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亟需對農村自殺問題進行研究和干預

自殺是危及群眾健康的顯著因素，但是在中國，關於自殺的研究卻如此之少。為什麼公共政策都會盡可能避開自殺問題？如何更好地在中國，尤其是自殺比例相對較高的農村地區開展預防自殺工作？本報記者為此採訪了有關專家。

（新華社/圖）

2019年8月，《科學》雜誌（Science）的最新文章再次援引全球疾病負擔自殺項目組的最新研究，揭示全球自殺率在地區間的巨大差異。據2019年的最新研究估計，從1990年至2016年，中國的自殺率從很高的位置大幅下降到每10萬人10人以下，不過，下降的具體原因不明，且因為人口基數大，還是和印度一起佔據了2016年全球自殺死亡人數的近一半。

自殺是危及人民群眾健康的顯著因素，但可以預防。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在預防自殺的報告中曾指出，全球自殺死亡的人數佔到了全部暴力致死情況的56%，也就是說遠超因人際暴力或武裝暴力導致的死亡，在收入相對較高、戰爭較少、社會治安相對較好的地方，自殺佔比更高，可能超過80%。

然而，與大量社會資源關注各類他殺案例相比，對預防自殺的關注卻非常少。以至於在今天，中國自殺情況的具體現狀、原因及其詳細的變化趨勢成為一個謎，如何科學、有效地在中國開展自殺預防更無從談起，目前直接為預防自殺而採取的政策措施十分有限且效果存疑。

這一切影響著中國開展預防自殺工作，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健康的需求，且由於自殺的人際傳染效應，如果缺乏適當的干預措施，可能會導致傷害蔓延。

為什麼在中國，關於自殺的研究如此之少？為什麼公共政策都儘可能避開自殺問題？如何更好地在中國，尤其是自殺比例相對較高的農村地區開展預防自殺工作？近日，曾在中國農村開展過社會學田野調查，並長期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楊華，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專訪，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

自殺是社會問題，而非制度或政策問題

南方週末：全球疾病負擔項目組的最新研究大致地估計出中國自殺情況大幅下降，但其他更具體的情況說不清楚。根據你的瞭解，國內關於自殺的調查數據，其範圍和質量整體處於怎樣的狀況？

楊華：目前國內學者難以獲得詳細的全國性自殺統計數據。即便是官方公佈的地方性數據，也不一定能夠反映出農民自殺的真實情況。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官方沒有統計過農民自殺數據。在我們調查過的農村，通過訪談讓農民回憶近四十年的自殺案例，受訪人越多，挖掘的案例也會越多，說明農民對自殺案例的記憶並不一定是準確的。而官方掌握的數據主要是衛生系統的數據，且更多的是縣、鄉醫院給自殺農民洗胃的數據。能夠進醫院洗胃的自殺者說明喝藥的劑量不大，而多數自殺者並沒有等到送進醫院就已身亡。另外採取別的一些自殺方式的人一般都到不了醫院。所以，官方掌握到的數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從2010年左右，鄉村公共衛生系統開始統計死者的死亡原因，其中對自殺身亡者要進行統計說明，對相關死亡數據進行每月一上報。這有利於更加精準地統計自殺數據。但該統計也有一定問題，因為有時候鄉村醫生並不一定知曉死者的真實死亡原因，尤其是在一些農村，人們將老年人生病後自殺視為得病身亡，而不認定為自殺。另外，鄉村醫生跟死者家屬確認死亡原因時，如果填寫“自殺”，家屬可能也有意見，這樣鄉村醫生會根據死者家屬的意見去上報死亡原因。這也造成了對死亡原因的不準確統計。

南方週末：你曾提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關於自殺的學術討論明顯不足。其實，除了缺乏詳細的自殺統計數據外，公共政策方面也極少關照這一問題。你怎麼看待這種現狀?

