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有個問題始終困擾著西方的朋友們——歐洲大陸和東亞大陸位置差不多，面積也不小，但是卻為什麼

始終沒有形成像中國一樣的大一統國家呢？沒統一也就罷了，還天天鬥個不停，兩次世界大戰都起源於歐洲。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如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是2000多年前的“周秦之變”，也是造成東西方文明差異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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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前的中國

秦以前的中國，在我看來，基於血緣紐帶，有以下兩個特點：

• 家大於國；
• 父大於君。

對於這兩個特點，我們分開細說。

一、家大於國

歷史書上講過，周王朝為了統治遼闊的疆域，採取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結合。周天子把自己的親人分封到各地，這些被分封的親人又在他自己的小國內按照宗法的等級再層層分封。

分封制下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的呢？老子有過一句很經典的描述：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

據史料記載，周初的中國大地上，有一千多個方國，按照當時的人口，每個國家平均也就幾千人，即老子口中的“小國寡民”。

那麼為什麼“老死不相往來”呢？因為各國在自然經濟時期都是自給自足的，根本沒有必要往來。

所以，周代社會從橫向結構上來講，整個天下被一個個的“小共同體”所分割，每個小共同體互不往來、各自為政，獨立的觀念很重，即我們所說的“家大於國”。

二、父大於君

上面提到，因為分封制的實行，周朝的社會其實就是一個個“小共同體”，即每個人生活在一個大家族中，效忠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國家更重要。

《韓非子》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逃跑），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沒有人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推薦做大官）之。——《韓非子》

孔子是周文化的絕對追隨者，在他的觀念中，“父”是大於“君”的，“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

在“父大於君”的觀念下，每個人只需要對他的直接上級，即“父”負責，根本就不需要對周天子，即“君”負責。簡單概括：

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

綜上，秦以前的社會，從橫向上來說，整個社會是一個個的“小共同體”，具體表現為“家大於國”；縱向上來說，周天子的權力則無法滲透到這些“小共同體”的內部，具體表現為“父大於君”，因此，周王朝的天下並沒有形成一張緊密的“大網”。

在這種社會結構下，周王朝自上而下的控制是極差的，自下而上的反饋更是沒有。很簡單的例子，比如在稅收上，周天子連他有多少子民都不清楚，更談何收稅？

所以，這種“小共同體”的模式對於統治者而言是不利於中央集權的，更不利於對社會資源的統一調取，即無法統一指揮、集中力量辦大事。

周秦之變

“周秦之變”就是要打破這一個個的“小共同體”，然後建立一個“大共同體”。其實“周秦之變”不能狹隘地理解為秦朝建立以後的突變，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初現端倪。

春秋初期，伴隨著鐵器的出現，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躍遷式的發展，血緣紐帶伴隨著代次的遞增，影響力也不斷減弱。勢力強大的諸侯開始變王田為私田，變分封為郡縣，政權已經開始不斷地往下滲透。秦國只不過是順著大勢完成了歷史的使命。

一、法家的勝利

百家爭鳴其實可以理解為春秋戰國時期，大變革下，當時的學者、思想家們對於如何重塑社會結構的一場大辯論，而這場大辯論的贏家則是法家。

法家的思路其實很簡單，就是通過“法制”與“權術”，最大化地加強中央集權，最大程度地汲取社會的力量，因此，法家的思路是和社會發展的大勢是相符的。

相比之間，儒家文化卻不停地強調回到過去，回到那個“小國寡民”的狀態。對於越來越多的集權國家，孔子痛斥其“禮樂崩壞”。在面對春秋時期第一次增強稅收的改革“初稅畝”時，孔子更是極力反對。儒家文化這種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提高的反對顯然是和歷史的車輪是背道而馳的。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

所以，法家贏了，秦朝建立了。

二、郡縣制

首先，六國這幾個“小共同體”不存在了，六國的貴族也都被秦始皇“接”到了咸陽，不再給他們封地。原來的封地全都劃為郡縣，即歷史書上說的“廢分封、改郡縣”。

在郡縣制的模式下，地方官，包括郡守和縣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和管理的。不同於世襲貴族，他們的權力完全來自於皇帝，直接對皇帝負責，唯皇帝之命馬首是瞻。

因此，皇帝的命令很容易下達到地方，想要收多少稅、需要徵調多少民力馬上就能執行起來。這些官吏也不必再管百姓們的感受，既然沒有封地也就沒有自己的子民，當然就不會去管他們的死活。而自己的死活只跟皇帝有關，所以他只需要把皇帝服侍好就夠了，這也是秦朝那麼多“酷吏”的原因。

秦始皇通過“郡縣制”的推行，完成了“地方觀念”到“國家觀念”的改變，即“國大於家”。

三、君大於父

提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權，除了郡縣制，大多數人還知道“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

，也知道“焚書坑儒”這一強制文化統一的殘酷手段，此處我都不再贅述，這邊主要說下從“事父”到“忠君”的改變。

前面提到，秦以前的中國是“父大於君”的，這顯然是不利於

中央集權和中央汲取的，所以秦始皇必須得改變人們的這種價值觀，實現“君大於父”。

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紐帶還在，血緣紐帶在，人們就還會有“家族觀念”。人們如果忠於家族，必然會影響他們忠於皇帝。所以，秦始皇鼓勵甚至強制老百姓進行分家，規定“不得族居”，試圖強制扯斷血緣紐帶。

大家庭被強制解散，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成了一個個的“原子”，成了無法忠於家族只能忠於皇帝的“編戶齊民”。即“君大於父”。

綜上，通過這種官僚體系的搭建、血緣組織的打散，國家的中央集權極大地加強了，對社會的汲取能力也極大地提高了。因此，兩千萬人口的秦朝，能夠調動四十萬勞力去修長城、七十萬勞力去修皇陵、七十萬勞力去修阿房宮以及五十萬人去戍五嶺。。。

讀史有感

通過對上面的分析，我們得出，周秦之變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由“小共同體”到“大共同體”的改變。“家大於國”變成了“國大於家”、“父高於君”變成了“君高於父”。

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出現了，國家的汲取能力也大大提高了，能夠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做大事了。

後來的漢朝，又彌補了秦朝在意識形態建設上的弊端，擯棄了法家、重新定義了儒家，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

之上，又完成了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統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此，中國兩千年的封建模式基本定型，“周秦之變”也才算正式結束。

也正是有了“周秦之變”這樣對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塑，中國才得以避免歐洲式的分裂，雖然歷經風風雨雨卻始終以“大一統”的姿態屹立在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