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源于古羌，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作为华夏民族古老而重要的一部分，他们跨过的历史轨迹悠长而久远，在岁月涤荡中留下代代传承的厚重印迹和珍贵记忆。
△ 《说文解字》中，对羌字的释义是：“羌，西戎牧羊人也。”羊与羌文化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羌族，从远古走来
撰文、供图丨四川省北川县文联
△祭山是羌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虽然充满宗教色彩，但实则是一种春祷秋酬的农事活动。摄影/杨卫华
羌戈大战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已有关于“羌”的记载。甲骨文曾频繁地提到“羌”这个字，殷人还把当时中国西方的众多民族统称为“羌方”。《诗经·商颂》曾咏叹：“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
古羌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以前中原部落对广大西部地区，如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迁徙不定的游牧族群的泛称，由不同族群所组成。他们的语言、服饰、习俗等都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多以牧羊为生，古人在造字之时，遂以“羊”和“人”组合成了羌。《说文解字》中，对羌字的释义也是：“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羊亦声。”
据《后汉书》记载，汉朝时，羌的聚居地南边和今日的贵州接壤，西北直抵今日新疆的罗布泊、吐鲁番、楼兰等地。宋朝时，党项羌藩王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在立国300多年的时间里，西夏与北宋、辽国形成鼎足之势，并在天盛年间达到盛世顶峰。然而公元1227年，漠北大蒙古国将其毁灭，党项羌或战死或逃亡，在西北地区逐渐销声匿迹，踪影全无。
△羌笛历史悠久，是我国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其音色清脆高亢，主要是传达羌族人的思念之情。
关于古羌南迁至岷江和涪江上游定居的历程，古代文献未有系统记载，但在广为流传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做了详细描述。
史诗说，生活在西北大草原的羌人，由于遭到“魔兵”追杀，羌人九弟兄率领九支人马向西迁徙。但战乱中队伍被冲散，便各自奔波找前程。其中一支叫白构的部落中途又折而向南，逃到“日嘎岭”驻扎下来后，仍然遭到尾随而来的魔兵攻击。危急时刻，天神木比塔听到消息，决定出手相救。他抛下三块白石化作高大的雪山，挡住了追击的魔兵，羌人得以脱险。随后，他们翻越青海与四川间的大山，进入岷江上游，开始在热兹（今松潘县）定居下来。
但后来，他们受到日补坝（今茂县县城所在地）凶悍威猛的戈基人侵扰，矛盾激化。双方进行了多次对决，由天神木比塔充当裁判。由于处处有天神相助，羌人屡屡获胜，占领了日补坝，在此安定下来。他们在这里发展农业生产，繁衍生息。首领白构有九个儿子，分散定居到今岷江和涪江上游各地，其中第九个儿子名叫尔国（尔国基）住在巨达，也就是现在的北川。
△羌族的建筑蕴含着浓郁的民族特色，雕刻的花纹细致分明。（摄影/蔡凯）
《羌戈大战》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却生动反映了西北羌人南迁的历程。按其所述，羌人大规模迁徙是迫于战乱，所以一般认为是发生在秦汉之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将军蒙恬率军北伐匈奴；到了汉代，武帝也曾多次派兵出击匈奴，这些战争对生活在西北地区的羌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虽然取名为“羌戈大战”，但实际上讲述了两场战争。第一场是与魔兵之间的大战，迫使羌人搬离家园，是为迁徙的原因；第二场才是真正与“戈”的对决，以羌人的胜利而告终，是迁徙的结果。
千百年来，以牧羊著称的羌人，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在经历了一系列朝代更迭、纷争动荡后，这个民族不知不觉间受到汉文化或是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渐渐融入其中，人口逐步减少。如今，中国境内约有羌族30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岷江和涪江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黑水及绵阳市的北川、平武县等地。
△擂鼓木塔的内部结构。（摄影/梁小艳）
北川羌族之源
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隶属四川绵阳市，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1989年，在今地处江油、北川、平武三县交界处的桂溪乡甘龙洞 (裂隙) 发现一枚晚期智人的左下侧门齿化石，这一考古成果把北川的历史推前了两万年。2005年，考古工作者又对甘龙洞东北约300米的烟云洞进行发掘，发现更新世晚期的火塘、灰坑，还发掘出石器、石叶等遗物以及较多的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出土的化石标本推断，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两三万年。这些考古成果表明，万千年前此地就一直有人类居住。
