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王傑的傳奇人生

狀元

王傑

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1761），新科狀元王傑專程來到韓城文廟祭拜孔聖先師，設在御道之上，象徵著讀書人最高榮耀的龍槓，在沉寂了數百年之後終於迎來了它的第一位“主人”。這同時也是空前絕後的一次，正可謂：千年龍槓抬一回，三朝士茂狀元稀。但“抬龍槓”只是王傑生命中的一瞬而已，他的一生都充滿了傳奇色彩。

一、出身寒門

王傑（1725—1805），字偉人，號惺園，別號畏堂，晚號葆淳，清代韓城廟後村人。官至首輔[1]。諡號文端。他是清代西北唯一的狀元，中國古代史中韓城地位和影響僅次於西漢太史令司馬遷的重要歷史人物，韓城近古時期最重要的一位歷史人物。

王傑祖籍山西太原，其先世居於山西洪洞縣[2]。元朝末年，水、旱、蝗、疫災害頻發，戰亂不斷，王傑先祖王進順[3]自洪洞縣遷至韓城，定居金城區廟後村。

王傑的曾祖父王養元、祖父王家檀，均為布衣出身。王傑的父親王廷詔，號澽濱，曾擔任過浙江杭州府石門縣主簿。主簿位在知縣之下，為佐官之一，從正九品，與正八品的縣丞共掌糧馬、徵稅、戶籍、緝捕等事。三位先祖均因王傑顯貴而獲贈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從正一品。

王廷詔尊崇儒道，仁民愛物，擔任石門縣主簿九年，對民秋毫無犯。調離石門之日，當地百姓自發醵錢相送，王廷詔堅拒不受，說：“我是來做官的，不是來收受你們賄賂的！”百姓們於是用錢置酒，沿路設宴相送。籌措的銀錢用完了，大家只好抱頭痛哭，依依惜別。王廷詔感慨地說：“我是朝廷最底層的一名官名，只不過以仁存心，愛物於人，盡己責幫助了一些需要救助的百姓，而這也是他們之所以尊敬我的原因。”[4]王廷詔死後安葬在韓城縣城東南的人和寨。

王廷詔有三個兒子：長子濬，次子澈，三子傑。王濬為乾隆十八年癸酉科（1753）第六名武舉人。王澈為貢生。王傑排行第三，生於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十月二十七日寅時，卒於清仁宗嘉慶十年（1805）正月十日子時。

王傑忠清勁直，老成端謹，在朝40餘年，位居權力中心10餘載，事有可否，從不委曲陳奏。和珅勢盛時，他常為朝政與其據理力爭。王傑一生曾多次擔鄉試考官與會試總裁，在浙閩兩地四任學政，並多次上疏直言，安撫流民，整飭虧空，革奸除弊，深受乾隆、嘉慶兩位皇帝器重。王傑身居高位，恪盡職守，勤政愛民，世人皆說他深得乃父遺風。他剛正不阿，不畏強暴的品格深受廣大群眾喜愛，有關他的故事和傳說在韓城民間家喻戶曉。

二、秉承父志

陝西與浙江相距兩三千里，王廷詔不懼路途的遙遠、艱辛，赴任時將八個子侄全部帶了出來。年僅四歲的王傑也跟隨他來到了杭州。

一切安頓停當，王廷詔便聘請老師教習孩子們讀書。王廷詔自己也於公務之餘，重理舊業，潛心鑽研。他還經常與老師探討學問。王傑天資聰穎，學業進步飛快，四歲習書識字，五歲熟頌經史，六歲即能賦詩為文。八歲時，王傑的書法已展現出很高的造詣，能夠書寫只有名家高手才輕易敢涉足的匾額。

王廷詔向來很嚴肅，不苟言笑。但是，當他見到王傑手書的匾額時，還是掩不住內心的激動，笑著對吳太夫人說：“此兒其大吾門乎！”

