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們走得再遠，也要記住來時路上的初心。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重溫毛澤東於1949年8月14日為新華社撰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會給今天的我們許多關於重大問題認識的啟迪，為新時代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提供歷史借鑑和方法指南。
20世紀20年代初至新中國成立前夕，是中國政治發生天翻地覆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華盛頓體系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爾塔體系確立，從國民黨上臺執政到它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所推翻，這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中國政局和中外關係處處充滿變數。
在這個動盪的世界裡，毛澤東認為，無論國際形勢怎樣演變，外部力量也不會對中國的前途產生根本影響。
同時，中國革命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維護人民利益的目標，決定了新中國同西方大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難以避免，至於這種矛盾和衝突的表現形式、尖銳程度和持續時間則取決於雙方的政策，特別是中國革命的進程。
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進行期間和結束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眼看國民黨政府的倒臺已成定局，美國的決策者不得不重新審查自己的對華政策。
1948年9月，美國國務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繼續僅僅對蔣介石承擔義務，不是一種好的外交。
10月，司徒雷登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國民黨政府，特別是蔣介石“已較過去更加不孚眾望，並且愈來愈眾叛親離”。他向國務卿馬歇爾提出，可否“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者國民黨內的其他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以便組成一個沒有共產黨參加的共和政府”。馬歇爾因為害怕美國要對此“產生的新局面擔負責任”，沒有同意這樣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與李宗仁進行長談。李宗仁胸有成竹地說，美國政府應勸告蔣介石“在目前軍事上尚未完全失敗前離職”，並表示新的領導如果能夠得到美國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麼，“它就能取得中國西南地區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
隨即，司徒雷登又向馬歇爾建議發表一項表示支持新的非共產黨政權的政策聲明。此後，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劃下，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
對於這場主要由桂系勢力掀起的新的和平運動，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曾寄予希望。有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還極力勸說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已經破產的“中間路線”的主張，又被某些地方實力派和民主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來。他們企圖在和談中造成同國民黨、共產黨三分天下的局面，或建立區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劃地自保。
為了徹底揭露國民黨企圖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達到“劃江而治的目的”的“和談”陰謀，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指出：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
針對少數人在革命態度上的模糊和動搖，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又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發表了《關於時局的聲明》。聲明強調，蔣介石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他所提出的和談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而是繼續戰爭的條件。
中國革命的發生、發展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非外部的力量所能左右，即使外部勢力直接出兵干涉，也無法挽救國民黨政權的敗亡。
1949年4月23日午夜，第三野戰軍第35軍由下關經挹江門進入南京，將紅旗插上“總統府”，宣告南京解放。此時，仍留在南京觀望的司徒雷登，“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一起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到了1949年五六月間，司徒雷登與他的私人顧問傅涇波曾多次同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秘密接觸，試探即將建立的新中國對美國的態度。黃華告訴他，美國政府應明確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停止援助蔣介石。
6月8日，傅涇波告訴黃華說：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國前到北平見周恩來。並稱關於中美關係“美國現在很難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級方面的意見，回去講話才有力量”。第二天，中共南京市委將此情況電告中央。
6月14日，周恩來以中央名義電告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傅涇波如再要求來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學一行”。至於是否與周恩來見面，“待其到北平後再定”。終因美帝國主義阻撓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未能成行。
在此情形下，1949年7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根據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要求，立即通知司徒雷登，美使館飛機試飛與離境返回美國路線的三條規定：一是試飛地點為南京市西南郊曠野上空，試飛區域長寬十英里，高度50呎上下，試飛時間為一小時半。二是離境路線由南京起飛後直線向東，保證起飛後一小時零十分之內完全飛出中國國境。三是試飛時，為免使市民驚擾，擬在報上登一消息。
正當中國人民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離華返美的途中，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的白皮書，並把國務卿艾奇遜7月30日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作為該書的序言一起發表。白皮書的正文分為八章，敘述了從184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望廈條約》以來，直至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基本勝利時為止的中美關係。
白皮書特別詳細地敘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1949年的5年中間，美國實施的對華政策，共1054頁、100多萬字。其主要意圖：一是對內平息國會中反對黨派和美國公眾就總統對華政策失敗而發出的指責，為自己辯護；二是揭露蔣介石政府過去幾年與美國的實際關係，以表明國民黨政府的倒臺主要責任不在美國政府方面，而是由於國民黨本身的無能；三是推卸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責任，對外重塑和平使者的形象。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在中美關係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8月12日，即在白皮書發表的一週後，新華社編輯部就以《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為題，發表了第一篇社評。
8月14日，毛澤東親筆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文章。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指明：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那就是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
“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斗爭的歷史時代……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還批評了國內一部分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他意味深長地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帝國主義兇惡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因此，毛澤東提醒人民必須：“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
與此同時，毛澤東告誡人們說：“‘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接著，毛澤東又一針見血地說道：“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
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著）強加於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
這件事，經過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勵’，據說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為了進一步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教育國內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對美國存有幻想和糊塗思想的人，使他們不上帝國主義的當。
從1949年8月18日至9月16日，即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又接連為新華社寫了《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4篇載入史冊的檄文，其鏡鑑意義不言而喻。
首先，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通過對白皮書的透徹分析，使人們能夠全面的、清醒的認識中美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以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採取的正確態度。
特別是對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如何正確認識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上給予了指點迷津。從這個意義上講，白皮書的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一件好事。正如毛澤東所說：“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其次，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對白皮書進行批判時，更多的是把它作為一個反面教材，引導那些對美國仍然抱有幻想的人和“有錯誤思想的人”，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去認識美國當權者向國民黨提供援助，支持其打內戰，導致中國老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真實面目，以爭取更多的中間派人士對革命和對共產黨的支持。
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的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
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說服工作”，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意志和決心。同時，還正告那些干涉中國內政者，要“從中國事變中吸取教訓……著手改變他們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政策，採取和中國人民建立友好關係的政策”，才是人間正道。
再次，毛澤東發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旨在檄告天下：白皮書既“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也是一部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記錄和辯護書。
一方面，白皮書披露了美國侵華和國民黨腐敗的若干事實材料，不得不承認中國革命“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也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
另一方面，白皮書為在重大歷史關頭，進一步認清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的本質，教育人民認清真相、分清敵友，提供了歷史教科書。
同時，也告誡全國人民在全國平定以後，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仍將在中國“破壞和搗亂”，我們務必要時刻提高警惕。
摘編自《群眾》2019年第20期，原標題為《重溫》
作者：徐春（作者系南京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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