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和：我的鲁迅研究

原编者按：张恩和先生不幸于2019年11月10日逝世，本号特推送此文，以志悼念。本文原载《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1期，感谢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老师、乔丽华老师授权并传递稿件。

掐指算来，我的鲁迅研究迄今近60年了。

鲁迅研究之于我，从开始阅读鲁迅进到作为教学研究工作，再进到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有人说我是一个铁杆“鲁党”，我自己也承认确实受鲁迅的“毒”很深，很深。

一

1958年，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虽然在教学中会遇到鲁迅，但要说研究鲁迅还谈不上。我真正开始研究鲁迅应该从1961年算起。那一年，我有幸能参与由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工作。

那是1961年春天，在经过了“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之后，全国进入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中央认识到“左”的倾向带来的危害，开始在各个领域采取一系列纠偏措施。在文化教育战线也着手纠正“拔白旗、插红旗”的错误做法，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与此同时，由中宣部、高教部出面组织编写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工作。编写工作几乎覆盖了高校文科所有学科，调动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力量，采取老中青

编写教材工作时间不算太长。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工作又要回到原来的政策方针上去。为此，教材编写工作全面下马，编写组解散。大家就又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一直等到“文革”结束后，编写组才重新恢复工作。对我来说这段经历却十分重要。

我回到学校后就给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课。那时，“左”的思潮又有所抬头。讲现代文学课要求突出“无产阶级作家”，诸如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左联五烈士”等。鲁迅虽然也要讲，但不能讲得太多，评价不能太高。可我觉得鲁迅还是伟大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比。我甚至说“鲁迅是大海”，“鲁迅是半部现代文学史”，为此还受到批评，说我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无产阶级感情不深。但我心里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搞科研也有意偏重在鲁迅。

1963年，我写出第一篇研究鲁迅的论文《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

我从接触鲁迅作品以来，对鲁迅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方法和阅读效果就发生了兴趣，反复读了许多遍，也看了一些分析、评论文章，觉得和自己的感受不尽相同，内心有写出自己想法的冲动。于是用了几个晚上写出这篇文章。文章完成后即请唐弢先生审阅，得到他的热情肯定并经他推荐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注意，也有人写文章进行讨论。

现在看来，我那时也是少年气盛。在文章里逐一辨析了以往研究中对狂人形象的种种解释，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的基本论点是：狂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所言所行确是一个真实的狂人，但因为作者塑造该艺术形象时采用了独特的手法，以含蓄、语义双关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因此，读者在阅读中加以联想和发挥，就接通了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思想——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那时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还没有传到中国，而我因为年轻，理论水平、概括能力也不高，未能把问题提到更高的理论高度来阐释。但我的论述因为实际上与接受美学理论的思路和方法相通，因此在当时鲁研界感到比较新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狂人的真实性与象征性的关系问题。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年，还时有研究者们提及，有争论也有认同，这让我感到欣慰。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的鲁迅研究以至学术研究确是个好的开头。此后《文学评论》开始向我约稿，还邀请我参加作者撰稿会。正当我科研势头有好的开始时，全国范围内开展起“四清运动”，紧接着就发生了为期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那年我30岁，十年后结束我是整40岁。我们这代人最好的年华都陷在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真不是一句“蹉跎岁月”或“浪费青春”就能概括得了的。

二

一直到“文革”后期，政治气氛仍然恶劣，我就偷偷地进行鲁迅研究和写作。那时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发表，但文章还是坚持写的。“四人帮”刚倒台，我就在《中山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同期发表了两篇论鲁迅旧诗的文章：《对鲁迅〈秋夜有感〉诗的理解》和《论鲁迅两首和屈原有关的诗》。当时“文革”风气犹在，以个人署名发表文章极难，作者还必须先通过政审。感谢时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的楼栖先生对我十分信任和赏识，在看了我的文章后立即决定刊发，并且是两篇文章不作任何修改在同一期学报发出。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从编辑版面考虑，第二篇文章作者署名改用笔名，我即改署笔名“漳河”（与我的名字“张恩和”音近）。“文革”一结束我就这么早这么快以个人名字发表文章，而且是一口气发两篇，这在当时一般刊物可能是绝无仅有，在我们单位更是开风气之先。这两篇论文发表，也确引起了学界注意。很快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认同、补充和商榷，在几个刊物上展开了不大不小的讨论。文章还得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的首肯，说很高兴看到我在文章中表现出古典诗词的学养和基础。现在看来，我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讨论的学术含量倒不见得有多大，意义在它是我个人学术活动的复苏，而且反映出整个学术界政治空气的解压。

新时期开始，特别是1981年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恢复了活力，鲁迅研究也空前活跃，“鲁学”成为“显学”，我也能够甩开膀子大着胆子光明正大进行鲁迅研究。从那时起，我陆陆续续、长长短短写了30多篇文章，（文章后来收入2014年出版的《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加上出版的几本有关鲁迅研究的专著——《鲁迅旧诗集解》（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诗词解析》（199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与许广平》（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8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订出版）——算是这些年鲁迅研究的成绩。

在我鲁迅研究的文章中，我比较看重的是讨论鲁迅反对封建思想的那几篇论文，即《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1985）和《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2002）等。我强调的是鲁迅对封建主义认识的深刻性、斗争的坚韧性以及战斗的前瞻性。