王廷詔見王傑字體端莊，為人端正，覺得他是塊成大器的料，對他的教導遂更加上心。他對王傑要求很嚴，從不寬假他的過錯。王傑學習也非常刻苦，小小年紀就穩重有加。王廷詔的其他七個子侄也出落得彬彬有禮，長大後，在文學、功名上均頗有建樹。

王廷詔去官後，王傑隨父親回到韓城，雖然日子過得很緊巴，但學業絲毫沒有放鬆。清乾隆七年（1742），王傑入補韓城縣學生員（秀才）。清乾隆九年（1744），補為廩生。清乾隆十二年至十七年（1747—1752），王傑在父親的安排下，來到號稱明清兩代“關學重鎮”的關中書院進行深造。在這裡，王傑得到了關中著名學者孫景烈的悉心教導，系統學習了濂、洛、關閩之學。這是讓王傑受益終生的一個導師，王傑晚年時回憶起在關中書院的這段經歷，曾動情地說，“生平行己居官得力於此。[1]”他說的這兩個老師，一個是其後的陳宏謀，一個就是孫景烈。

清乾隆十一年（1746），王傑的長子王塖時在他入學前一年來到人間。清乾隆十六年（1751），王傑的次子王垿時又在他完成學業前一年出生。王傑是懷著初為人父的心情踏入書院，喜得貴子的心情跨出書院的。在這裡，他不但收穫了親情，還得到了恩師的器重和同窗的青睞。這應該是王傑年輕時過得最輕鬆、充實與幸福、快樂的一段時光。

[1]見《清史稿》。

三、高中狀元

清乾隆十八年（1753），王傑拔為貢生。應該說，這個時候的王傑還不夠優秀。因為拔貢生經朝考合格，入選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縣，三等任教職；更下者罷歸，謂之廢貢[1]。王傑朝考只得到了個第三等，授藍田縣教諭。好事成雙，是年，長兄王濬也考中武舉人。然而造化弄人，王傑因為遭遇父親喪事未能赴任。此時，家裡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為贍養母親，王傑奔走四方，交遊日廣。

三年居喪期滿，王傑被陝甘總督尹繼善聘為記室。尹繼善調京任職，又將王傑推薦給巡撫陳宏謀。

陳宏謀是臨桂(今廣西桂林)人，集理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多重身份於一身，無論為官還是治學，均堪稱一代楷模。尹繼善是滿洲鑲黃旗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尹泰之子，乾隆曾誇獎他說：“我朝百餘年來，滿洲科目中惟鄂爾泰與尹繼善為真知學者。”《清史稿·陳宏謀傳》在評論到陳宏謀時也說：“乾隆間論疆吏之賢者，尹繼善與陳宏謀其最也。尹繼善寬和敏達，臨事恆若有餘；宏謀勞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則同。宏謀學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風俗，古所謂大儒之效也。……”在兩位大儒的薰陶和訓導下，王傑的學業水平突飛猛進。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傑辭去書記職務，參加陝西鄉試，中鄉試副榜。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鄉試名列第六[2]。

清乾隆十六年（1761），王傑赴京城參加會試，以會試第十名的身份進入殿試，殿試進呈十本，王傑卷擬第三。第一名是江蘇常州人趙翼。那時，陝西乃至整個西北，自從清朝建立以來還沒有出過狀元，而江蘇才子則拿獎狀拿到了手燙，已經出了29個狀元。乾隆皇帝在閱至第三卷時，見王傑字跡秀麗端莊，好像在哪兒見過。細一想，記起之前陝甘總督尹繼善呈獻給他的奏疏，字跡和眼前試卷上的一模一樣，他當時還誇獎過這個人的字寫得好呢。詢問左右，方知王傑曾在尹繼善手下做過書記，不但字文俱佳，人品也非常不錯，遂將他拔為第一[3]。

