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裡的豔影，

在我的心頭盪漾。

……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夏蟲也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我常想，後人多數都會知道，《再別康橋》這首詩的作者徐志摩，對與他有關的林徽因、陸小曼這兩位傳奇女子也不陌生。

但如果不是我的侄孫女張邦梅出版了《小腳與西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一書，講述我和徐志摩被稱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對以西方形式離婚的七年怨偶婚姻生活，少有人會知道我這個元配妻子，張幼儀。

當然還得感謝許多年以後，一個叫劉若英的知名女歌手兼演員，在《人間四月天》這部講述徐志摩和他的幾個女人的電視劇中，成功塑造了我的藝術形象，讓更多人知道了我。

真實的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沒有林徽因的文采和風趣，能成為男人的解語花；也沒有陸小曼風華絕代的美貌，成為名震上海灘的一代名媛。我就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子。

甚至，在我的前夫徐志摩眼裡，我就是個土包子，他嘲笑我和他是“小腳與西服”，不般配。這一度讓我非常的自卑。

小腳，又稱三寸金蓮，舊式女子纏足，所以腳小，約三寸左右，因而得名。女子纏足始於宋朝，盛於清朝。南宋末年，小腳成為婦女的通稱。

女孩一般7歲開始纏足，之後便無法如正常女子般行走。纏足時間長的小腳女子，解開裹腳布後甚至無法正常站立。

在我三歲的時候，母親要給我纏足，二哥張君勵阻攔。

母親說，“要是我現在軟了心腸，幼儀就會自食苦果，誰要娶她這個大腳婆？”

“要是嫁不出去，我養她。”二哥一句話打消了母親給我纏足的念頭。

幸虧有二哥，我的腳保住了。但在徐志摩眼裡，我依然是那種思想守舊、跟不上時代潮流的“小腳”女子，配不上他這個“西服”，新潮男子。

林徽因

為了擺脫“小腳”的桎梏，我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後人因此這麼評價我：一個被婚姻這所壞學校開除過的好學生。

我喜歡這個評價。

一個傳統女子該如何獨立？一個人生跌至谷底的舊式女子，該如何爬出來，重新屹立於新世界，贏得世人的尊重？

我想，這個問題我是有發言權的。從我的人生經歷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女子獨立靠的不是自己的一雙“小腳”，更不是自以為可以依賴的“西服”，也就是男人，必須要砍斷自己思想上的“小腳”，擺脫對“西服”的依賴，敢於“黑化”自己，才能破繭成蝶，兌變成為一個全新的自己。

張幼儀與徐志摩

一、思想上的“小腳”比纏足的小腳更可怕。女子獨立的第一步，砍斷思想上的“小腳”

我出生於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一個多事的年份，似乎也預示著我將和我的國家這段歷史一樣屈辱辛酸，命途多舛。

但這說法顯然很不科學，和我同齡的冰心，無論在寫作事業還是愛情上，都收穫了幸福和美滿。我想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百年後的時代流行的一個詞，原生家庭。冰心出生在思想新潮的家庭，我雖是名門閨秀，卻是舊式家庭的“小腳”女子。

張家在江蘇寶山算是名門望族，家中有兄弟姐妹共十二人，八男四女，我是家中第二個女兒。但每當有人問母親有幾個孩子，她只說八個，那個時代，女子是卑微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家中子女眾多，我性格一向循規蹈矩，在家中更無太多存在感，也絲毫不敢違背父母之命。

12歲我入讀江蘇省力女子師範學校，15歲聽從父母的安排，輟學在家待嫁。

四哥張公權擔任浙江都督秘書時，一次到杭州視察，無意間發現了徐志摩，認為他有才華，出身名門望族，與我們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的張家門當戶對，於是撮合了兩家聯姻。

幾年後，1919年，五四青年運動爆發。新青年們為追求個性和自由，倡導“自由戀愛”，徐志摩作為新青年的前沿人物，自然無法容忍我們之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提出離婚。當然，這是後話，是我去德國以後發生的事情。

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很多傳統女子，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意識到一個問題，真正可怕的不是纏足產生的小腳，而是我們從一出生開始，思想就被“纏足”了。

身為女子，在孃家做女兒的時候，父母是天，出嫁以後，丈夫是天，我們僅僅只是天上的一片雲。我們從小就被教育，作為女子，不可逾越身份，只要做好一片雲該做的就行。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沒有了天，還有云嗎？

有一個比我小8歲的法國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第二性》，非常精準地指出了這一事實：

