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恩和：我的魯迅研究

原編者按：張恩和先生不幸於2019年11月10日逝世，本號特推送此文，以誌悼念。本文原載《上海魯迅研究》2019年第1期，感謝上海魯迅紀念館李浩老師、喬麗華老師授權並傳遞稿件。

掐指算來，我的魯迅研究迄今近60年了。

魯迅研究之於我，從開始閱讀魯迅進到作為教學研究工作，再進到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人說我是一個鐵桿“魯黨”，我自己也承認確實受魯迅的“毒”很深，很深。

一

1958年，我在北師大中文系畢業後，留在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工作。雖然在教學中會遇到魯迅，但要說研究魯迅還談不上。我真正開始研究魯迅應該從1961年算起。那一年，我有幸能參與由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工作。

那是1961年春天，在經過了“大躍進”、“浮誇風”、“共產風”之後，全國進入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中央認識到“左”的傾向帶來的危害，開始在各個領域採取一系列糾偏措施。在文化教育戰線也著手糾正“拔白旗、插紅旗”的錯誤做法，宣佈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識分子”之冕。與此同時，由中宣部、高教部出面組織編寫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的工作。編寫工作幾乎覆蓋了高校文科所有學科，調動了全國範圍的教學力量，採取老中青

編寫教材工作時間不算太長。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思想文化工作又要回到原來的政策方針上去。為此，教材編寫工作全面下馬，編寫組解散。大家就又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單位。一直等到“文革”結束後，編寫組才重新恢復工作。對我來說這段經歷卻十分重要。

我回到學校後就給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課。那時，“左”的思潮又有所抬頭。講現代文學課要求突出“無產階級作家”，諸如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左聯五烈士”等。魯迅雖然也要講，但不能講得太多，評價不能太高。可我覺得魯迅還是偉大的，思想深刻，內容豐富，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比。我甚至說“魯迅是大海”，“魯迅是半部現代文學史”，為此還受到批評，說我小資產階級意識嚴重，無產階級感情不深。但我心裡一直堅持自己的看法，搞科研也有意偏重在魯迅。

1963年，我寫出第一篇研究魯迅的論文《對狂人形象的一點認識》。

我從接觸魯迅作品以來，對魯迅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的寫作方法和閱讀效果就發生了興趣，反覆讀了許多遍，也看了一些分析、評論文章，覺得和自己的感受不盡相同，內心有寫出自己想法的衝動。於是用了幾個晚上寫出這篇文章。文章完成後即請唐弢先生審閱，得到他的熱情肯定並經他推薦發表在《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人注意，也有人寫文章進行討論。

現在看來，我那時也是少年氣盛。在文章裡逐一辨析了以往研究中對狂人形象的種種解釋，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我的基本論點是：狂人作為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所言所行確是一個真實的狂人，但因為作者塑造該藝術形象時採用了獨特的手法，以含蓄、語義雙關的方式，為讀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間，因此，讀者在閱讀中加以聯想和發揮，就接通了作者想傳遞給讀者的思想——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那時西方接受美學理論還沒有傳到中國，而我因為年輕，理論水平、概括能力也不高，未能把問題提到更高的理論高度來闡釋。但我的論述因為實際上與接受美學理論的思路和方法相通，因此在當時魯研界感到比較新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狂人的真實性與象徵性的關係問題。我的文章發表之後很多年，還時有研究者們提及，有爭論也有認同，這讓我感到欣慰。

這篇文章的發表在我的魯迅研究以至學術研究確是個好的開頭。此後《文學評論》開始向我約稿，還邀請我參加作者撰稿會。正當我科研勢頭有好的開始時，全國範圍內開展起“四清運動”，緊接著就發生了為期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開始那年我30歲，十年後結束我是整40歲。我們這代人最好的年華都陷在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真不是一句“蹉跎歲月”或“浪費青春”就能概括得了的。