這一年，王傑36歲。

新科進士入朝覲見皇上，乾隆皇帝見王傑風度安祥，舉止靜雅，心裡愈加喜歡。恰巧先一年六月，新疆再次迴歸大清版圖，西陲戡定，第一名又是西人，乾隆皇帝認為這是天意，心裡非常高興，授王傑翰林院修撰。阮元《王文端公年譜》說：“頃之，引見，上喜動顏色，授翰林院修撰。”乾隆特賜御製詩來記述這件事情。制詩名曰《四月廿五日御殿傳臚紀事》，以“西人魁榜西平後，可識天心偃武時”收尾，由此可見一斑。

四、三比才氣

王傑中狀元后，許多人打心眼裡不服氣。據說，有一位山東學士在金榜前便口出狂言，說：“陝西還能出狀元？”他當面出聯刁難王傑：“泰岱三觀，孔子聖，孟子賢，自古文章出齊魯。”

王傑即刻對道：“歧山一脈，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統在西秦。”王傑這一聯不僅對仗工整，還巧妙地以帝王之道統壓制儒家之道統，讓山東學士啞巴吃黃連，有口說不出。山東士子由此態度大變，對他十分尊敬。

然而由於“欽拔”的緣故，許多人仍時不時想拿王傑開涮。機會來了，話說王狀元回鄉探親，途經古城長安時帶著一行人去參觀大雁塔。到了文物古蹟面前，文人的窮酸毛病和輕浮勁不由又上來了。隨行中有一位江南才子，請王狀元作詩。王傑知道江南才子有意想顯擺，決計坑他一把，故意道：“作詩容易，但是我的詩沒人能夠用筆記錄下來！”那才子滿腹經綸，寫個把文章都不在話下，抄幾句詩豈能放在眼裡，遂不假思索道：“區區小事，在下願意代勞！”

才子既然一門心思想上套，王傑也只好橫下心看他的把戲了，隨口用韓城方言吟道：“城南（láng）門外前一摞磚，圪裡圪搖戳破天。下了一陣圪囊子雨，蔫蔫子日頭曬不幹[1]。”在場的人無不拍手叫好，江南才子卻聽得雲裡霧裡。除了不知道“南（láng）”字是什麼意思，他還搞不清楚“圪囊子雨”和“蔫蔫子日頭”到底是在說什麼。

按理說用方言作詩，王傑勝之不武，大家笑一笑也就過去了，但江南才子偏偏有股不服輸的勁。也難怪，自古才子們的身上就有一股子不服輸的傲氣，自古就沒有才子們學不會的東西。江南才子發誓要把韓城方言學好，從長安到韓城的這一路上，他一直都悶頭做功課。要說那時候交通還不很發達，這夥人也沒有小轎車可開，從西安到韓城少說也得個十天半月。才子認為這些日子足夠他學一門技藝了。

進入韓城境，江南才子看見黃河如帶，心中不由一陣竊喜：“在西安讓我出醜，這回我讓你丟人丟到家門口。”心到話到，才子說：“請王狀元請再賦詩一首。”

王狀元聽後微微頷首道：“遠望黃河（huó）白（péi）（piapia），圪裡圪彎到這（zhī）裡（dā），黑（hēi）地（tǐ）白（péi）日（rèn）流不淨（qiē），哪達來（léi）下（hà）這（zhī）些些（xiàxià）？”[2]

江南才子這回徹底懵圈了，他怎麼也想不到一個小小的韓城方言竟然這樣難搞。“南方文化清婉柔麗，北方文化深厚奇妙，同樣小瞧不得！”還是王傑為才子解了圍。

從此，江南才子再也不敢小瞧王傑，對北方人更是尊敬有加。

五、平步青雲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新科狀元王傑便被乾隆欽命為湖南鄉試副考官。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傑在散館[1]考試中名列一等三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王傑督學福建，由此開啟了他的為政生涯。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王傑在福建督學期間，便升任翰林院侍讀。一年之後，又擢任侍讀學士。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傑晉內閣學士，歷任禮、工、刑、吏、兵五部侍郎。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王傑回鄉料理母親喪事，他人還在韓城，乾隆皇帝提升他為兵部尚書的任命書就到了。適逢乾隆皇帝南巡，王傑前去謝恩。見面之後，乾隆皇帝難掩思念之情，說：“汝來甚好，君臣久別，應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2]足見王傑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麼重要。