△羌族人手中捧着的细长红布称为羌红，是他们祈福的信物，同时也是他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所坚持的庄重的礼仪形式。（摄影/罗胜利）
几千年前，这一带的先民属于古羌的一部分。时间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西北大草原的羌人为躲避战乱，被迫逃离家园，其中一支来到岷江和涪江上游，当时这里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为了适应当地生活和地理条件，他们开始向当地土著戈基人学习农耕技术以期快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除了生产方式的改变，西北羌人在住房方面也经历了一次变革。他们初到松潘时，还沿袭在西北大草原的传统——“羊毛帐篷架河边”，但进到茂县后，这种帐篷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在这里，戈基人都以石头修砌的碉房为居室，最高的达十几丈，叫做“邛笼”，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碉楼。这种独特的建筑是他们根据高山峡谷的自然环境创造出来的房屋样式。西北羌人开始向戈基人学习，最终不但学会了这种建筑方式，还将其发扬光大，在崇山峻岭间留下了许多让今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奇迹。
西北羌族和戈基人一起生活许久，长时间的交流融合让他们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虽然不同群落仍然保留了些许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一融合后的群体被后世统称为“羌”，最终成为北川羌族之先民。
△释比是羌族中最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也是这个民族一大原始宗教文化现象。（摄影/杨卫华）
汉化的影响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川的军事防御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今北川县境域以曲山关为界，其西北称关内，其东南则称关外。西汉初年，中央政府开始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关内、关外就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关内地区历属茂州管辖。直到1000多年后，北宋朝廷为了防止茂州发生的动乱向内地蔓延，才将设在今禹里的石泉县改属绵州管辖，这标志着作为县一级建制，石泉县由少数民族聚居区划入了汉区的范围。
1117年，为了增强军事防御能力，设置石泉军。石泉军历任知军不仅通过履行军事防御职责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还将推广汉文化作为建立和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手段，其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绍兴初年担任石泉知军的魏禧，便是这方面倍受推崇的地方官员之一。
△盛装打扮的羌族人在沙朗节上神采飞扬。（摄影/蔡凯）
清代《石泉县志》有载: 魏禧，平凉人，又被称为平凉侯，自1144年担任石泉知军以来镇守石泉13年，做了三件大事：创修石泉城、重建官府衙门、创建学宫。
石泉自唐初建县，一直属茂州管辖，因为属于民族地区，所以县城的基础设施比较简陋。为了适应政区调整的新形势，魏禧比照内地州县的格局来规划建设治所，不仅扩大了官府衙门规模，还新建了孔庙、钟鼓楼之类标志性建筑。在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魏禧的这些举措并不是为了和内地攀比，而是为了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威，维护统治秩序。最值得称道的是魏禧在今禹里创建了北川第一个文化教育机构——石泉学宫（学宫泛指官学，即历代王朝的地方官办学校）。早在唐代内地就有了学宫，但北川属少数民族聚居区，直至几百年后的南宋，才由魏禧首创。
△《欢乐锅庄迎嘉宾》。北川石倚羌寨的青年跳起欢快的锅庄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摄影/钟欢）
魏禧创建的石泉学宫成为后世传播汉文化的据点。到了清乾隆年间，知县姜炳璋将其改建为酉山书院；民国初期，酉山书院演变为县立小学堂，这个推行儒学、传播汉文化的据点得以代代延续，为扩大汉文化在北川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是北川的教育中心。
