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武士道，就是於生死兩難之際，應果斷選擇死亡，而不需任何原因。
——山本常朝
如果說非要給日本這個民族打上一個標籤的話，那麼除了櫻花，就是武士道了，事實上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對日本人的印象。
菊與刀、萬歲衝鋒，一言不合就剖腹，偏執而瘋狂的日本武士形象深深植根於世界人民的心中，而在中國人的心中，這個形象則變得更為複雜。
一方面大多數中國人對武士道都沒有什麼好的評價，更願意將它看做是一種裝腔作勢，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他們是真的對生命毫無憐惜，說自盡就自盡，說切腹就切腹，這種對生命的漠視讓人側目，而在我們的影視劇中日本人的形象也漸漸固化成了這樣幾十年不變，但是大家是不是會有這樣是思考：日本人都是這樣不怕死的嗎？日本人都信奉武士道嗎？日本武士為什麼要接受這種讓他們去死的思想的控制呢？
關於這些問題，其實都可以在日本武士道的歷史演變中找到答案，接下來就給大家詳細的分析下日本的武士道。
武士道是被特意打上的日本標籤
事實上就如我們不能單把滿清的油辮子當做中國人的代表一樣，現在大家普遍將慷慨激昂的武士道作為對日本人的標籤其實是錯誤的。
縱觀日本漫長的歷史，日本人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性更像是一群服從等級制的的狡黠市民而已，而武士道這種精神則更像是一種粉飾與鼓吹。
畢竟究其根本，日本也只是一個四面環海的農耕文明而已，其地理條件和社會性質就註定了它不可能如同遊牧民族那樣好戰。而由於日本災害頻仍、朝不保夕，反而塑造成了日本人信奉無常、及時行樂的民族特質，並且加之多山少地交通不便的地理環境，古時的日本人甚至有著遠超中國人的鄉土觀念，他們既服從又狡猾，滿滿的小市民特質。
而與之相比現在大家給日本貼上的武士標籤也只是一種標籤而已，它與一個國家的民族性還是有著實質上的差別，並且能夠慷慨赴死的武士也只是日本社會上的極少數，並不是普羅大眾。
早期的武士道是符合武士利益的最佳選擇
大家都知道趨利避害乃是人的天性，而且古時日本人也並沒有坦然赴死的傳統，那為何早期的日本武士會選擇將“輕視”生命的武士道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並且主動遵守呢？
因為早期的武士道與其說是上層為了控制人心所推動的，倒不如說是武士的主動選擇， 並且滿滿的都是武士的實用主義。
“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顧忌的死，毫不猶豫的死”，在我們的普遍觀念中，只有活著存續生命才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最佳選擇，但是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古時日本人普遍都帶有一種狡黠的市民屬性一般，在所有人都趨利避害，所有人都在戰鬥面前瑟縮不前時，唯有武士道這般抱著必死的決心與誠意所進行的戰鬥，忘掉本性當中的懦弱，直麵人生的恐懼的人，反而才能在戰場上存活的更久，先能“不要命”，才能“要人命”，這才是那個時代的生存法則，畢竟抱著必死決心而做出來的事情他的誠意肯定會比怕死的人要強的多。
並且，往往被大眾忽略的是，武士道精神中除了對“忠孝”、“勇氣”和“名譽”的強調之外，集體精神也是武士道很重要的一部分。
最早的武士成分十分複雜，落魄的貴族、失去土地的農民、尋求機會的商販，不甘平庸的他們共同組成了家族式的軍事團體——武士團簇擁在主君身邊，而在戰場上毫不猶豫的“赴死”會給同伴帶去更多活下去的機會，而活下去的人必須照顧死去人的親屬，而這也算另外一種生命的延續，是符合利益的最優選擇。
還有，這個時候武士的“忠”是建立在主君的“恩”之上的，武士對主君的忠誠更多的是為了保護家族與領土，《北條五代記》中記載，“沒有領地就無須主君，也無須在戰場上舍命”，可以說這個時候武士道的所有精神都是為了武士自身的利益，對武士來說是一種實用的“工具”，而不是自身的“束縛”。
江戶時代之後的武士道成為上層階級控制人心的工具
武士精神雖然一直存在，但是直到江戶時代才是武士道真正成熟的時期，山鹿素行和山本常朝二人讓武士道將武士道理論化、系統化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這二人一人用中國的儒家思想規範武士的行為，讓粗鄙的“武者習俗”演變成精緻的士道，一人則繼承歷代武士的殺伐之氣，保留武士的“死之道”，，但是這一時期的武士道雖然強調“忠”，卻不是愚忠，雖然強調“孝”，卻不是迂腐，這一點類似於中國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只不過是在上層貴族有心的宣傳下變了味道，將它變成了用以控制民眾的工具，但對上層貴族自身卻無甚束縛。
二戰時期日本戰敗，底層日本士兵確實自殺的不少，但是號召“一億玉碎”的日本高層卻無一人切腹自殺，反而各個裝傻充愣，與戰前鼓吹的帝國榮耀形成強烈的對比，可謂是諷刺至極。
因此說武士道是日本的國民精神實在是不怎麼正確，畢竟就連統治一個國家的上層階級都不篤信的東西，怎麼能用它代表一個國家呢？更何況這也並非真正的武士道，只能算是日本實行“國家主義”的成果。
明治維新後武士道是“國家主義“的外衣
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改革後的政府提出富國強兵的口號，並以“富國強兵”為思想施行“愛國主義”教育。
它明確要求所有日本人必須尊重明治憲法；要毫無保留的維護國家權威；要在國家發生危機之後為國獻身，甚至明確表示要“效忠天皇，至死不悔”，而這也是之後二戰中日本士兵經常會高喊“天皇萬歲”的由來，但實際上這只是日本“國家主義”對他們的洗腦，日本高層只是借用了武士道的外衣，而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殘存幕府武士在1890年這一政策剛頒佈時就明確的表示了反對，只不過他們的聲音在國家機器面前顯得那樣微不足道。
最後總結，武士道剛開始並不是對武士的束縛，它作為一種精神反而是武士戰勝對手、維護利益的工具，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顯得十分“實用”，而之後隨著時間的發展它才逐漸成為上層階級控制人心的工具，並在二戰期間成為日本國家主義的外衣，但它與真正的武士精神是相去甚遠的。
底層的士兵並不像傳統的武士那般受過良好的家學教育，也並不懂武士道中對於善與美的崇敬，他們只是單純的作為工具而去前赴後繼的死亡，是被牽引的戰爭機器，這樣的死亡並不值得尊敬，甚至殘忍無知是他們的代名詞。
而到了現代，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武士道”其實已經屬於很陳舊過時的東西了，就相當於“君臣父子”的觀念之於現在的中國人，只有外國人還將其視為日本人國民性的代表，卻與實際相去甚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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