三年守喪期滿，王傑還朝，乾隆皇帝又賜王傑紫禁城騎馬，任命為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次年（1787），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五日，義軍首領林爽文被俘，臺灣平定。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軍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部族，隨後攻入廓爾喀境內，廓爾喀成為中國的屬國。王傑在這兩件事關清廷前途與命運的戰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畫像和征戰的功臣一起，先後兩次被懸掛進紫光閣，加太子太保。當然了，與王傑畫像一起掛進紫光閣的除了名將阿桂，還有和珅這樣的大咖。好面子的乾隆皇帝想湊全“十全武功”，總得要有一些大臣跟著沾光。軍事上取得如此重大“勝利”，兵部當然要多分幾個名額。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罷尚書房行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加太子太保。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仍充上書房總師傅。

清仁宗嘉慶元年（1796），王傑以足疾辭免軍機處、兩書房及禮部事務。清嘉慶三年（1798），仍直軍機處。清嘉慶五年（1800），王傑因身體漸弱，乞求休奉，帝下旨慰留，並命扶杖入內右門。清嘉慶六年（1801），王傑以76歲高齡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清嘉慶七年（1802），復以疾辭官，皇上恩准在家食俸，加太子太傅。清嘉慶九年（1804），入京謝恩，薨於京邸。

六、儒相本色

從生於寒門，到狀元及第，再到身居首輔，賜“南書房行走”“紫禁城騎馬”，王傑“受兩朝知遇，始終無間”，享受到了一個高級官員的最高禮遇，這是莫大的殊榮。但是，他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本色，居官四十載，唯喜讀書，家無積私，告老時僅帶著幾十箱書籍返回故鄉。正如他的晚號“葆淳”——保持著天生的醇厚本質。

王傑胸懷天下，講求實學，少時就學關中書院，深得關西夫子、海內大儒孫景烈真傳；成年後在“真知學者”尹繼善、著名理學大師陳宏謀手下做事，繼承了尚實務本的作風；身擔要職後，恪守臣子本分，重視百姓疾苦，不隨便批評、否定已有的政策措施，將關學的實踐精神發揮到了極致。王傑自己也曾說過：“為政之道，當開誠佈公，最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弊興矣。”

雖然說王傑曾在許多場合中同各地才子比試過才氣，但這只是在茶餘飯後，王傑偶然間扮演的一個角色。作為首輔，王傑更重要的角色是天子身邊的重臣，他無時無刻不在為國操勞，為民分憂。即便是在奉旨寫作應制詩時，他也時時不離勸諷，體現出了作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寄託。

王傑中等身材，為人和藹可親，操守剛正，他一生擔任過30多種職務，在政治、軍事等諸多方面均有建樹。他多次擔任科舉主考，選拔俊傑無數；不拘一格舉賢任能，擢用了阮元、洪亮吉、江藩、孫星衍等名士；督學福建，整肅士風，瞭解習俗，細心揣摩民族聚居區的治國策略；與和珅鬥智鬥勇，以一臂之力維護朝綱；臺灣平定、廓爾喀歸順，畫像和征戰功臣一起被懸掛進紫光閣。《清史稿·王傑列傳》稱讚王傑、董誥[1]、硃（朱）珪[2]等人說：“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國運系焉。”

七、曠世才學

王傑精通經、史、子、集，著述頗豐，有《惺園易說》《葆淳閣集》《讀易劄[1]記》《讀〈論語〉札記》《讀〈孟子〉札記》等。《清儒學案》和《清代學者像傳》等學術史著作均將王傑收入其中。

