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勞動報》報道，日前，一位不願透露身份的女士走進本報信訪室，述說了她四處求職無果的經歷，後經招人單位提醒，方知檔案被用人單位做了手腳，塞入了“汙點”，致使她求職無門。
小小一隻檔案袋，誕生於計劃經濟時代，至今仍在延用。它是職工個人歷史見證，對企業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用工“寶典”，但這些材料從未與職工本人見面，裡面究竟裝了什麼，職工無從知曉，由此帶來的勞動爭議近年來並不鮮見。為此，本報呼籲，檔案袋裡的材料，有些裝進去前應該與職工見見面。
職工自述
檔案裡的“汙點”令她求職遭拒
日前，一位戴著墨鏡、不願透露身份的年輕女士來到本報信訪室，敘述了她的遭遇。
她原在一家民營汽車企業擔任技術主管，對企業的技術機密有所瞭解。工作多年，她與企業相安無事。半年前，有家企業欲高薪聘用她，她便向用人單位提出辭職。用人單位認為她掌握了機密，不能隨意離職。但她去意已決，而企業對她既沒有實施脫密期規定，也沒有簽訂過競業限制合同，於是她便按《勞動合同法》規定的職工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程序，履行了必要的手續後，解除了勞動合同。
接著，她應聘那家打算高薪聘用她的單位。哪知，起初還表示“熱烈歡迎”的對方，對她進行“背景調查”後，竟然表示“投資方向已改，不需要她這樣的人才”。
當初挖角時，雙方只是口頭上表示了意向，並未簽訂任何協議。她想：作為汽車業的技術“大拿”，此處不用她，自有用她處。她重新尋找工作，接連與幾家用人單位接洽後發現，剛開始，對方都挺有誠意，有的甚至副總經理、總經理都對她進行了第二輪、第三輪面試，但只要進入到“背景調查”這一關，這些招聘單位對她都退避三舍。
有一次，她被一家招聘單位婉拒後，實在忍不住，便問了一句：“能告訴我，究竟我哪裡出了問題，難道招聘不看真才實學，只注重應聘技巧？”對方見她誤會了，便隨口說了一句：你的條件其實很好，但你的“背景調查”過不了關。
至此，她如夢初醒，感覺由原單位轉出、由街道相關部門保管的檔案可能出了問題。為了證實她心中的疑問，她委託律師進行調查。律師看過她的檔案後，告訴她：上一家用人單位在檔案裡放入了一張表，說她洩露企業機密，曾被記大過處分。
聽了律師的一番話，她頓然明白過來：一個掌握核心技術的人，如果洩露企業機密，那是招聘單位最忌諱的事，這樣的人縱然有天大的本事，又有哪家企業敢用她？
驚怒之下，她找到上一家用人單位，想說清楚這件事，可上一家用人單位高層根本不理睬她。無奈的她決定請律師打官司，要求將檔案袋裡塞進的“黑材料”刪除。同時，希望通過媒體對此事進行曝光。
類似案例
費盡周折找回“遺失的工齡”
事實上，職工碰到檔案袋“惹”的麻煩，在本報信訪室接到的投訴中，又何止這一件。
杜先生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杜先生學校畢業後分配進入上海求新造船廠，當上了電焊工。工作兩三年後，杜先生因工作調動，進入上海船廠仍從事電焊工作。數年後他去了國外打工多年，最後落腳到一家國有企業。52歲時，杜先生有一次在馬路上碰到在上海求新造船廠一起工作的同事，閒聊中，同事告訴他，由於造船廠電焊工可以享受特殊工種提早退休的待遇，55歲時，同事辦理了提早退休手續，在家領取養老金了。
杜先生收入不高，聽說此事後便動起了提早退休的腦筋。他仔細計算了自己在造船行業的工作經歷，發現將兩個造船廠的電焊工工齡相加，恰好達到符合特殊工種提早退休的政策條件，便向企業提出申請。企業打開他的檔案袋一查，卻發現了問題：杜先生只有進入求新造船廠的初始記錄，卻沒有從事電焊工的經歷。
由於本人無法與自己的檔案袋材料見面，杜先生就一次次跑相關部門，寫了無數的申訴材料，卻無法證明自己的工作經歷。最後杜先生來到本報信訪室求助，希望本報記者能夠幫他找到“遺失的工齡”。
本報記者想找上海求新造船廠，該廠卻已併入上海江南造船廠；想找上海船廠，上海船廠已更名；杜先生在外國的工作經歷，記者無從下手；找到杜先生最後落腳的企業，企業又相告，杜先生所在的車間已轉製為民營企業。
好在上海江南造船廠這家擁有百年曆史的國企工會幹部十分熱情，他們花了三天時間，把閣樓上保存的上海求新造船廠職工檔案一一找出來，總算翻到了杜先生的原始檔案記錄。可打開一看，裡面確實只有杜先生進廠記錄，沒有從事具體工種的痕跡。鑑於早期檔案記錄職工履歷不夠規範，大家都可以理解。這家企業工會幹部還是提醒，杜先生如果還保留當年特殊工種享受的物件，哪怕是“含鹽菜湯”飯菜票、工作服也行。但時隔數十年，杜先生手頭哪裡還保存有這樣的物品？
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家企業在杜先生四處奔波之時，客觀地反映了當初的情況。
