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橋兵變,歷史上最和平的一次改朝換代,其實是一場有預謀的詭計

陳橋兵變,歷史上最和平的一次改朝換代,其實是一場有預謀的詭計

眾所周知,大宋王朝的建立,源自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作為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一件大事,千百年來人們對它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過。而在無數與之相關的話題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宋太祖在兵變時究竟是被逼無奈趕鴨子上架,還是預謀已久後順理成章蒞祚九五。

雖然在《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正統史料中,宋太祖一向被刻畫為後周的忠臣,對兵變一事毫不知情。而他本人在登基後也一再表示自己很無辜、很委屈,當皇帝是不得已而為之。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真相或許永遠難見天日。但透過史料裡的蛛絲馬跡,我們還是能夠發現一些不同尋常的線索。那麼,有關“陳橋兵變”的歷史記載能否告訴我們,宋太祖到底是在壓力山大下“被動上位”,還是自編自導了這場改朝換代的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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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軍真來了?

“陳橋兵變”之所以會發生,源於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遼軍聯合北漢入侵後周,周廷遂命時任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率軍拒敵,這才有了後面“黃袍加身”的故事。

可以說,遼軍的入侵,是兵變最直接的導火索。探尋宋太祖對兵變究竟知不知情,那麼遼軍入侵這一情報的真假至關重要。

目前,記載遼軍確實發動進攻的史料包括《舊五代史》《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例如,《舊五代史》載:“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弛奏,契丹入寇,河東(指北漢)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契丹國志》載:“應歷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按理說,這麼多史料都有關於此事的記載,應該假不了吧?其實不然:《舊五代史》是宋太祖下令編纂的,此事必然要以大宋官方的說法為準;《宋史》和《續資治通鑑長編》參考的主要是《宋太祖實錄》,但這部書經過宋太宗、真宗兩朝的刻意修改,可信度嘛,值得商榷;《契丹國志》貌似是最靠譜的,但此書卻是南宋人編寫的遼國史書,主要從《舊五代史》《資治通鑑》《宋太祖實錄》等書中摘錄、集合而成,並非是源自遼國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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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以遼國官方史料為主要依據的《遼史》有沒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呢?沒有!陳橋兵變前後,《遼史》中記載遼國確實幹了一件大事,但不是入侵後周,而是平定了以王子敵烈為首的謀反集團的叛亂,為此遼國還特意舉行了祭祖儀式,感謝祖宗保佑。試想,遼國自己為了平亂還忙得焦頭爛額,哪來的工夫去入侵別人?

不過,有人指出,此時後周正由孤兒寡母掌權執政,處於最容易出亂子的“主少國疑”之時,遼軍趁此時機出兵佔點兒便宜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當時距離後周小皇帝即位已經過去大半年了,遼國為什麼不在其剛剛登基、而非要等後周政權完成過渡再出兵?另外,史籍中記載的後周出兵迎敵一事,最後結果也是不了了之。如果趙匡胤真是率軍迎敵,那麼為什麼他黃袍加身後就返回開封,而把遼軍置於不顧?這樣一場為保家衛國而展開的軍事行動,看起來倒像是一次行軍拉練,不得不令人起疑。

我們再來看,史料中提及的遼軍入侵,情報來源系鎮、定二州的奏報。那麼,鎮、定二州守將有沒有可能謊報軍情?當時,鎮州守將是郭崇,定州守將是孫行友,他二人都不屬於趙匡胤集團,且在北宋建立後還時常表現出對後周的思念之情,以至於先後被宋太祖罷黜、監禁。因此,我們可以排除二州守將造假的可能。但是,守將不造假,情報就一定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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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當時趙匡胤的能量,以暗箱操作的方式,瞞過郭、孫二將向朝廷呈遞一份假情報,絕對不是難事。這可以從一點來印證:當兵變消息傳回開封時,後周宰相範質緊緊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哀嘆道,倉促間派兵出征,是我們的過失啊!從範質的表現來看,至少其對遼軍入侵的奏報並非完全相信,只不過他懷疑一下就過去了,倉促間沒有開展調查。

綜上所述,我們很難相信,兵變前關於遼軍入侵的消息是真實的。退一步講,偽造這樣的情報,對趙匡胤而言有什麼用?兩個大用:一是獲得了全部禁軍的調度權;二是離開京師,避開障礙。要知道,趙匡胤只是殿前司禁軍的最高統帥,禁軍的另一系統侍衛親軍司並不歸其調遣。只有奉命出征,他才能名正言順指揮侍衛親軍司的兵馬。

此外,按照《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禁軍在京城的部署,要聽命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初,周鄭王幼弱,通與上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韓通顯然不是趙匡胤的人,如果兵變直接在京城進行,一旦韓通調集侍衛親軍司兵馬勤王,後果孰難預料。所以,只有假借敵軍入寇,利用臨時獲得的兵權將具有絕對優勢的兵馬調出京城,遠離韓通這個障礙後再動手,才能保證萬無一失。故而,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所謂遼軍入侵的緊急軍情也就隨之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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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趙真的醉了?