王傑擅長書藝，早年書法趙孟頫、王羲之，工於小楷，中年後得米南宮意，中側鋒並用，超邁大氣，縱逸多姿。以行書、楷書最為著名，時人稱王傑書法“有仙佛氣，具富貴姿”。因與稱譽書壇的張照（得天）、曹秀先（地山）齊名，被乾隆皇帝合封為“天地人”。

王傑工於詩、聯，其《葆淳閣集》收有11卷詩作與恭賀應制之詩。門生阮元在《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中評價說：“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為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

傳世墨寶有瀋陽故宮保和殿楹聯：“夜雨閒吟左司馬，時晴快訪右軍書。”福建泉州清源山《和馬負書詩》摩崖：“茲山生面為誰開？喜屬高車際曉來。海上晴雲蒸泱漭，人間佳氣轉恢臺。爭奇巖岫當軒立，漸老松杉記手培。自是雄城資保障，塵襟批豁一登臺。”

王傑還奉敕編有《欽定秘殿珠林續編》八卷、《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八十八卷、《欽定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附錄一卷、《欽定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高宗純皇帝聖制詩五集》一部一百卷。

八、清廉為官

王傑視清廉為本，從不利用公權謀取私利。從初入官場，到擢為侍郎，王傑曾經六充鄉試考官，六充會總裁。並先後4次督學福建、浙江，其中3次督學江浙富庶之地。長期執掌文柄，最易結黨營私，滋生腐敗，但王傑從來都是不偏不倚，唯才是舉。《王文端公年譜》說：“（王傑）衡文柄者十二次，人不敢幹以私。”

表2

王傑督學及擔任科舉考官情況統計表（略）

王傑對門生以誠相待，從不拉幫結派，交往不涉私事，也從不以私事幹擾他人。每次科考結束會見錄取的士子時，王傑都會告誡他們：“我是為朝廷選拔人才的，你們應該多為朝廷和黎民百姓效力，切不可為了個人升遷經常到我這裡走動，更不可以送我財物！”偶有人送來財禮，王傑總是說：“今若受饋，何為官！”

一次，王傑的一位得意門生調任回京，正趕上王傑壽辰，門生帶著數百兩白銀，前來為王傑賀壽。王傑批評他說：“還記得我當年是怎麼教導你們的嗎？今天我若是收下你的賀禮，誰還會相信我王傑說過的話是真的呢？”[1]門生很慚愧，當即讓隨從將禮金收了回去。

自古“南方才子北方將”。兩浙文人才子燦若星河，但浙中的大官員和士人名流談及王傑，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嘉慶皇帝也稱讚王傑說：“為兩浙之文宗，振八閩之士習。四司秋賦，盈籠參苓。五主春宮，滿城桃李。”

九、勤勉審慎

清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1764—1768），王傑曾督學福建四年。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收復臺灣，於第二年設置分巡臺廈兵備道及臺灣府，隸屬福建省。由於對海權認識不足，臺灣收復後，清廷內部曾就臺灣的棄留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康熙皇帝最終採納了“留臺派”的建議，採取措施，促進臺灣開發。

但是，直至清德宗光緒十一年（1885），清政府才正式在臺灣建立行省。因而，對於這一時期委派到福建任職的官員，均肩負著邊疆開發的特殊使命。王傑深感責任重大，在閩四年，心無旁騖，夙夜在公，以端正士風，維繫民俗為重，而不是簡單的判定正誤。《王文端公年譜》說：“(王傑)少嗜學，迨老益篤。官卿貳（二品官），及在臺省，日勤勞機務，早朝宴歸，接賓僚酬應外，退息小齋，靜坐一二刻，即展卷批閱吟誦。”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王傑督學浙江，他把吳太夫人接到了學署孝養。每每忙完公務，王傑便急匆匆趕回府邸，與程夫人一起侍奉太夫人。再要麼就端坐批閱經史，攻讀諸子經典。除此而外，並無宴賞玩遊之類的事。府署中設有園林庭榭，他在任三年竟然沒有去賞玩過，以致園林荒蕪，亭榭凋敝。

