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過明孝陵都會發現朱元璋墓前立著一個石碑，石碑上面寫著：治隆唐宋，這是康熙皇帝親筆書寫的，他每次路過南京都要在明孝陵對朱元璋行三跪九叩之禮。治隆唐宋意思是朱元璋對國家的治理要超過唐宋。唐宋所創造的盛世景象，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筆。而朱元璋在整頓官吏，反貪打虎上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特別是對於規章制度的建設上，一直影響到清朝。
當然由明太祖頒佈的刑典數量繁多，其中《大誥》就有兩百多條。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尤其重視吏治，針對大明王朝初期的官員怠政，貪汙腐敗等情況，他於洪武十八年親自編定了《大誥》，並且要求每家每戶都要有一本，朱元璋通過一段時間案件審理，並以《大誥》告誡軍民不要重蹈覆轍。
可以想象，《大誥》在明朝洪武年間是具有的法律效應，甚至比當時的《大明律》法律效應還要強，官員量刑的時候首先參考的是《大誥》，其次才是《大明律》。
但是《大誥》個人色彩太過於濃烈，一些語言以及量刑上有失偏頗，所以在朱元璋去世之後，便被遺棄了。但是朱元璋通過《大誥》所傳遞出來的嚴刑峻法的精神，卻在明朝傳遞下來，甚至影響到後來的清朝。
為何頒佈《大誥》
《大誥》不是一篇簡簡單單的文誥，而是由四部分組成的，分別在洪武十八年，為《大誥》作序並且頒佈了最初的79條，次年為《大誥》續編了87條，同年十二月份再次編寫了《大誥》43條，前前後後一共頒佈四次《大誥》。
明朝初年，經過長期的戰亂，民生凋敝，蒙古時期遺留下來的種種不良風氣大行其道，比如官員開始強佔土地，百姓開始逃避兵役以及稅收等行為，極大影響了當時社會穩定，而且買官賣官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朱元璋意識到必須整頓吏治，特別是修正官員的風氣，他認為元朝之所以會滅亡，就是因為吏治不嚴所導致的“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因此他頒佈了《大誥》，《大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要比《大明律》量刑要重。
朱元璋在《大誥》序中寫道，之所以要推行《大誥》，是因為之前發生的一系列大案，比如洪武九年的“空印案”，官員在沒有行文的告書上先行蓋上印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作為宰相胡惟庸，結黨營私；洪武十八年“郭桓貪汙案”，這些案件株連上萬人的性命。
朱元璋認為“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元朝時期的政策太寬鬆了，給明朝留下了太多的弊端，以至於到了洪武年間的時候，這些犯罪現象屢禁不止，所殺之人屍體都還沒有來得及移走，新的罪犯又來了，都是前朝遺留下來的風氣所導致的。所以朱元璋一改前朝時期的寬鬆政策，要例行峻法，要用《大誥》來繼續鞏固其執政綱領的實施。
大誥源自於《尚書》當中周公姬旦的故事，周公在征討殷商的時候，對民眾下的訓誡名為《書·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後來孔子評價：“陳大道以誥天下”，所以成了名篇。
朱元璋通過嚴格的律法約束自己的臣民，以此達到整頓朝綱的目的。但是朱元璋並不是野史當中記載的暴君，在徐禎卿編撰的《翦勝野聞》以及祝允明的《野記》都把朱元璋形容為暴君，其實朱元璋的嚴苛主要體現在吏治上，對於經濟領域，朱元璋主要還是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在農業上採取輕徭薄賦，興修水利，開墾屯田，抑制豪強等積極的經濟政策。
