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科學的碰撞:帶血淚的歷史教訓

在《易學》和《理學》的主導下,17世紀面對西方數學和科學的時候,大師們表現如何呢?當時中國最偉大的數學家徐光啟(1562-1633)和李之藻拜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師,學習和翻譯古希臘的《幾何原本》。這個時候牛頓已經發明《微積分》和把它應用在《力學》上,而我們最偉大的數學家們卻還在學習我們初中學的《平面幾何》。

國學與科學的碰撞:帶血淚的歷史教訓

接著,被現代人所推崇的明末清初國學大師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等,否定《宋明理學》。特別是王夫之更是怒斥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心學為誤國和亡國之學。

誤國和亡國之學

把王夫之等定位高只是現代人的一廂情願而已,身為明朝的遺臣,他們並不代表當時的主流思想。面對牛頓力學,主流的大儒說《易學》更博大精深。面對工業革命,那是奇技淫巧。19世紀面對英國人的軍艦和槍炮時,大儒們啞巴了。當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大儒們這才當真瞠目結舌!

被迫開門買鴉片,被迫割地賠款,國學博大精深而且還會以夷制夷的大儒李鴻章,只能乖乖地簽署《南京條約》罷了。除了賠償真金白銀給鴉片的後臺老闆之外,還要割讓香港作為殖民地。這些博大精深的大儒還不如三教九流的義和團。難怪民間總是說:“仗義每出屠狗輩”。

最可惡的是19世紀進行明治維新和全面山寨大英帝國的大日本帝國崛起,從917日本人擊沉致遠號的甲午戰爭,到918事變,盤算殖民中國。龐然大物的大中華為啥竟然給小日本欺凌呢?在這節骨眼上,博大精深的《象數易學》和《宋明理學》到底怎麼啦?《易經》深奧的科學呢?

愛因斯坦和楊振寧的說法是正確的嗎?中國的聖賢如朱子和王陽明,不懂形式邏輯和實驗驗證,所以中國只有《理學》沒有《力學》,中國只有《經學》沒有《科學》。蓋棺定論,在17世紀牛頓把物理學提升為理論科學時,《易經》高深的科學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國學與科學的碰撞:帶血淚的歷史教訓

18世紀英國人搞工業革命時,中國的儒者在編寫《四庫全書》。19世紀末鴉片戰爭,中國無法面對英國的戰艦;20世紀甲午戰爭和918事件,中國無能面對日本的槍炮。

是否當真給王夫之說中了呢?那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和它的孿生兄弟《象數易學》,是否當真是誤國和亡國之學呢?無論如何,宋朝亡了給蒙古,明朝再亡給滿清,民國差點沒亡給小日本都是抹不掉的史實和恥辱。

中國人蒙受了一個多世紀的災難,何止是來自大英和大日本帝國的侵略呢?虎視眈眈的是所有西方國家,簡稱八國聯軍。有識之士說:“這都是老掉牙的陳年舊事了!何必老調重彈呢?”

這調調到底有多陳舊呢?見過21世紀的八國聯軍嗎?那就是開到中東國家的美國、歐洲和日本軍隊。1950年代八國聯軍開入朝鮮,如果讓美國大兵橫在鴨綠江對岸,發生在中東的八國聯軍事故,應該早就在中國發生了。

慶幸今日中國的主流思想是科學思想,5G、人工智能、芯片、人造衛星、航天都有抗衡歐美日的能力。如果主流思想依然是《易學》博大精深的科學內涵,革命發生的地點是否有可能是天津而不是香港呢?美國大兵是否有可能以維護自由民主和保護僑民的理由,再次在塘沽港登陸呢?

中國現代化改革

中國是如何得以保住70年的太平呢?是《易經》中的科學元素終於發酵了嗎?筆者看到的卻是朝鮮戰爭把美國大軍擋在38線以南,以及錢學森、華羅庚等科學家在上世紀50年代回國成功製造兩彈一星和建立科學傳統的努力。他們所體現的是“摩頂放踵為天下”的墨家無我俠義精神,兵家“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唯人是保”的大我精神和儒家的民族節氣,不是《易學》的卜筮文化。

如果寄託於精通《象數易學》的經學大師們,能把兩彈一星研發出來嗎?真相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名單裡:

于敏(北京大學),王大珩(倫敦帝國學院),王希季(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朱光亞(密歇根大學),孫家棟(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任新民(密歇根大學),吳自良(匹茲堡卡內基理工學院),陳芳允(英國A.C.Cossor無線電廠研究室),陳能寬(耶魯大學),楊嘉墀(哈佛大學),周光召(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錢學森(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屠守鍔(麻省理工學院),黃緯祿(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程開甲(愛丁堡大學),彭桓武(愛丁堡大學),王淦昌(柏林大學),鄧稼先( 普渡大學) , 趙九章( 柏林大學),姚桐斌(伯明翰大學),錢驥(中央大學),錢三強(巴黎大學),郭永懷(加州理工學院)。

其中91.3%是留學生,學的主要是《物理學》,不是《理學》。如果沒有錢學森、華羅庚等遺留下來的科學和數學傳統以及楊振寧、姚期智、丘成桐等科學家們回國帶動,如果沒有海內外科學家們的努力,中國今天會是什麼局面呢?掌握宇宙密鑰的易學家們,是否可以做芯片設計、發展5G、人工智能和基礎科學呢?

國學與科學的碰撞:帶血淚的歷史教訓

如果有如此可能,是否可以推論,明清時代就應已發生呢?那麼當時的中國就應該是科學和科技第一強國,而輪不到大英帝國和大日本帝國撒野,歷史早就改寫了。

退一步,如果主流的大儒有自知之明,在17世紀就能像徐光啟那樣學習西方人的數學和科學,把數理納入教育體系中,而不是把《易學》視為科學,那麼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就比日本的《明治維新》要早兩個世紀,那麼歷史也早已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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