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與經書相關的典籍中，《國語》一直與《左傳》內容相表裡，且成書年代相近，據傳作者也為同一人，但始終沒有成為“經”。周予同先生認為“經”有三個特點。首先，“經”是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書籍，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經”的領域在逐漸擴張，從“五經”擴大到“十三經”。其次，“經”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古代儒家書籍，它不僅為“法定”，而且是在所有合法書籍中挑選出來的。後來儒家編著的書籍，固然不稱為“經”，就是秦漢以前的儒家書籍，不是得到孔子“真傳”的，也不能稱之為“經”。再次，“經”本身就是封建專制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文化教育思想統一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專制政府培養提拔人才的主要準繩，基本上稱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合法的教科書。“經”與封建社會相始終。這三個特點，也是成為經典的標準。在“經”的領域擴大到“十三經”的過程中，封建專制政府的法定始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論語》和《孝經》都有過被排除在經典之外的經歷，就是取決於它們是否迎合帝王的行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則為“經”，不合則去之。
至於《國語》，不能成為“經”書，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國語》雲：“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但《國語》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內容，如禮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學說《國語》中也約略可見。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農、法、陰陽、黃老等思想的萌芽分佈於魯、齊、晉、鄭、越等諸語當中。這樣駁雜的思想體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為統治者所認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經書。另外，《國語》不但不得孔子的真傳，內容上對孔子論大骨、論楛矢等事蹟的記載也頗與“子不語怪力亂神”相悖。因此“經”的範圍雖在不斷擴大，《國語》也不可能為儒者擁護被統治者選中。《左傳》是古文大經，“春秋內傳”，據孔子史記而成，又曾立於學官，人所認同。《國語》則只能以“春秋外傳”的名義，維繫著它與“經”之間的關係而不能升為“經”。
《國語》的辭采，也影響著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柳宗元稱其令世之學者耽嗜，富豔浮誇。朱熹雲：“《國語》使人厭看。”崔述曰：“《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左傳》自成一體，語言風格一致，但《國語》諸語亦各有千秋。周、齊、鄭等語，長篇大論，側重理性說教。《魯語》小巧精緻，語言雋永。楚、吳、越之語，則以修辭見長，文字流暢而有氣勢。可惜語言上的優點，實不能令《國語》一體，而諸語風格的差異，也使全書有割裂之感，多給史家留下批判和質疑的藉口，哪裡還有成為經典的可能呢？
基於此，《國語》無緣經書之列，進而無緣成為中國封建科舉法定的科目，失去了廣泛流傳的機會。儘管如此，其與《左傳》關係密切，也頗受那些達官儒士們日常研讀的重視，勉強維持其“春秋外傳”的聲譽。
王充曰：“然則《左傳》《國語》，世儒之實書也。”韋昭說《國語》“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義並陳，非特諸子之論也。”柳宗元雲：“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評價甚高。劉知幾《史通·六家篇》定《國語》為一家，為“春秋外傳”，稱其“六經之流，三傳之亞”，是將《國語》視為準經典。《經義考》引陶望齡語：“《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諸多評價，不可謂過於褒揚，準經典的地位是合適的。
清代編修《四庫全書》，將《國語》改隸“雜史類”，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國語》當經典來看，希望將之提升到“經”的地位。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加《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成“二十一經”。他認為這些典籍，皆是《周禮》保氏書數之遺意也，可惜沒有響應者。廖平於光緒十二年，擬定《十八經註疏範例》，欲建立一個別於《十三經注疏》的體系。他將《大戴禮記》和《國語》升為“經”，將《禮記》中的《王制》、《大學》、《中庸》獨立出來，合成“十八經”，終未成。其所撰《六譯館叢書》一百十二種，則將《國語義疏》列於“經”中。可知前人也曾經努力試圖改變《國語》準經典的地位，使之升格，終究沒有成功，客觀的和自身的原因都有。即便段玉裁、廖平留下了編纂註疏後的《國語》著作，離開了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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