鍋店這麼告訴我，“其實，在尼日利亞華為手機銷售額只是排到二十名左右，我們的手機價格比較貴。但是，我們最大的投資是網絡基站，我們也跟本地的移動網絡合作，還做一些其他的投資。” 他所在的部門是研發分享音樂的軟件的，重點是本地的音樂，他們跟許多尼日利亞很有名的藝人都有合作。
本地音樂場景
他邀請我參加了一場為了推廣他們的軟件而每週舉辦的音樂會，這個 “週四不插電音音樂會” 在維多利亞島的一家酒吧舉行。我們進酒吧後，我突然發現了那邊有 KTV 設備，而且是約魯巴語的 KTV。本土的客人都在那裡唱流行 Afrobeats 歌，屏幕上滾動著約魯巴語歌詞。幾分鐘後，一個明星與二十多個同伴一起進入了酒吧，他戴著反光的飛行員墨鏡，很有範兒。
約魯巴語歌詞
如果營地給人感覺在非洲的中國人比較封閉，約魯巴 KTV 就是對這種陳詞濫調的反抗。華為的員工都坐在酒吧中間的一個沙發上喝著啤酒，和他們比起來，我是算是那邊唯一的外國人。我問凱芳他喜不喜歡尼日利亞，他讚許地環視一下房間，然後點了點頭。他沒有回國的打算，可能有一天他會試試另外一個非洲國家。
“不回國。”
因此，或許我們應該重新考慮什麼是 “中非” 關係的真相：胡介國和孫國平都是個人，董氏公司和華為都是私有公司。這並不是說在尼日利亞的中國國企不重要 —— 當然重要，他們都是那種經常上頭條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司和資源開採公司。但是，中國人在拉各斯和全尼日利亞留下的印記是更廣泛、更復雜的，是在 ktv 中、在火鍋店裡、在小超市裡、在夜晚熠熠生輝的東方酒店裡的，沒有一個總體概念能概括中國人在尼日利亞的生活。
我快離開拉各斯時，凱芳請我吃晚餐。上次在一起時我一直抱怨說，在拉各斯我點菜都吃本地菜，因為不想再吃 “不正宗” 的中餐。他保證他會改變我對拉各斯中餐的印象，邀請我去華為的食堂。因為我已經在東方酒店的兩個中餐館吃過飯，知道他們中國菜的水平，所以心生懷疑，不過我還是去了，站在華為的大廳裡，我的胃在咕咕叫。
凱芳給了我一張訪客通行證，穿過一個走廊後，我進到了一個 “未來式 ”的食堂。在這裡華為的員工可以通過微信支付，空間明亮又通風，白色的傢俱和拋光不鏽鋼的裝置映襯著，還有巨大的窗戶，窗外可以看到洩湖的風景。食物確實非常好吃，廚師都是從中國來的。當天晚上我幹掉了宮保雞丁、麻婆豆腐、羊肉泡饃和辣炒蝦仁，我吃了兩大盤。
後來，我向劉博士描述這個晚宴時他一點不驚訝：“其實，幾年前，我跟董氏的幾個大老闆一起吃過晚餐。他們從中國帶了私人廚師，於是我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壽司之一。但是華為員工的生活，與我研究的中國城裡的小商人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人在拉各斯的生活不但分為國家和私人，也分為不同的階層。
受過高等教育的華為白領員工，都賺著不少的錢，也都說著蠻好的英語，因此出入於島上的高端小區沒有太大問題。一個華為員工聽到我的英國口音後，驕傲地拿出手機讓我看他在女王網球俱樂部（他是會員）穿著白色網球服的照片。但是，沒受到高等教育的普通中國人，大都生活在不那麼發達的拉各斯大陸，工作在 KTV 裡和中國餐館等地。這種生活並不穩定，他們只是想賺比在中國國內更多一點的錢，然後回國，讓生活更容易一些。因此，中國人在拉各斯的經歷與任何人在任何城市一樣 —— 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有的人奮鬥，也有人放棄，每個人都有自己眼中的拉各斯。
凱芳看到我吃飽了之後，讓我跟著他走。他從櫃子裡拿了一個 Rubicon 的果汁罐頭，和他部門的三個人一起去往酒店的大廳。我們坐電梯上了幾層，達到一個巨大的陽臺。他把罐頭扔在保安手中，低聲向我說：“門票”。保安點了點頭，沒說話。
我們走向陽臺的邊緣，遠眺腳下面的洩湖。水面上小小的漁舟裡，幾個漁夫在撒網。微風拂面，夾帶著蟬鳴。太陽落山時，雲彩都變成了粉紅色。凱芳指著湖面的波瀾說：“這，就是我們的黃浦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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