二

一直到“文革”後期，政治氣氛仍然惡劣，我就偷偷地進行魯迅研究和寫作。那時雖然並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有機會發表，但文章還是堅持寫的。“四人幫”剛倒臺，我就在《中山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同期發表了兩篇論魯迅舊詩的文章：《對魯迅〈秋夜有感〉詩的理解》和《論魯迅兩首和屈原有關的詩》。當時“文革”風氣猶在，以個人署名發表文章極難，作者還必須先通過政審。感謝時任《中山大學學報》主編的樓棲先生對我十分信任和賞識，在看了我的文章後立即決定刊發，並且是兩篇文章不作任何修改在同一期學報發出。他只提了一個要求：從編輯版面考慮，第二篇文章作者署名改用筆名，我即改署筆名“漳河”（與我的名字“張恩和”音近）。“文革”一結束我就這麼早這麼快以個人名字發表文章，而且是一口氣發兩篇，這在當時一般刊物可能是絕無僅有，在我們單位更是開風氣之先。這兩篇論文發表，也確引起了學界注意。很快有人對我的觀點表示認同、補充和商榷，在幾個刊物上展開了不大不小的討論。文章還得到著名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的首肯，說很高興看到我在文章中表現出古典詩詞的學養和基礎。現在看來，我的文章以及由此引發討論的學術含量倒不見得有多大，意義在它是我個人學術活動的復甦，而且反映出整個學術界政治空氣的解壓。

新時期開始，特別是1981年以紀念魯迅誕辰100週年為契機，學術界恢復了活力，魯迅研究也空前活躍，“魯學”成為“顯學”，我也能夠甩開膀子大著膽子光明正大進行魯迅研究。從那時起，我陸陸續續、長長短短寫了30多篇文章，（文章後來收入2014年出版的《踏著魯迅的腳印——魯迅研究論集》），加上出版的幾本有關魯迅研究的專著——《魯迅舊詩集解》（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詩詞解析》（199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魯迅與許廣平》（199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200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訂出版）——算是這些年魯迅研究的成績。

在我魯迅研究的文章中，我比較看重的是討論魯迅反對封建思想的那幾篇論文，即《魯迅——偉大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戰士》（1985）和《魯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認識》（2002）等。我強調的是魯迅對封建主義認識的深刻性、鬥爭的堅韌性以及戰鬥的前瞻性。

在我看來，與封建主義的鬥爭，是魯迅一生中最重要的鬥爭；對封建主義本質的揭露和批判，也是他最重要的功績。我的觀點是：由於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特別長，為世界所罕有，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體系發展得最完備最頑固，加之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時上升到主要地位，掩蓋或沖淡了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致使封建主義得以保存實力、延長統治，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人民的反封建鬥爭變得非常複雜和艱鉅。特別是，長期的封建制度對於人的精神束縛和思想統治的力量是極為強大的，因此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儘管有多次改朝換代，儘管有局部的調整或改變，但總體上，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始終沒有很大變化，封建的意識形態總是處於統治地位。

魯迅的思想就是建立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的。因此他的反封建，針對的是整個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體系。他批判復古主義和所謂“國學”、批判迷信偶像和“二重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寡婦主義”……，凡屬封建主義思想體系，他都決不放過。比如《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批判“父為子綱”、《我之節烈觀》批判“夫為妻綱”，就是從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家庭——入手，動搖封建主義的基礎。他在《春末閒談》和《燈下漫筆》中直刺“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指出中國的歷史不外乎“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從《狂人日記》開始，他就說出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後來在雜文中他又不斷指出：“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因此，現代青年的使命就必然是“掃蕩這些食人者，撤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

像魯迅這樣一生咬定反對封建主義的作家不是很多，像他這樣深刻洞察歷史人人更少。認識到這點對學習和研究魯迅有關鍵意義。

洞察歷史的意義和目的在於認清現實與未來。魯迅是深刻地認識到封建主義流毒對民族發展的阻礙作用的。我們一直都強調魯迅反封建的意義，但對其精髓的認識是否足夠準確和深刻還是一個問題。據一位與周揚晚年接觸較多的人說，周揚晚年對魯迅真正是心悅誠服，說他認識到魯迅最偉大的有兩點，一是對中國歷史有著極深刻的認識，二是對中國社會現實有著極清醒的認識。顯然，周揚指的是魯迅對封建主義的深刻認識（歷史的和現實的）。周揚過去不理解魯迅，年輕氣盛時還對魯迅有過不恭，後來態度有所改變，還寫了許多學習魯迅的文章，說了許多讚揚魯迅的話。但從他晚年深有感觸的話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他對魯迅的認識還缺乏應有的深度，沒有真正到位。直到“文革”之後，他從事實的教育而獲得智慧，才真正認識到魯迅的偉大價值。這種感悟是和他自己後來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有了深刻的認識分不開的。像周揚這樣的智者對魯迅反對封建主義的認識都走了這樣一條漫長的路，可見要真正認識魯迅的偉大，理解魯迅精神，並不是那麼容易。