一個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她是變成女人的。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向上，只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耗盡。

如果可能，我真希望我不那麼的循規蹈矩，能有自己的主見，不把嫁人當做一生唯一的事業，早早輟學待嫁，而是踏著時代的浪潮，接受新式的教育，成為一個新潮女子。

那麼，我後來應該就不需要承受那麼多的苦了。也許我還能代替林徽因，成為我的前夫徐志摩精神上有共鳴的妻子。

可惜，這個世界上沒有如果，只希望將來的女子能早早意識到這一點，女子獨立的第一步：砍斷思想上的“小腳”，過一種由自己主導的人生。

而我的人生，被時代的列車推搡著向前，裹著思想的“小腳”，繼續走一條艱難的獨立之路。

三寸金蓮繡花鞋

二、女子把幸福寄託在男人身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女子獨立的第二步：擺脫對“西服”的依賴，給自己穿上“西服”

我和徐志摩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婚後，他幾乎從不正眼看我一眼，雖然也履行婚姻義務，但也只是為了完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任務而已。

“在公婆家裡，只可以說是，不可以說不。無論夫妻關係如何，都要繼續侍奉公婆。”

我在婚嫁前一直是這麼被教導的，嫁到徐家後也是這麼做的，包括後來徐志摩去世，依然侍奉徐家二老。

我們的長子徐積鍇（小名阿歡）出生後不久，徐志摩就去了英國留學，一走就是兩年。到1920年，在二哥張君勵的要求下，徐志摩不得已把我接到了身邊。

我始終記得徐志摩來接我的情形：

當時我斜倚著尾甲板，不耐煩地等著上岸，然後看到徐志摩站在東張西望的人群裡。就在這時候，我的心涼了一大截。他穿著一件瘦長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圍了條白絲巾。雖然我從沒看過他穿西裝的樣子。可是我曉得那是他。他的態度我一眼就看得出來，不會搞錯的，因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當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兒表情的人。

我們在沙士頓安置下來，不久，我又懷孕了，可我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後來才知道，徐志摩正追求他的繆斯女神林徽因。

我告訴他我懷孕了，他絲毫沒有再為人父的喜悅，反而黑著臉，命令我，“把孩子打掉。”

我聽了很難過，很委屈，也非常害怕，因為那個時候打胎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我聽說有人因為打胎而死掉。”

他冷冰冰地反駁我：“還有人因為坐火車死掉的呢，難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車了嗎?”

這是怎樣的一個男人啊，說得出這種話？

徐志摩

“他飲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爾打麻將，出牌不假思索，揮灑自如，談笑自若；他喜歡戲謔，從不出口傷人；他飲宴應酬，從不冷落任誰一個。”

這是梁實秋對徐志摩的評價，在外人眼裡，我的丈夫就是這樣一個溫潤如玉、謙恭得體的詩人，唯獨對我，他冷酷得像個暴君。

但我沒有勇氣離開這樣一個男人，他提出要跟我離婚，我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整個人彷彿掉進了一個冰窟窿，冷至骨髓，想到還未出世的孩子，我沒有答應他，他便一走了之，把我一個人扔在沙士頓。

快要臨盆的時候，我不得不寫信給二哥張君勵，在他的幫助下，我輾轉到了柏林，生下了次子，小彼得。

徐志摩知道我到了德國，卻並未表現出關心，後來迫不得已，要和我辦理離婚手續，才來了柏林，要求我簽字。

他反覆強調，“無愛之婚姻忍不可忍，自由之償還自由。”

我要求先徵得父母同意，他急得說出了心裡話，“不行，不行，你曉得，我沒時間等了，你一定要現在簽字，林徽因要回國了，我非現在離婚不可！”

到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丈夫愛的是誰。至此，我也徹底絕望了，在離婚協議書籤了字。離婚協議書上商定的五千元贍養費，我沒有要。

