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涇陽：鄭白渠遺址區內的"坎兒井"
在鄭白水利工程遺址保護區以內，自西北向東南一字排列有數個大坑。有人說這些大坑很早就有了，到現在大約有150多年了，當然也有人把年代確定到秦漢時期。船頭村的老人回憶說在六十年代時，遺址裡農田裡面的大坑一共有二三十個，大坑是誰留下的，又有什麼功能?
（衛星下的井渠遺蹟 谷歌地圖）
民國編《續陝西通志稿》裡面有一段話可以解決上述疑問，現錄原文如下："（清穆宗三年 1864年）高陵縣令徐德良曾役民於鄭國故道北，涇河左岸東南至惠民橋北，掘井一排。修築大池，擬復引涇。奈渠高於河者數仞，土松而滲，涇泥又不至數鬥，池未滿而漏其半，復為泥淤，盛水無多，迄於無成。"因此這些大坑就是《涇渠志稿》中的井渠遺蹟。看到這段話有人還會有疑問，高陵知縣到涇陽來施工？清代不是一直拒涇入渠嗎？為什麼又開始引涇水了？
（井渠取水口 蒺藜攝）
（井渠之天井遺蹟 蒺藜攝）
首先徐德良確是高陵縣令，在同治年回事涇陽被難後，徐德良短時曾同時知涇陽事，他任職期間有感於龍洞渠水量有限，難以灌溉到高陵縣域，就發動了一萬餘名群眾到鄭國渠故道北，現遺址保護區內進行引涇工程。為了保證充足的水量，他借鑑了新疆坎兒井的方式，在遺址保護區內先掘進數十，底下相通，另在它處掘有水池，蓄水入渠。由於他不是一個水利專家，也沒有考慮涇河的水文特點、地質條件，更沒有對地形進行深入瞭解。最後工程失敗了，但是有一點必須肯定，徐德良的做法至少衝破了當時對於涇河水質不能灌田的誤解。
在清代中前期，由於各種原因導致龍洞渠一改引涇為拒涇，即拒絕涇水進入灌溉渠，陝西方面的官員在廣惠渠口修築了大壩，並不斷地加固，堅決禁止涇水進入渠道。從清代前期就流行一個觀點，那就是涇河水不能灌田，乾隆涇陽令葛晨主持修撰的《涇陽縣誌》裡詳細說明這個問題，大意是他們專門做了一個實驗：放泥水入田灌溉禾苗，結果發現禾苗枯黃瘦小，很不正常；還採訪了一些有經驗的老農，所得結論與此相似。於是清代的“專家”就開始了一段涇河水質的考辨，就如同煮酒飲茶用水一樣玄妙高深，最後的結論是涇水不適宜灌溉，所以就要拒涇。康熙時期的王太嶽編了一本《涇水志》就是這種說法的源頭，也不知什麼原因這種理論竟然在清代前、中期佔據了統治地位。雖然期間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可終歸由於社會地位不高，並沒有多大影響。（不知清人持如此議論，鄭國、白公及歷代的水利會不會從地下爬起來晚上找這些專家理論。）
清代大部分時期都是利用張家山泉水進行灌溉，由於泉水流量能夠引入渠道的只有一個立方米每秒（據2008年測定，張家山泉水流量約在1.4m3/s,可供利用不到一個立方米），假設清代關中降雨量比現代要高，泉水流量高於現代，每秒有兩個立方米可供灌溉，可和宋、元相比引涇最大可有十多個立方，相差也太大了些。高陵縣經常和涇陽縣打水務官司，縣令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理大，都說自己水源不夠用，可大家依據的水程是宋元制定的，不打架才怪哩。（具體可參閱渠首碑記和灌區各縣的志書）
綜上所述，徐德良最大的貢獻就是開始了清代引涇的先河，對於後世啟發很大。徐縣令引涇失敗的原因《續陝西通志》很婉轉的提到了，本人總結如下：
1、清穆宗三年（1864年），關中大部分村鎮被毀、城市多為廢墟。徐縣令主持工程，倉促施工，沒有充分論證，設計存在問題，有些想當然。
2、沒有想到，也難以解決滲漏問題。鄭國渠首地層多以礫石、粗砂為主，取水過程中水量損失太多。
3、與新疆的坎兒井基本相似，河流水文條件也不同。即使可防滲漏，也無法解決涇水淤積問題，且涇水又極易淤積。
4、河床下切，取水實難。
如今鄭白遺址區只剩下了幾個大坑，遊覽的旅客只看了鄭白渠偉大功績，而徐德良的井渠僅存有幾個大坑，隱在農田之中果園之內，保護情況也不樂觀。現在的"天然水利博物館"如果任由遺蹟自生自來，將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名不符實。隨著鄭國渠遺址申遺的成功，期待遺址、遺蹟保護也提到一個新的高度。
（路邊的天井 蒺藜攝）
注：現高陵志對於徐德良的記載，難經推敲，故從民國志說法。且涇陽縣有遺蹟存在，更是支持這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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