在我看来，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斗争；对封建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也是他最重要的功绩。我的观点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为世界所罕有，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体系发展得最完备最顽固，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时上升到主要地位，掩盖或冲淡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致使封建主义得以保存实力、延长统治，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变得非常复杂和艰巨。特别是，长期的封建制度对于人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统治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因此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尽管有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有局部的调整或改变，但总体上，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很大变化，封建的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统治地位。

鲁迅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反封建，针对的是整个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他批判复古主义和所谓“国学”、批判迷信偶像和“二重思想”、批判孔孟之道和“寡妇主义”……，凡属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都决不放过。比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父为子纲”、《我之节烈观》批判“夫为妻纲”，就是从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入手，动摇封建主义的基础。他在《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中直刺“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指出中国的历史不外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狂人日记》开始，他就说出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后来在杂文中他又不断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因此，现代青年的使命就必然是“扫荡这些食人者，撤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像鲁迅这样一生咬定反对封建主义的作家不是很多，像他这样深刻洞察历史人人更少。认识到这点对学习和研究鲁迅有关键意义。

洞察历史的意义和目的在于认清现实与未来。鲁迅是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主义流毒对民族发展的阻碍作用的。我们一直都强调鲁迅反封建的意义，但对其精髓的认识是否足够准确和深刻还是一个问题。据一位与周扬晚年接触较多的人说，周扬晚年对鲁迅真正是心悦诚服，说他认识到鲁迅最伟大的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历史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二是对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极清醒的认识。显然，周扬指的是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深刻认识（历史的和现实的）。周扬过去不理解鲁迅，年轻气盛时还对鲁迅有过不恭，后来态度有所改变，还写了许多学习鲁迅的文章，说了许多赞扬鲁迅的话。但从他晚年深有感触的话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他对鲁迅的认识还缺乏应有的深度，没有真正到位。直到“文革”之后，他从事实的教育而获得智慧，才真正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价值。这种感悟是和他自己后来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分不开的。像周扬这样的智者对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认识都走了这样一条漫长的路，可见要真正认识鲁迅的伟大，理解鲁迅精神，并不是那么容易。

三

鲁迅研究从新时期算起，至今也有四十年了。

新时期以来，对鲁迅的评价也有一些调整，或者说“再认识”。一些学者在反思历史时提出所谓“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反对“神化”和“圣化”鲁迅，要把鲁迅“回复到人”。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具体思路和观点还值得商讨。我曾为此写了许多文章，比如《鲁迅的命运》、《时风时雨说鲁迅》、《谈新世纪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历史传统》等。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过去对鲁迅没有“神化”，只是太“政治化”。那不是“历史错误”，只能说是“历史现象”，可以分析也可以理解。第二，的确，鲁迅是人不是神，甚至也可以说不是“圣”，但人有千差万别，有的顶天立地是真正的人，有的浑浑噩噩糊涂终生，有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也有的身披羊皮是伪君子……，而鲁迅不是一般的人，是顶天立地浩气长存的“伟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第三，毛泽东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做出过严重错误的决策，但他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没有错。不能够因为是

有些人承认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但不认为鲁迅也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不是，算不算“伟大的革命家”，其实不是一个难辩的问题。关键是对“革命家”的内涵和定义如何理解，如何认识。“革命家”并不都一定要拿着枪杆上战场。有各种各样的“革命家”：思想革命家、宗教革命家、文化革命家……只要他一生以“革命”为职志，坚持斗争，始终不渝，矢志不改，就应该视为“革命家”。鲁迅就曾称一代大儒章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至于鲁迅，连与他志趣迥异、观念有别的林语堂在他逝世时都说过：“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话说得这样清楚，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不如林语堂的认识，还说鲁迅不是“革命家”吗？

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有些朋友否认鲁迅是革命家，是把革命家跟政治家混淆了。他们不知道革命家和政治家有两点根本区别：一是革命家讲原则、讲信守，为了原则奋不顾身，决不妥协；政治家则讲实利、讲权变，今天说的明天可以完全改变，今天跟你是朋友兄弟，明天可以兵戎相见。二是政治家凭集群、搞党派、党同伐异；革命家则讲独守，一个人也要往前冲。鲁迅就是这样，正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不是政治家，但确是革命家。

我一向认为，研究鲁迅不应简单地将他当作历史、当作一般作家研究，而应该把他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对话者或引领者，以他为精神偶像。研究鲁迅不仅不同于研究自然科学，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那些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研究者本身是不必要也不应该投入自己的热情和主观精神的。而在研究鲁迅时，则应该有主观精神的融入，用胡风的话说，简直是应该表现出不能抑止的热情，用全身心投入并拥抱他，并且应该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相结合，即人们常说的“知行合一”。对鲁迅要有一种以之为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和态度。我最不以为然的是，有人说鲁迅的是非是一套，自己的作为又是一套。他们不是“以鲁迅之‘是’为是，以鲁迅之‘非’为‘非’”，也正因此被人看不起，甚至引起一些人对鲁迅的精神和价值产生怀疑，误解，不满。王朔骂这些人为“二鲁迅”，说鲁迅若有知，从坟中坐起来首先就要打这些人的脸。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鲁迅研究者充分注意，充分重视的。

张恩和（1936—2019），江西南昌人，1954年至1958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至1983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退休前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研究会理事，为中国作协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参编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有《郭小川评传》、《郭小川传》、《鲁迅与许广平》、《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郁达夫研究综论》、《周作人散文欣赏》、《鲁迅旧诗集解》、《鲁迅诗词解析》、《长河同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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