楊華：的確，在中國，學界和政策部門對自殺都討論較少。之所以如此，從學界來說，原因在於中國社會科學界擅長抽象的理論思考，以及對既有數據的分析，而惰於實地調查，包括社會學界也是如此。社科學者都希望在辦公桌上研究問題，而不想用腳做學問，當學者們得不到自殺的統計數據時，關於自殺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可能展開。於是學者就抱怨政府為什麼不開放數據。但事實上，當你帶著瞭解問題、解決問題的心態置身於田野時，就完全可以深入瞭解自己的研究對象，自然也就可以做好研究。研究者應該更多地從主觀方面找原因，而不是將沒有相關的學術討論歸結為客觀因素。

從政府層面來說，不是說政府不關心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對農民自殺問題有認識，也有相關的干預政策，包括從基層公共衛生開始對自殺數據的統計。諸如對老年人自殺問題的干預、提高老年人醫療、養老待遇等，都是一些比較好的干預措施。但政府介入對自殺問題的討論卻較少，地方政府甚至害怕轄區內自殺問題被曝光。地方政府不是將自殺問題視為社會問題，而是錯誤地認為它是制度和政策出問題的結果。如果一個地方自殺較多，被曝光了，地方主官擔心被問責，千方百計地捂蓋子。而事實上，自殺作為社會問題，是經濟社會、文化及家庭變遷的產物，與制度、政策問題還相距甚遠，倒是可以通過討論和研究，在制度和政策上對自殺進行有效干預。所以，對於自殺問題，政府應該脫敏。

農民進城緩解了代際衝突

南方週末：國外的研究一般認為，自殺的原因主要歸結為精神類疾病。就你在農村調查研究的情況來看，中國農民自殺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楊華：

家庭內部密集的交往容易產生成員間的矛盾和糾紛，進而開啟結構性緊張關係。當這種張力越大，成員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就越大，也就越難以調和，從而很容易促發某些成員自殺的激烈行為。通常來說，年輕婦女和老年人更容易成為衝突中自殺的高危群體，他們自殺的誘因是夫妻矛盾、公婆與媳婦的矛盾以及親子矛盾。

南方週末：現有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農村自殺情況遠高於城市，但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200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也觀察到中國自殺比例，尤其是農村自殺比例的大幅降低。從社會學的視角，如何去解釋199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自殺比例的大幅降低？

楊華：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流出農村到城市務工，年輕婦女也加入到了這個隊伍之中，留在農村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同時，2000年以後，尤其是2010年以後，農村青壯年人口的城鎮化加劇，他們不僅在城鎮務工，還在城鎮定居。這種代際之間在空間上的隔離狀態，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代際之間發生矛盾的可能性。

代際之間不生活在一起，沒有需要共同作出決定的家庭事務，且長時間不見面，反而使得親子關係、婆媳關係轉向親密化、和諧化。另外，青壯年的城鎮化並不是無條件的，而是需要父代長時期的支持才能完成，包括父代對子代在城鎮購房的支持、父代作為“老漂族”給子代看管小孩，以及父代給子代的城市生活輸送柴米油等物質，這些都加強了代際之間的情感關係，而極大地化解了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

從農村整體社會環境來講，2000年以後，農村成為爭相進城、實現家庭發展的競爭社會。農民家庭要想在競爭中不落後於他人，甚至比他人更早更快地城鎮化，就得集全家之力，也就是代際合力才能實現。這樣的話，代際之間在家庭權力及資源上就不再是競爭關係，而是合作關係。這樣也就極大地緩解了家庭內部的張力，使農村社會的結構性緊張弱化。

也就是說，村莊社會的競爭關係沖淡了家庭內部的結構性緊張關係，代際之間的張力被代際合作取代，兩代人為了共同的家庭發展和與他人競爭的目標而實現了真正的“上陣父子兵”。農民城鎮化的競爭越激烈，代際合力就越有必要，代際關係就會越緊密，家庭內部的緊張關係就越弱，由此帶來的矛盾、糾紛及自殺就越少。