古人說，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

如果一個男人的心已經不在你身上，與其在壞掉的婚姻裡卑躬屈膝，不如斬斷情絲，自強獨立。

無論我們接受與否，舊時代已經結束，女子把幸福寄託在男人身上的時代徹底過去了。女子獨立的第二步：擺脫對“西服”的依賴，給自己穿上“西服”！

三、自卑的女子，不要作繭自縛，躊躇不前，把自己變成醜陋的蛹。女子獨立的第三步：敢於“黑化”自己，破繭成蝶

一個離婚的女子，帶著一個孩子，在異國他鄉，沒有任何技能，還有語言障礙，該怎麼生活？原本就自卑的我，無助惶恐到了極點。

為母則剛，小彼得沒有了父親的照顧，我希望自己能彌補這一缺失，給他最好的教育。於是，我進入裴斯塔洛齊學院攻讀幼兒教育。

不知道小彼得是不是感受到他的到來，並不受他父親歡迎。1925年，3歲的小彼得死於腹膜炎。

痛失愛子的打擊，比離婚的打擊更大，我幾乎被抽筋剝骨，痛不欲生。

回國的車上，我雙手捧著小彼得的骨灰盒，看著窗外茫茫原野，想到了《紅樓夢》裡的一句話：“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張幼儀抱著兒子

回望我的人生，大概可以一分為二，去德國前與去德國後。去德國後，我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創痛，與丈夫離婚，心愛的兒子死在他鄉，那是人生最黑暗的時光，一切都跌倒了谷底。所以，不再害怕！

當你一無所有，已經沒什麼再可以失去時，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值得你害怕的呢？

這樣一想，我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彷彿從一個囚籠裡跳了出來，思想自由了。

我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活出真實的自我，不再討好他人，尤其不再取悅男人。我想過一種有力量的，自己能給自己安全感的人生，絕不把安全感寄託在男人身上。

這是一種“黑化”，因為我成了和從前的自己完全相反的人。

自卑的女子，不要作繭自縛，躊躇不前，把自己變成醜陋的蛹。女子獨立的第三步：敢於“黑化”自己，破繭成蝶。

事實證明，我確實做到了。

回國後，我先在東吳大學教德語，後來出任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副總裁，使銀行扭虧為盈，同時，我執掌雲裳服裝公司的總經理。

一開始我並不懂金融，一切從零開始，邊學邊做。或許在德國生活的那幾年，培養了一種堅韌沉穩的品質，我很快在金融領域遊刃有餘，並當選為銀行董事。

雲裳服裝公司算是中國第一家新式服裝公司，我們引入立裁，把中式傳統服裝做了改良，吸引了上海灘很多熱愛時髦的名媛，比如陸小曼，我前夫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

造化弄人，徐志摩終究沒有和他的繆斯女神林徽因走到一起，林徽因選擇嫁給了梁思成，而他和陸小曼再婚。

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離婚後的我們，關係反而比做夫妻的時候更好了。據說他在給陸小曼寫的信中這樣盛讚我：

“她可是個有志氣有膽量的女子，她這兩年來進步不少，獨立的步子已經站得穩，思想確有通道。”

不幸的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飛機在濟南黨家莊附近觸山爆炸，機上連他一共三人，無人生還。

陸小曼哭得死去活來，不願接受噩耗，把去報信的人關在門外。最終，送信的人只好來找我這個前妻。

我同樣痛苦，但已經習慣在任何變故前保持冷靜，處理該處理的問題，讓八弟陪兒子阿歡去濟南認領遺體，安排他的後事。

此後，我以乾女兒的身份照顧他的父母，給徐家二老養老送終，甚至給貧病交加的陸小曼寄生活費，直到她有人照顧。後來策劃出版了臺版的《徐志摩全集》。

上天也並沒有虧待我，我後來在香港遇到了蘇紀之醫生，他向我求婚，徵得阿歡的同意後，我跟他結婚，共同生活了十八年，直至他去世，我搬到紐約，與阿歡團聚，安度晚年。

中年張幼儀

我的侄孫女張邦梅曾問我，為徐志摩做這麼多，是不是因為一直愛他。

“你曉得，我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對這個問題很迷惑，因為每個人總告訴我，我為徐志摩做了這麼多事，我一定是愛他的。可是，我沒辦法說什麼叫愛，我這輩子從沒跟什麼人說過‘我愛你’。如果照顧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愛的話，那我大概是愛他的吧。在他一生當中遇到的幾個人裡面，說不定我最愛他。”

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愛與不愛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我內心對徐志摩充滿了感激。

“我要為離婚感謝徐志摩。若不是離婚，我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找到我自己，也沒辦法成長。他使我得到解脫，變成另一個人。”

這是我的真心話。

徐志摩讓我勇敢地砍斷自己思想的“小腳”，徹底擺脫對“西服”的依賴，對男人的依賴，為自己穿上“西服”，沒有作繭自縛，而是敢於“黑化”自己，直至破繭成蝶，唱出了一首鏗鏘響亮的女子獨立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