本報勞權週刊報道這一事實後，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重視。杜先生的當年同事看到這一消息，紛紛願意為他作證，並出具了大量的書證。屢經波折，杜先生總算在55歲時，享受到特殊工種提早退休的待遇。
說起當年的事，杜先生仍然感慨。他說，這件事是各方合力的結果，也體現了各方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將銘記終身。
履崗經歷“檔案裡沒有記錄”
如果說，杜先生是時代進步的“幸運兒”，那麼，盛女士就不那麼走運。
盛女士多年前在浦東一家化工廠實驗室工作，屬於有毒有害崗位。後來，她多次跳槽，來到新單位。不久前，她偶遇老同事，相談甚歡之際，老同事告訴她，化工廠正在給從事有毒有害工種的人員辦理提早退休手續，眼見再過幾年，她也要退了。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盛女士一算自己曾從事的有毒有害崗位年限，恰好符合政策規定，可以申請提早退休，便趕到化工廠要求出具證明。化工廠告訴她，她反映的情況不假，但檔案中沒有記載，此事辦不了。於是，盛女士多次輾轉在化工廠與有關部門之間，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奔波。
看起來，盛女士與杜先生的遭遇類似，但由於盛女士缺乏相關的證據，檔案袋裡從未謀面的材料成了“謀殺”她工齡的“兇手”。
盛女士不禁感慨：檔案袋啊檔案袋，你幾十年陪著我，我卻不知道你裡面裝的到底是什麼？想想也是“傷心”。
入職誤差一個月退休金少5%
同樣感到“傷心”的，還有早年前來投訴，令記者至今難忘的楊女士。
楊女士原在一家研究所工作，退休多年。她偶爾聽說事業單位工作年限達29年7個月，可視為工齡30年。依此計算，她可以多拿5%退休金/月。她記得自己是1977年4月參加工作的，恰好趕上29年7個月這個坎，便興沖沖地趕到社保中心要求“加工資”。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員看了她的記錄後說，她是1977年5月參加工作的，正好“軋出”。
她不甘心，趕到原單位要說法。原單位查了她的原始檔案，告訴她，檔案中的進廠報到證顯示，她是1977年5月參加工作的。可她認為，一直以來，她就是按實際進廠時間——1977年4月填寫履歷表等各種表格的，這些表格也裝進了檔案袋，近三十年從來沒有人說她填錯了，什麼時候出來一張進廠報到證，她根本不知道。於是，她一次次交涉，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楊女士苦惱地說，所謂報到證，是組織填寫的，也是組織放入檔案袋的，她本人毫不知情。她填了那麼多的表格，如果寫錯了，組織應該履行糾錯之職吧，但從來沒有人告訴她錯了。現在要“加工資”，卻說她錯了，教她如何接受？
楊女士自行填寫的表格與進廠報到證，兩者之間肯定有一個日期是錯的，但錯的是哪一方？記者無從知曉，楊女士的苦惱卻揭示了一個問題：由於檔案袋裝入的內容不與本人見面，萬一是組織疏忽或其他原因，填錯了，究竟應該由誰買單？
虛假材料入檔想撤銷遇難題
如果說，杜先生、盛女士和楊女士等人的遭遇，尚屬歷史原因或“無心之過”，那麼，許先生的遭遇就令人憤慨，匪夷所思了。
多年前，許先生在某物業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離職，後在多次求職遭拒後，方瞭解到該物業公司將一份無中生有的處分材料放入他的檔案，這份材料“揭露”許先生“長期在外四處招搖撞騙”“坑蒙拐騙”，“其態度及手段之惡劣，令人髮指”，“他的一切犯罪違法行為……公安部門已立案查處”等。許先生通過訴訟，在法院的調解下與物業公司達成和解，即許先生撤訴，公司補償他4萬元，並撤回放入檔案中的材料。
可是，“撤檔”到了管理檔案的區就業促進中心又卡了殼。該中心工作人員稱，只有拿到法律判決書原件，並且判決書說需取出檔案裡的東西，他們才能把相關東西拿出，把判決書放進去。許先生萬般無奈，只好再次訴訟，在此期間，這份黑材料在許先生的檔案裡又躺了整整兩年。
一起本來可以和解的訴訟，因為“許進不許出”的檔案保管制度，變成了非打不可的官司。討“清白”遇到制度障礙，許先生連連說他想不通。
而一位外地戶籍醫生，因為檔案袋，竟然還付出3000元罰金。
本市一家醫院招聘了一名醫生，該醫生經過努力，考上博士生，本來舉家歡慶，準備辭職讀書。哪知醫院扣著她的檔案袋遲遲不放。
記者前往瞭解情況時，醫院方蠻橫地認為，要轉移檔案袋容易，讓她繳3000元罰金，如果不繳罰金，就讓她走法律途徑。醫院方還表示，打官司即便醫院輸了，醫院還會堅持上訴，走完所有的程序。
由於學校辦理學籍的日子近在眼前，記者與學校聯繫，說明特殊情況。校方表示，可以延長一個月，但一個月後等不到檔案袋，學校只能“退人”。最後醫生熬不下去，只能繳罰金認栽。
專家觀點