清嘉慶八年（1803）春，王傑告老還鄉，臨行前還放心不下朝政，再次上疏說：“各省國庫虧空，始於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根源在於州縣用公款請客送禮，迎來送往，上司得了好處，反受其挾制，於是乎彌補虧空遙遙無期。應該從主管接待的驛丞開始，清理整頓驛站，這是眼前國家最大的事情！”王傑的建言切中時弊，嘉慶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下旨整飭吏治。

十、耿介正直

王傑與和珅在職務上的第一次交集發生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這年六月，和珅任戶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十月，兼步軍統領。王傑則由浙江回京，署[1]禮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珅已經成為朝中四大勢力之一。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王傑入直軍機處為軍機大臣。王傑位居權力中心的這10餘年，正好是和珅炙手可熱之際。王傑為人剛直，每有政事，不管可行與否，從來不曲意陳奏。和珅一手遮天，事多擅決，同僚均隱忍不言，遇有不可行之事，王傑便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兩人經常為朝政在乾隆皇帝面前爭得面紅耳赤。和珅很厭煩王傑，但又排擠不掉他。

王傑憂心忡忡，每次議政完畢總是默然獨坐。一日，和珅捉住王傑的手，嬉皮笑臉地說：“王大人，你這手怎麼生得跟小姑娘一樣細皮嫩肉呢？”[2]面對和珅的主動拉攏，王傑不為所動，淡然道：“王傑手雖好，但不能要錢耳！”和珅討了個沒趣，只好悻悻地退到一邊。

還一次，和珅病了，請海鹽太守陳渼診治。陳是王傑的門生，前去請教王傑。王傑說：“這是個大奸臣，人人都想殺之而後快，你要是去了，就給我用藥把他弄死，否則不要再來見我！”

丙辰年（1796），嘉慶皇帝親政。王傑仍為首輔，作為嘉慶皇曾經的老師，王傑輔佐不遺餘力，嘉慶皇帝對他也是尊敬有加。清嘉慶三年（1798），給事中王孫念、御史廣興及大學士劉墉首劾和珅不法。清嘉慶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帝乾隆駕崩。正月初八日，和珅鋃鐺入獄。然而朝中仍有人騎牆觀望，王傑親自主持了案件審理，很快結案。清嘉慶四年（1799）正月十三，嘉慶皇帝宣佈和珅的二十條罪狀，下旨抄了他的家，共抄得白銀八億兩。抄沒的財產超過了清朝政府15年財政收入的總和，時人戲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正月十八日，和珅被嘉慶皇帝下召賜死。

十一、足智多謀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爆發了臺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清政府先後多次派軍渡臺鎮壓，但軍事上卻毫無建樹。此時，王傑已入直軍機處，他參與了戰爭的謀劃，建言乾隆皇帝尊重臺灣民俗，重視經濟問題，巢撫並用，使臺灣問題得以妥善解決，王傑畫像因此被懸掛進紫光閣，乾隆皇帝親為題詩：“典學七閩，肅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險夷，參畫具通。有佐樽俎，圖貌紀功。”

清乾隆末年（1796），四川、湖北爆發白蓮教起義，波及川、楚、秦、豫四省。朝廷歷年用兵，殺傷不下數百萬，然而事態非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幾省中那些不跟從義軍的倖存者，均是從刀刃和箭頭下僥倖逃生的，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王傑上疏直指問題癥結所在，他說民變之所以遲遲不能平息，是由於災民窮無所倚，地方官又不知安撫，以致脅從的人越來越多。加之那些地方統兵大員“名位相等”，職責不明，雖然數人頭時很多，但實則無人負責，且貪生怕死，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不多，“賊至則畏避不前，賊去則捏稱得勝”，以至發生了“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並不稟報”的怪事。勉強出戰，則“藉鄉勇為前陣”，通過虛報官兵人數套取朝廷兵餉，彌補以往虧空，大發國難之財。王傑建言朝廷“去鄉勇之名而為召募之實”，安撫民心，撫慰官兵。乾隆皇帝採納了王傑的建議，用兵三年，四川義軍首領王三槐就擒。清嘉慶九年（1804），白蓮教起義被平定。