《續資治通鑑長編》對兵變的記載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當諸將商議已定、決心擁立趙匡胤為新天子時,趙匡胤在幹什麼?他正在自己的大帳裡酒醉酣睡(太祖醉臥,初不省)。要知道,趙匡胤雖然好酒,且每喝必醉。但他跟隨周太祖、世宗南征北戰十餘年,從未因酒誤事。更何況即將迎戰如狼似虎的遼軍,一點也馬虎不得。可他竟在帳中醉臥,太反常了吧?

趙匡胤軍旅經驗豐富,又統兵多年,對於兵變時營中的躁動,不會毫不知情。那麼,為什麼他會酒醉不醒?答案只有一個——裝睡。顯然,這時候他需要睡覺,只有睡著了,才能對部下的商議渾然不知。但是時機一到,立馬就醒了——該我出場了,自然不能再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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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袍哪裡來的?

陳橋兵變中有一個極重要的道具——黃袍。當趙匡胤酒醒時,立馬有將士上前,把黃袍披在他身上。我們需要注意,皇權專制時代,除了帝王,黃袍這種東西別說穿,收藏一件都是滅族的大罪。既然如此,為什麼兵變之時這件黃袍恰好就在需要擁立趙匡胤為天子的時候出現了呢?如果不是預先置辦,只能說軍中的裁縫手速實在太快。無怪乎明人嶽正曾賦詩道:“倉卒兵變陳橋時,都不知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詔書太及時了吧?

兵變之後,趙匡胤率軍返回開封,召集後周群臣在大殿集結,宣佈行改朝換代之禮。然而這麼重要的時刻,卻唯獨少了周恭帝的傳位詔書,這如何是好?不過很快,翰林學士承旨陶谷從袖中拿出詔書,高聲宣讀起來。是陶谷思如泉湧,瞬間寫就了傳位詔書,還是他奉命早就準備好了?

翰林學士承旨的職責就是負責起草皇帝詔令,所以陶谷出具詔書不是越權,他也很有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寫完。但問題是,如果陶谷真的是不知情,只是在得知趙匡胤已經黃袍加身後才著手寫傳位詔書,那他為什麼能料定自己一定可以作為宣讀者當眾朗誦詔書?或許,他通過種種跡象,發覺趙匡胤有一天會成為天子,所以預先準備好詔書,以便到時候討新皇帝歡心,那這一招的風險是不是太大了些?所以,早有安排或許更接近事情的真相。誰安排的?不用說,自然是誰通過詔書受益誰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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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思就你知道?

儘管趙匡胤在周太祖、世宗兩朝表現得十分忠心(他不忠心也不可能成為禁軍最高統帥),登基之後他又一再表示自己當皇帝是迫於形勢、自己的皇位受之有愧,而且史書上也都如此記載。但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趙匡胤的“司馬昭之心”儘管隱藏得很深,但卻仍然被至少三個人察覺到了。

首先懷疑趙匡胤的,是後周大臣楊徽之,他曾“言於世宗,以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續資治通鑑長編》)。緊接著,周臣鄭起也曾對宰相範質說過同樣的話。但是,周世宗也好、範質也好都沒有記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趙匡胤登基後,便將二人貶往邊遠州縣,且史籍上並未記錄貶謫的原因。此外,韓通的兒子韓微也勸父親要及早防範趙匡胤,但韓通同樣未能聽從,結果父子都在兵變後不久被殺。

陳橋兵變,歷史上最和平的一次改朝換代,其實是一場有預謀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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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趙匡胤如果不是心虛,有必要將這三人或貶或殺嗎?

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應該能夠下結論了:儘管“陳橋兵變”的整個過程十分完美,趙匡胤和手下諸將的表現也很到位,史籍上對此也是盡力美化,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兵變其實就是趙匡胤集團進行的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改朝換代之舉。但為了減輕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江山的道德負罪感,為了減小輿論壓力,為了安撫諸臣以便順利接手後周江山,趙匡胤不得不、也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迫於無奈的被動上位者。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陳橋兵變”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陰謀,但歷史的決定並沒有錯:它選擇了趙匡胤、選擇了宋朝,使古代中國有幸迎來了一個空前發達的文治時代,為飽受五代戰火荼毒的百姓營造了一個和平安寧的環境,給中國經濟文化的進步打牢了根基。

同時,這場兵變雖然也是“槍桿子裡出政權”,卻成為罕見的沒有流血的改朝換代。即便是最大的失意者,後周的柴式皇族不僅保全了性命,更得到了相當的優待,這無疑成為中國古代政治走向理性的開始,為兩宋三百年的繁榮奠定了開明、和諧、寬容的政治基調,其對於歷史的積極影響是怎麼形容也不過分的。

策劃:魚羊史記 監製:魚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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