歷史產物應隨時代而變
上海林峰律師事務所主任林峰律師認為，檔案袋是延續至今的歷史產物，我們要客觀地理解和分析。
檔案袋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曾經走紅一時。上山下鄉年代，伴隨著好兒女走四方的，就是檔案袋；好兒女進了工廠，檔案袋也就進了企業的檔案室。
在某種意義上，檔案袋成了第二戶口簿、身份證和介紹信，沒有檔案的，就是“黑人”。但是，用牛皮紙包裹的檔案內容，與職工本人“老死不相往來”，檔案裡到底記載了什麼，只有檔案所有人的企業領導才能獲知。這使得檔案袋有幾分神秘，給人敬畏的感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檔案不與本人“見面”的情況依然沒變，這一鐵律給一些勞動者帶來諸多煩惱。
從計劃經濟讓位於市場經濟的數十年裡，職工的身份從企業人變成了社會人，但職工檔案袋依然由企業或“人事代管”部門管理。冷靜地看，由企業或有關部門管理檔案袋是一種選擇，因為檔案內容需要“高保真”，個人保管，既容易遺失，也難保內容的真實性。
可是，誰來監管職工檔案袋裡的內容呢？讓保管者監管，萬一保管者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使檔案袋裡的內容與職工真實情況不相符，這板子該打在誰的屁股上？對於職工來說，因為不知情，可能喪失了追究保管者責任的時機，極有可能成為無辜的“受害人”。
因此，在當前，規範職工檔案袋的保管制度應該是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的題中之義，進入職工檔案袋的內容，比如獲得榮譽或處分等，這些事關職工前程的材料，應該與職工本人“見面”，並明確做出書面記載，必要時還得要求職工本人簽字。如果保管方保管不力或發生瀆職行為，應該通過立法規定，追究當事人責任。
只有高透明度地保管職工檔案袋，才能使職工放心滿意，才能減少或避免爭議的發生，才能構建起和諧的勞動關係。
材料進“袋”有規定
上海昭華勞動保障諮詢服務有限公司董兆華諮詢師認為，職工檔案制度目前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少缺陷。
根據勞動部、國家檔案局於1992年發佈的《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勞力字[1992]33號）第九條規定，人事檔案內容共分10類，包括履歷材料；自傳材料；鑑定、考核、考察材料；評定崗位技能和學歷材料(包括學歷、學位、學績、培訓結業成績表和評定技能的考績、審批等材料)；政審材料；參加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及民主黨派的材料；獎勵材料；處分材料等；招用、勞動合同，調動、聘用、復員退伍、轉業、工資、保險福利待遇、出國、退休、退職等材料；其他可供組織參考的材料。
《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第十條規定：職工所在企業的勞動(組織人事)職能機構對職工進行考察、考核、培訓、獎懲等所形成的材料要及時收集，整理立卷，保持檔案的完整。第十一條規定：立卷歸檔的材料必須認真鑑別，保證材料的真實、文字清楚、手續齊備。材料須經組織審查蓋章或本人簽字的，應在蓋章、簽字後歸檔。第十五條規定：嚴禁任何人私自保存他人檔案或利用檔案材料營私舞弊。對違反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嚴肅處理。
用人單位不按照規定執行怎麼辦？就目前來說，比較棘手。拿那位戴墨鏡投訴的女職工來說，即便她打贏官司，前用人單位要刪除“黑材料”，可檔案袋已轉移出去，企業無法改動。接受方收到的是“原材料”，也無法改動，一般情況下，法院也沒有辦法下“命令”去改動，可能拿著判決書放入是唯一的辦法，但這種辦法不僅造成訟累，職工權益受損也是實實在在的。
除了少數違法企業在職工檔案袋裡做手腳，目前扣留職工檔案袋的事時有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人才流動。這種事雖然通過法律途徑可以解決，但耗時費力。還有一種現象值得關注，有些求賢若渴的企業承諾會為跳槽過來的人才重新建檔，可誰來保證新建檔案的準確性？這就將傳統的人事檔案制度置於更加尷尬的境地。
因此，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事檔案制度應及時改革，使其不再成為職工的“心病”，而是職工真實履歷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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