王傑辭去官職還未返鄉，有個叫陳德的人在內宮驚了帝駕，王傑急入朝面見皇帝，上言說：“陳德本是低賤的庖廚，怎敢蓄謀造反？必定有大奸大惡之人在幕後主使，欲行明代‘張差之事[1]’，禍患就在皇帝身邊，應當儘快消除。”嘉慶皇帝不以為然。

清嘉慶十八年（1813），爆發了林清領導的天理教起義。造反的教民先後攻佔了河南滑縣，直隸長垣，山東定陶、曹縣等地。九月十五日，林清派出的小分隊九十餘人，在太監的接應之下，分別從東、西華門攻入皇宮，“釀成漢、唐、宋、元、明未有之事。”

此時，王傑已經故去8年。嘉慶皇帝回想起此前王傑說過的話，特地對他進行了祭奠。

十二、重德修品

王傑孝悌。王傑遭遇父喪時，家裡非常窮，“為書記以養母。”督學浙江，他把吳太夫人接到了學署孝養。對於老夫人的訓導，他更是言聽計從。王傑中狀元的第二年，去湖南擔任鄉試副主考，臨行前吳太夫人訓之曰：“汝去年尚作舉人，今皇上命汝為考官，汝勉之矣。”到任後，王傑在批閱考卷時非常勤奮，經常反覆檢查，生怕出錯，違背了老夫人的教誨。

王傑仁愛。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家人因牆基與鄰居發生糾紛，寫信向遠在京城的王傑求助。王傑借明人郭樸的一首詩回覆說：“千里捎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收到回信後依命向後讓出三尺，鄰居也讓了三尺，這就留出了一個六尺寬的“仁義巷”。

王傑寬厚。王傑待人和善，手下有賢能的，便力薦之，使其顯貴；能力不足，或犯有錯誤的，就推心置腹地予以幫助。他反對隨意彈劾，一生從未彈劾過別的官員。但這並不是說他沒有原則，相反他為人剛正，是非分明，反對姑息遷就，並對用這種手段博取人心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常說：“縱惡以取名，如國家何？”

王傑恭謹。王傑的一個兒子很有文采，字也寫得好，同僚們都看好他，連乾隆皇帝也多次過問他的情況。但王傑卻認為這個孩子喜歡喝酒，不適合做官。王傑深知，自己身居要職，兒子若是參加考試，勢必會得到一些人的照顧。因而每逢科考臨近，王傑總是事先向大家聲明：“誰錄取我的兒子，我就彈劾掉他！”兒子無奈，返回陝西，打算參加本籍鄉試。王傑又給陝西巡撫寫信說：“亟致信，亦以是屬之。”陝西巡撫是王傑的門生，知道他的脾氣，自然不敢徇私情。

不僅如此，王傑還常常告誡子孫：“入仕則正途可也，不以宰相子孫喧耀於人。”他的兒孫無一人通過他的關係進入仕途，更無一人捐班買官。王傑有妻程夫人，誥封一品夫人。另有側室姚氏、黃氏。生有四子二女。長子塖時只做到員外郎，次子垿時只是個監生，四子塽時為寶雞教諭。只有三子堉時官職最高，做到了福建建寧知府。

直至清道光三年(1823)，王傑的孫子王篤才考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十三、質樸親民

王傑待人和藹，從不擺官架子，他說“我雖身為宰輔，但也是個凡人！”不僅如此，他還教育後人向他看齊，說：“我們的先祖就很節儉，你們不忍飢挨餓就應當知足。況且我沒有什麼可以留給你們的，若自己再不檢制，我非但不能養活你們，也庇護不了你們。”

