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在近30年的中国电影史的文本中,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故事还在续写,似乎我们还没有办法,对他们每个人下定论,尤其那个“离经叛道”的张艺谋。

电影《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是第五代导演群体中的里程式的作品,在后来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学者写道:“那群初出茅庐的第五代导演们,刚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便推翻了前辈留下的基业,他们将中国电影背离传统戏剧,开创了新一代的新锐电影。这也在往后的岁月中,奠基了第五代导演们在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地位。”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张艺谋作为前两部电影的摄影师,以及作为跨题材,类型,领域的电影导演,张艺谋的创作的活动已经超越了电影概念和美学概念上的“中国新电影(1982-1989)”的界限。时至今日,年迈69岁的张艺谋还活跃在中国影坛上,他所创造的佳话和故事还在继续。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如果站在美学批判的立场上来审视张艺谋,我们会发现这30年间,张艺谋的影片和陈凯歌有着莫大的不同,陈凯歌是执著于“拍一种影片”,而张艺谋则并不执意于一种电影美学的概念,也无意充当某种电影概念的阐释者或者是探索者。纵观张艺谋电影的创作历程,他从来不把任何典范作为自己影片的硬性要求,相反他这辈子只和自己较劲。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或是由于十年动乱和第五代导演集体的“西学东渐”,张艺谋的创作无论是从题材还是形式上,他始终保持着尖锐的态度,在其表达上,张艺谋始终都在追求完美和极致。岁月如梭,三十年光阴过去了,他还是当年那个英姿飒爽,有着极端和激进的电影艺术家。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张艺谋与“文化变迁”

张艺谋的电影始终具有清晰的创作阶段性特征,在陈凯歌执导的《黄土地》中,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绝对是功不可没,他的摄影中所赋予的美学是这部电影中最大的亮点,电影中的每一帧的静态画面都可以作为一副画来看。

在“寻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以及“西式美学”的影响下,张艺谋和陈凯歌达成共识:

我们的电影不再是普通的单一化故事,电影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革命”,而是要在文化反思上取得成功。由此可见,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思想解放的文化思潮中,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们充分的理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矛盾以及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复杂情感。因此到了他们的电影中,他们不再是用电影讲述“打倒”的故事,而是直接把镜头对准了底层的小人物。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中国第五代导演们借以电影美学,用以电影表现风格,电影摄影调子,影像造型美学,一种“黄土地式”的冲击,试图去唤醒正在觉醒的大众。电影是看的艺术,不是说话的艺术,构图上的质感和传递的思想文化,影响了众人,折射了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奠基了张艺谋电影的创作风格和轨道。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符号表达

从《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一战成名之后,张艺谋执导了自己严格意义上第一部个人电影作品《红高粱》,这是部生命和理想被传统道德所压抑和束缚的故事。张艺谋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说过:“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了, 忧虑太多了”, 所以“要表现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张艺谋通过一望无际的红高粱以及尘土飞扬的黄土地的诗意化来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充满着原始野性的世界。电影中那些传奇的故事和人物,浓郁的色彩和诗意化的镜头,有民族生命活力的表现和爆发,也有着民族和个体生存之间的考验。到底是该“宏大”的活着,还是“渺小”的生着,又或者是被“强制性”压迫下的抗争,这是张艺谋给观众们留下的问题。后来的《有话好好说》以及《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都试图通过色彩和画面的形式主义来回答这个哲学性的问题。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从乡土到世界

中国的乡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而在张艺谋电影中,他对于乡土文化的表现是很多的。电影《红高粱》何尝又不是展现了不可复制的传统工艺,酿造高粱酒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和我的父亲母亲》也曾通过用以织布的故事来传播民间传统的织布技艺。电影《菊豆》是充满着封建下的等级压抑,但张艺谋也试图通过用以“家族文化”去看到“中国人本土”思想的根深蒂固。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从浅入深,用以乡土文化的元素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和表达,这便是张艺谋。他不仅仅是电影大师,他也是中国乡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电影文化的艺术发展关乎民族的繁荣,而乡土却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艺谋电影也不仅是在“反思”,他也在借以电影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看见中国民族的故事,展示中国民族生存,生活方式以及有文化内涵的影片,它既是自我剖析解读,也是自我反思和文化输出。这也是为什么张艺谋虽然起步晚,但艺术上成就上却跻身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他不仅仅是出色的摄影师,演员,导演,电影人,他更是出色的中国文化传播者。他亲自把电影送上了国际的舞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人,中国电影,给西方世界提供了新的解读中国人的渠道和方式,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输出,在反思中又弘扬了中国民族文化,把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历史的烙印

1987年到2017年的三十年,是中国电影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固壁自封走向世界舞,从政治单元素走向多元文化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面,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这三十年间中改变中国电影历史轨迹的人物,对张艺谋电影的创作探索和历史研究始终是具有代表性的。

从1987年的《红高粱》再到2018年的《影》,跨度三十一年,但张艺谋电影却始终走在一条积极探索并努力走向世界主流舞台的艺术创新的道路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张艺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被替代的。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这并不意味着张艺谋就是被“神话”的人物,相反张艺谋从拿下国际大奖的《红高粱》开始就带有一种“先天性的缺陷”,在过去的三十二年里,张艺谋始终用以摄影美学和形式艺术来弥补他在“故事”方面的空白,尽管他也曾希望借以好莱坞大片制作模式“分离”,但他依旧执意于自己的摄影和形式美学所创造的电影文化的维度,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不可磨灭的烙印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张艺谋的“逃出”

这十年来,张艺谋所执导的《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城》,《影》中都在透露着美学工艺,暴力普涨,美化暴力权力等。西方评论家认为,张艺谋受到了好莱坞式大片《指环王》的影响、而国内的批判学者则普遍认为,张艺谋对古典歌剧中的华丽舞台表现形式的迷恋,在岁月的积淀中赋予了张艺谋新的创作灵感。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当然如果我们要真的回到,这十年张艺谋电影和《指环王》中的对比去看,尽管同样拥有着场面宏大以及史诗级效果的美学表达,但是它们的导演意识明显是是不同的,《指环王》是借以失序下的暴力再度集权统一,而在张艺谋的表现中则是权利控制下的高度整齐划一,机械式的麻木暴力和盲目运动。而这些是西方所不能够理解和感同身受的。这是那动乱十年中,张艺谋所累积的财富,但却也正是这比财富,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张艺谋电影中人文表达的负面效应。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历史曾赋予了张艺谋新的高度,但也关闭了他的一条大道。作为中国电影的醒目标志,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必须还要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为了维持声望以及养活众人,尤其是那些围绕着他才能够吃饭的电影人,他必须得不断的拍戏不断的执导,但这也陷入了一种为拍而拍,所传递的东西内容太少。张艺谋并非不是不明白这个问题,而是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是无可奈何。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不断的“折磨”编剧,希望编剧能够帮他分担,给他新的道路和借口逃脱。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作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电影界内有着极高话语权的张艺谋,已经不再需要用作品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些年学者们依旧对他本人以及张艺谋电影进行研究和讨论,但张艺谋却从来不回应外界质疑的声音,依旧是埋头耕地式般的做着自己的作品。如今69岁的张艺谋依旧还活跃在中国电影影坛上,至于艺术上的成就交给后人去评价,没有人可以阻止张艺谋的努力和进步。

张艺谋在文化变迁下的“逃出”

参考文献:

从《红高粱》到《英雄》再到《归来》——论张艺谋电影的艺术变迁与文化轨迹

浅析中国后现代电影—— 李孟哲. 电影评介

当代电影类型化难题.——胡克. 当代电影

英雄的境界——舒克 电影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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