魏禧之后，又有一位姓赵的知军坐镇石泉，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当时财力匮乏的情况下，他坚持在禹里以南的石纽山下修建一座气势恢宏的大禹庙。大禹是古代圣人，也被羌人族视为始祖。赵知军以官方名义重建大禹庙，除了表明自己要像大禹一样施仁政，以仁德感化羌人的政治主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纪念羌人崇拜的伟人，来化解羌人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拉近羌人与地方政府的距离。在其种种举措背后，北川地区长期平安无事。大力推广汉文化的主要目的不过是促进地方安宁，但客观上却使禹里一带居民的民族认同意识进一步向内地靠拢。
△音乐是羌族人日常生活里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古老的羌笛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传统乐器。羌笛之声犹如远古先民的呐喊，在这片土地上悠扬吹起，令人沉醉其中。（摄影/蔡镇天）
南宋末年，蒙古军大举入川。1258年，石泉军知军赵顺在今永安投降蒙古军，石泉开始纳入元帝国版图。1264年，元朝政府升石泉军为安州，将石泉县划归安州管辖。
1276年，龙州土司薛严、王行俭在雍村的龙州新城归顺元朝。薛严、王行俭既是南宋朝廷所封的土官，又坚持长期抗击蒙古军，但其归顺之后元朝政府并未加以追究，仍让他们保持原来职位，分别担任龙州土知州和龙州三寨长官司长官，享受世袭特权。“龙州三寨”不仅包括今平武县境域，还沿着进入内地的交通要道向西南方向延伸。今北川县所管辖的桂溪、贯岭、都坝、陈家坝以及曲山、擂鼓的部分地方，均属其中的“白草寨”。这一带自南宋后期起，就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是北川最早的土司领地。
△《大禹羌山情》是纪念大禹的实景演出，声势浩大，气氛热烈。（摄影/罗胜利）
元代末年，国内矛盾尖锐，危机四伏。元王朝为了笼络龙州土司，巩固其统治，于1351年设置了龙州元帅府，提升薛文胜为元帅；同年，又授另一土司王祥（王行俭四世孙）为副元帅。但元王朝气数将尽，仅仅过了几年，农民起义军将领明玉珍就入据四川，被拥立称帝，国号夏。大夏政权仍在当地实行土司制度，且授予薛文胜管军元帅之职，王祥为副元帅。
薛、王两人都是汉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积极开拓领地，还热心“兴学化夷”，从文化上影响、改造其属下子民。虽然兴办教育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古代文献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兴学化夷也成为后世龙州土司的传统，他们世世代代在文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为北川关外羌民实现由羌到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为了巩固这道保障平原汉区安全的藩篱，统治者采用军事弹压和文化改造等手段，对北川的羌民进行征服和所谓的驯化，力求达到“化夷为汉”的目的。
△在羌族地区，随处可见身着民族服饰的羌族人，他们衣饰上的手工刺绣具有本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历史内涵，几乎每个羌族妇女都擅长于此。
1371年，明朝大军平定四川，龙州土司归顺，北川关外地区继续实行土司制度。1565 年，龙州土司发生内讧，最终演变为一场动乱。次年朝廷平定动乱后，乘机在龙州改土归流，今北川之擂鼓、曲山、陈家坝、桂溪、贯岭、都坝一带改由新设的龙安府直接管理，完成了由土司领地到“汉区”的过渡。在关内地区，则根据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状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县境中部的禹里、漩坪、白坭、墩上由石泉县衙直接管理，在中西部的开坪、坝底推行土司制度，对小坝、马槽及其西北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羌寨则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弹压。1547年，官军在小坝以北走马岭大败羌人，羌寨地方势力遭受毁灭性打击。1579年，迫于官军的强大压力，白草河与青片河上游各羌族部落表示愿意“归顺”。地方官员要求他们遵守封建统治秩序，羌寨的日常事务则仍由其头人自行管理，今小坝、桃龙、片口三乡以及马槽、白什、青片、禹里四个乡镇的部分村寨由此成为北川境内的在官方监控下的自治区域。明代统治者使用军事手段在北川地区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秩序，客观上增强了羌汉之间的接触与交流。驻扎在城堡中的大量官军成为汉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语言、习俗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交通沿线的羌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东南面紧邻汉族聚居区，北川羌族受汉文化影响，清代以来逐渐改穿汉服，改用汉姓，改说汉话，外表特征趋于淡化。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种种原因，北川羌族大部分人口登记为汉族。改革开放后，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开展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工作，县内羌族人口达到传统比例，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小巧可爱的云云鞋。鞋尖微微翘起，一般绣有彩云和花朵图案，是兼具实用和观赏价值，又能反映羌族工艺文化的精美绣品。