王傑為人謙恭，歸居鄉里後，外出從不坐官轎，只一騎一僕，穿著與百姓無異。行走在街上時，偶爾聽到避道聲遠遠傳來，即刻兩手垂直，肅立於道旁，說：“縣令，也是我的父母官。”

王傑生活簡樸，吃穿用度從不鋪張。他在京城的府邸是一個兩進四合院，沒有花園，陳設也很簡陋，和一般士大夫的府宅無異。乾隆皇帝曾經賜贈給王傑一處位於京城中心的豪宅，王傑把它捐給了縣府，改作韓城會館，供去京城出公差的韓城官員及赴京趕考的學子留宿。王傑回鄉後居住的“狀元府”，是租賃解家的府邸，到了他的孫子王篤手中，才用700兩紋銀將其購買到手。

相傳和珅曾向乾隆皇帝反映，王傑家人在韓城有“三王府”“四王府”，乾隆皇帝密令親信到韓城核查，發現王傑的住宅竟然藏身在一個狹小的巷子裡，有如寒士。當地人覺得這些宅子實在配不上王傑的地位，用姓氏排行開玩笑稱其為“王府”。乾隆皇帝因此召見王傑，賞給他紋銀三千兩，令他修建家宅，王傑婉言謝絕。

十四、榮歸故里

嘉慶八年（1803）三月，78歲高齡的王傑告老還鄉。

離京之日，嘉慶皇帝賜給他乾隆皇帝御用過的玉鳩杖一觔，御製詩兩首，以表尊敬和器重。

其一雲：

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標直節永貞堅。

樞庭久值宣綸綍[1]，講幄[2]昔從授簡編。

歸裡先參天上佛，杖鄉共仰地行仙[3]。

期頤[4]福壽增康健，紫禁重來赴叟筵。

其二雲：

屢蒙恩旨秉文衡，藝苑群瞻桃李榮。

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

先皇手澤常承福，東國靈葠永衛生。

西望渭川雲渺渺，鱗鴻時達慰離情。

王傑返回韓城後，居家將近兩年，每月均有奏報，而嘉慶皇帝總是逐一硃批回覆。時值川楚用兵，嘉慶皇帝在硃批中經常提及軍情，京中與各省雨況、麥收等事，就像是家人之間互報平安。

清嘉慶九年（1804）十月，王傑與夫人八十雙壽。陝西巡撫方維甸帶著皇帝御製詩章、“福綏燕喜”匾額和所賜珍寶登門拜賀。在王傑七十大壽時，乾隆皇帝也曾賜給過王傑一塊“贊元錫嘏”匾額。韓城市博物館至今還珍藏著乾隆、嘉慶兩位皇帝賜給王傑的這兩塊燙金大匾。

十一月，王傑赴京答謝，不久（1805年）病逝於京城。嘉慶皇帝賜諡號“文端”，親治祭文，賜銀兩千兩，贈太子太師銜，入祀賢良祠。祠聯為：“文見長，清風兩袖，不畏權貴；端品高，言道一身，敢斥惡邪。”這是對王傑辛勞一生的最好評價。

在王傑生活的時代，西方發生的工業革命已讓中國全面落後西方，盛世之下埋藏著深刻危機，中國正處於近代的前夜。而在大清國內，經濟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觀，社會矛盾加劇，民變時有發生。本是可以變法圖強，大有作為的時期，但由於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以及作為皇親國戚的和珅長期把持朝政，顛倒黑白，使王傑兼濟天下的雄心受到極大壓擠，只能勉為其難地為日益沒落的王朝進行修修補補。

古語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作為一代狀元和首輔，王傑一直在向著這個目標邁進。但是縱觀王傑的一生，雖然擁有曠世才學，位極人臣，最終卻只落了個“忠清勁直”的清名，喜也乎，悲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