三

魯迅研究從新時期算起，至今也有四十年了。

新時期以來，對魯迅的評價也有一些調整，或者說“再認識”。一些學者在反思歷史時提出所謂“重新回到魯迅那裡去”，反對“神化”和“聖化”魯迅，要把魯迅“回覆到人”。這個觀點的出發點是對的，但具體思路和觀點還值得商討。我曾為此寫了許多文章，比如《魯迅的命運》、《時風時雨說魯迅》、《談新世紀的魯迅研究》、《魯迅研究的歷史傳統》等。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過去對魯迅沒有“神化”，只是太“政治化”。那不是“歷史錯誤”，只能說是“歷史現象”，可以分析也可以理解。第二，的確，魯迅是人不是神，甚至也可以說不是“聖”，但人有千差萬別，有的頂天立地是真正的人，有的渾渾噩噩糊塗終生，有的投機取巧蠅營狗苟，也有的身披羊皮是偽君子……，而魯迅不是一般的人，是頂天立地浩氣長存的“偉人”，是我們“民族的脊樑”。第三，毛澤東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做出過嚴重錯誤的決策，但他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說他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沒有錯。不能夠因為是

有些人承認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但不認為魯迅也是“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不是，算不算“偉大的革命家”，其實不是一個難辯的問題。關鍵是對“革命家”的內涵和定義如何理解，如何認識。“革命家”並不都一定要拿著槍桿上戰場。有各種各樣的“革命家”：思想革命家、宗教革命家、文化革命家……只要他一生以“革命”為職志，堅持鬥爭，始終不渝，矢志不改，就應該視為“革命家”。魯迅就曾稱一代大儒章太炎先生為“有學問的革命家”。至於魯迅，連與他志趣迥異、觀念有別的林語堂在他逝世時都說過：“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話說得這樣清楚，時至今日，難道我們還不如林語堂的認識，還說魯迅不是“革命家”嗎？

我曾經寫過文章，說有些朋友否認魯迅是革命家，是把革命家跟政治家混淆了。他們不知道革命家和政治家有兩點根本區別：一是革命家講原則、講信守，為了原則奮不顧身，決不妥協；政治家則講實利、講權變，今天說的明天可以完全改變，今天跟你是朋友兄弟，明天可以兵戎相見。二是政治家憑集群、搞黨派、黨同伐異；革命家則講獨守，一個人也要往前衝。魯迅就是這樣，正因此，我們可以說魯迅不是政治家，但確是革命家。

我一向認為，研究魯迅不應簡單地將他當作歷史、當作一般作家研究，而應該把他當作一種精神上的對話者或引領者，以他為精神偶像。研究魯迅不僅不同於研究自然科學，甚至也不同於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在那些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研究者本身是不必要也不應該投入自己的熱情和主觀精神的。而在研究魯迅時，則應該有主觀精神的融入，用胡風的話說，簡直是應該表現出不能抑止的熱情，用全身心投入並擁抱他，並且應該表現出研究和學習相結合，即人們常說的“知行合一”。對魯迅要有一種以之為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心情和態度。我最不以為然的是，有人說魯迅的是非是一套，自己的作為又是一套。他們不是“以魯迅之‘是’為是，以魯迅之‘非’為‘非’”，也正因此被人看不起，甚至引起一些人對魯迅的精神和價值產生懷疑，誤解，不滿。王朔罵這些人為“二魯迅”，說魯迅若有知，從墳中坐起來首先就要打這些人的臉。這是應該引起我們魯迅研究者充分注意，充分重視的。

張恩和（1936—2019），江西南昌人，1954年至1958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58年至1983年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83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任教，1985年晉升教授。退休前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副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學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研究會理事，為中國作協會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參編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有《郭小川評傳》、《郭小川傳》、《魯迅與許廣平》、《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郁達夫研究綜論》、《周作人散文欣賞》、《魯迅舊詩集解》、《魯迅詩詞解析》、《長河同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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