△色彩鲜明、手工精巧的羌绣是羌族独特的民间工艺品，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多彩羌风
自古以来，除了一部分邻近藏区的羌民笃信藏传佛教以外，羌族历来坚信万物有灵，多神论和祖先崇拜是他们的信仰所在。千百年来，他们也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羌族对白色的崇拜由来已久，他们认为“神圣吉祥”的白石是神灵的象征。它们或被供奉于屋内神龛、或立于山间树林。族人常常向白石虔心参拜。
因为传统信仰的影响，羌族认为事物的变化和运动受制于隐于其中的灵性，这种灵性可引来福报但也会招至凶祸。他们一边对这种神秘力量保持虔诚敬畏之心，一边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神力，在这一期许下，祭师释比登上了历史舞台。
△羌族婚俗——做歌堂。长桌旁坐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喜笑颜开。
△传统的羌族婚礼隆重而复杂，精心装扮的新娘满心欢喜地出嫁，在周围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整个气氛更显温馨美好。（摄影/罗胜利）
“释比”又称“释古”或“许”，是族中地位崇高的祭师，最权威的象征，他们既是主持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同时也可组建家庭。羌族人认为，释比来自于天，能传神谕，达民情，能力超乎超人。释比不但负责祭祀供奉、驱魔消灾、占卜通灵，就连男女成婚、为新生儿取名等也都是其职责所在。虽然释比拥有“超乎寻常”之力，但他们也是个普通凡人，他们不以此为谋生手段，只是在尽一名普通“工作者”的义务而已。或许，这也是他们深受敬仰的主要原因。但虽说释比是这个民族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但并没有相关的、详实的典籍文献，全凭世代口耳相传，这更为其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的羌历年是羌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也是一年中庆贺丰收、互致祝福的日子。羌历年也是源于羌族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心。羌人在这一天载歌载舞、祭天还愿。
△咂酒是羌族人的自酿酒，“咂”即为吸吮的意思，咂酒时会借助竹管、藤枝或芦苇秆等管状物把酒从器皿中吸入杯或碗中饮用，或也可直接吸入口中。（摄影/冉菊亭）
众所周知，“羊”是羌族的民族标记，这种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和参与到羌民的生活中。他们在祭祀天神之时，也是以羊作为献祭品，祈求福佑，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和羊互相联结，像羌族的服饰中可常见男子肚兜上的羊角图式，女子所佩戴的羊角型香包等这些无处不在的羊角图案。羌族服饰大多色泽鲜丽、纹饰独特多样，色彩会因穿戴者的年龄而有一些不同。颇有民族特色的羊皮褂子，四周垂露长毛，晴天时毛向外，雨天向内，防寒挡雨的功效可见一斑。而形似小船的“云云鞋”，绣着艳丽活泼的云纹图案，鞋尖微微翘起，极为可爱。
△扭棒是羌族男子最喜欢的一种体育游戏，是力与力之间的较量。（摄影/李贫）
杜鹃花是羌族地区的名花，羌人又称其为羊角花。传说在每年4月花开之时，神灵会降临凡间，躲在林荫丛中哼唱情歌点燃青年男女心头爱火，引他们至林中欢唱起舞，成双成对。女子会向心仪男子赠送杜鹃花，男子将花带回家后插到白石神台前，向天神木比塔谢恩，向促成姻缘的神灵致谢，方可正式向女子家提亲，是为一段美好的“羊角姻缘”。
众所周知，羌族人大多能歌善舞。他们的民歌多半是即兴发挥，无论是山歌、酒歌、情歌，还是婚丧嫁娶时的歌曲，都是以歌抒心，以歌传情。他们的演唱技巧独特，歌声婉转动听，在羌寨的山山水水中时常能听到妙音回荡，闻之欲醉。而羌笛、羊皮鼓、肩铃、口弦等羌族民间乐器，音色柔和，伴着悠扬的歌声和粗犷古朴的舞蹈，一曲又一曲，歌颂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勤劳与智慧，也诉说着他们代代流传下来的动人故事。
△羌寨风情。在和煦阳光的照射下，羌寨前的女子更显温柔动人。（摄影/袁雨浓）
△羌族饮食丰富，风味独特，此为一位羌族老奶奶在置办年货，一脸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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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载于《文明》杂志201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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