南方週末：代際合力只是村莊內部競爭格局變化的產物嗎？

楊華：代際合力的形成，除了要共同面對村莊競爭之外，還與農民家庭資源的獲得渠道與空間有關係。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家庭資源主要是在村莊內部通過耕種土地獲得的，對每個家庭來說，獲得更多土地、投入更多勞動力就能獲得更多財富。於是在村莊裡，除了村民之間在土地、山林、水利等資源上有競爭之外，在家庭內部，父代家庭與子代家庭之間在土地和勞動力上也存在競爭關係，都希望獲得更多土地和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比如子代希望父代的勞動力能夠投入到自己小家庭的事務上，而父代也有自己的事務，也希望獲得更多的土地和投入更多的勞動力，於是二者就構成了張力。

而2000年以後，青壯年的流動與城鎮化，使得農民家庭的資源和財富更多地是通過外出務工來獲得，家庭的土地則完全由中老年人來耕種。這樣，代際之間在家庭資源和勞動力上就不存在競爭，而是形成了老年人在家務農和年輕人在外務工的勞動力分配格局。老年人在家種地，還能夠照顧孫輩，解放了年輕人的勞動力。家庭正是通過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與合作參與村莊競爭。在這種分工與合作模式下，家庭內部也就不再有較強的緊張關係。因家庭結構性緊張關係而導致的農民自殺持續減少，年輕婦女自殺基本上絕跡。

關於自殺研究的四個建議

南方週末：與社會學關注社會結構性轉變不同的是，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傾向於認為，中國1990年代以來自殺率的大幅下降可能主要歸結於農藥使用量的下降和毒性的降低。而從國際上來看，中國自殺情況的變化也顯得十分獨特，且缺乏足夠確鑿的解釋。你怎麼看待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中國自殺問題的不同解釋？

楊華：這些年來，農村自殺問題大為緩解，中國自殺率大幅下降主要源於農村自殺率的下降，而農村自殺率下降又要歸因於農村年輕婦女自殺率的驟降。目前農村自殺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自殺上。老年人自殺在一些農村地區有上升的趨勢。

農村對農藥的管制和使用變化，確實減少了一些自殺，但主要減少的是那些並不是真正想通過喝農藥身亡的自殺，比如賭氣型自殺、威脅型自殺等。真正想自殺身亡者還可以通過其他渠道自殺。其實，公共衛生學領域的自殺研究主要是從個體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去探討自殺原因，給出的干預措施也多為個體性的。但是，中國社會正處在鉅變之中，自殺問題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儘管與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有關係，但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更多地還是需要從社會整體層面給予關注和解決。

南方週末：那在你看來，要想真正弄清楚中國自殺的情況，還需要進一步做哪些研究工作？

楊華：我覺得對自殺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可以從四個方面進一步加強。

第一，要加強調查研究，除了數據上搜集和統計之外，還要深入自殺者所處的社會和家庭環境之中，將自殺個案置入整體環境中去理解自殺問題。自殺問題是現代化的產物。農村自殺問題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現象，它與農村其他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會有勾連和相互聯繫的一面。因此，在研究自殺問題時，也要關注農村經濟社會的其他問題。

第二，要在全國農村調研的基礎上進行區域比較研究。中國農村區域廣闊，經濟社會和地域文化的差異巨大，不同地區的自殺問題也有差異，通過比較研究找出不同地區、不同群體自殺的邏輯與機制，然後因地制宜地探尋出干預的措施。

第三，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在自殺問題上脫敏，既不能諱疾忌醫，也不能將自殺問題政治化。只有開放的心態才能通過調查、討論和研究把握問題的真諦，才能找到問題的解決辦法。

第四，要在農村一線多做實踐，總結經驗和好的做法。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從2002年開始在湖北荊門、洪湖等地四個村做農村老年人協會的實驗，將老年人組織起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娛樂、閒暇、家庭矛盾、照料等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實踐四五年後，當地老年人就對老年人協會有了主體的認同感，並且說自從有了老年人協會，老人“吃掛麵”（當地對“上吊自殺”的別稱）的都少了。這樣的做法成本低、效果好，值得推廣。這種實踐要多做。

基層組織是預防農村自殺的重要主體

南方週末：看來研究上還有大量的事情要做，那實踐層面，目前要想解決好自殺預防問題，你認為關鍵是什麼？

楊華：就目前農村的情況來說，老年人自殺已經成為很嚴峻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必須有承擔責任的主體。一方面，老年人自殺更多的不再是因為家庭關係緊張，而是由於人口流動、農村家庭發展和競爭壓力帶來的對老年人精神和物質照料的缺失。個體家庭已經難以承擔這個責任，必須有超越個體之外的主體來承擔。

另一方面，老年人自殺作為普遍的社會問題，理應由國家通過設置議程來解決。所以，對於農村老年人自殺，國家要成為責任主體。但是並不意味著農村家庭、子代就可以推卸責任。個體的責任依然需要承擔，畢竟是由於其贍養的責任沒有履行到位而造成老年人自殺的。

那麼就履行責任而言，在國家層面就是要將農村老年人自殺當作一個社會問題來對待，要將其問題化，要主動地討論問題、出臺政策，進行有效地干預。其中，基層組織是農民自殺干預的最重要的主體。一方面基層組織，尤其是村兩委幹部最瞭解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現問題可以在第一時間出現並及時干預；另一方面基層組織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包括將婦女組織起來解決婦女及家庭問題；將老年人組織起來解決老年人精神照料及家庭矛盾問題。將這些問題解決了，導致農村兩大自殺高危群體——年輕婦女與老年人自殺的結構性因素也就很大部分解決了，他們也就不太會去自殺了。

再者，基層幹部可以介入農村家庭生活和家庭關係，及時解決農民家庭問題、調解家庭矛盾、化解農民心理問題，從而減少誘發農民自殺的負面性事件。

南方週末：既然自殺的導火索主要是家庭關係問題，那麼家庭成員在自殺預防中應該處於怎樣的角色？

楊華：個體家庭也要承擔其責任。這就需要地方政府要將自殺當作非正常死亡事件來對待，要對自殺個案進行立案調查。一是要調查真正的自殺原因，進行歸檔統計；二是要找出自殺的責任，讓個體家庭承擔相應的責任，包括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三是對其他家庭給予震懾和教育，使他們承擔更多還沒有盡到的養老責任。在有些農村地區，農民對老年人自殺不當回事，缺乏正確的認識，認為老年人自殺是正常死亡。通過國家對老年人自殺問題的介入，可以起到撥亂反正的效果。

南方週末：從預防自殺的現有措施來看，近十年來，全國已經陸續建成了近50條心理援助熱線，也稱預防自殺熱線，以應對包括自殺在內的心理危機問題，主要通過接聽電話的形式開展相關的干預工作。你覺得這是否能幫助解決農民的精神困擾和自殺問題？

楊華：預防自殺熱線的方式是很重要的自殺干預措施，相關機構和人員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熱情，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非常值得讚賞和鼓勵。但是這種自殺干預也只能干預部分能夠干預的自殺行為，也就是意欲實施自殺者中會打電話的那部分自殺，這部分人確實是有精神或心理問題困擾，自己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但是大部分自殺者並不會將自己的自殺心理或行為跟人分享。而在農村，無論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自殺，還是現在的自殺，多數不是因為個體精神或心理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問題，因而不能僅僅靠個人心理疏導來化解問題，而是要對社會結構進行調整。所以，預防自殺熱線對農村自殺的干預難以起到效果。對農村的自殺干預還是要藉助於基層組織的力量，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深入群眾，將農民組織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南方週末記者 王江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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