《大誥》所表現出的種種嚴刑峻法，和朱元璋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朱元璋出生於元末動亂年代，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伴隨著不斷的天災，農業生產凋敝，百姓困苦不堪，各地農民起義也是此起彼伏，並以星火燎原之勢遍及華夏大地。
在朱元璋17歲的時候，他家因為遭遇淮北大旱，緊接著是餓死之人，無人掩埋，造成了大面積的瘟疫，餓殍遍野，他父母長兄都在這場災難當中都被餓死，朱元璋只能被迫進入皇覺寺做和尚，以此來養活自己。可是後來寺廟內也沒有餘糧養活他，於是在寺廟呆了8年的朱元璋，投奔了當時的一支起義軍郭子興。
在投奔郭子興之後，憑藉自身的才幹，朱元璋逐步得到郭子興的重用，並且成為郭子興的女婿。1353年，朱元璋向郭子興請求去家鄉鳳翔募兵，從而有了自己的親兵部隊，並開始培植自己的勢力。到了1355年，郭子興病死，朱元璋便掌握了這支隊伍的實際控制權。經過艱苦打拼，在他的人生不惑之年，自立為帝，創建了明朝，實現了從草莽到天子的人生角色轉換。
所以朱元璋對於貪汙瀆職的行為恨之入骨，採取了零容忍的態度，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大誥》的量刑要比《大明律》要嚴峻很多。量刑的輕重對民眾的震懾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對嚴令禁止的行為施以重刑，是減少犯罪行為的有效手段之一。
《大誥》的不足之處
《大誥》作為一部刑法典章，量刑是非常嚴苛的，而且還有很強的隨意性，比如量刑當中經常會用斬首、凌遲、滅族等刑罰，據統計被《大誥》處以極刑的案件不低於萬件。
同時量刑的隨意性，也給另有企圖之人，拿著《大誥》得以進行私刑。比如陳壽六案件，陳壽六原本一農民，因為被縣吏欺負，於是把縣吏五花大綁送到南京，此事得到朱元璋的褒獎，並且免除了陳壽六的賦稅，而且規定“設有捏詞誣陷陳壽六者，亦族誅”。不得對陳壽六進行誣陷，否則誅九族，如果他人都效仿，給正常的司法帶來很大麻煩。
朱元璋在《大誥》中規定，官員受賄枉法者贓1貫以下杖刑70，每5貫加1等，至18貫處以絞刑；監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者，1貫以下杖80，至40貫者斬首；管理貪汙至60兩銀子以上的梟首示眾，並處以剝皮之刑。朱元璋經常把各地寺廟作為剝皮場所，用人皮實草，警告百姓，讓人觸目驚心。
《大誥》不是明朝初期就有的，而是朱元璋統治二十多年之後才實施的重刑，其實在《大誥》之前，朱元璋已經開始他酷刑的政策，但是效果不佳，而且還遭到臣民的反對。朱元璋認為之所以沒有起到應有效果，是因為刑法不夠重，因此他不斷加重刑法，以達到效果。
在《大誥》中還充斥著大段的說教之詞，比如朱元璋表示推出這些刑典也是迫於無奈，“糧長之設……定殷實之家。當關勘合之際，面聽朕言，朕乃竭氣語諭之再三日‘毋害吾良民’。更兼前大誥內，戒敕分明。豈其所在糧長不遵大誥，仍前為非，虐吾民者多矣”。
但是總體來說，朱元璋的嚴刑峻法並沒有起到廉政的效果，在《大誥》頒佈之後，浙江、廣東、福建等地的官員，居然出現了沒有一個是任職期滿的情況，都是因為貪腐問題下臺的。
同時朱元璋利用嚴刑峻法，加強中央集權控制，逐步縮小司法和執法部門的權力。比如鞭笞五十以上的刑罰要縣一級的官員決定，杖刑八十要由州一級的官員決定，如果是重刑，都要經過他這裡。如果像朱元璋、朱棣這種勤政的皇帝還能夠執行，如果是隆慶、萬曆這種怠政的皇帝，整個刑法都會混亂。
結束語
《大誥》當中不但有刑法典章，而且還有各階層人們的行為規範，甚至涉及到家庭教育等方面。比如《大誥》中“：“且孝，冬溫、夏清、晨省、昏定；飲膳潔淨，節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戰陳勇敢；不犯國法”，這些類似於《朱子家訓》訓誡，希望百姓能夠各安其分，遵守自己的倫理道德。甚至還對百姓使用的器物、服飾的花色、飾物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甚至規定百姓房子不允許雕花，否則都要處以重罪。
朱元璋一生活了71歲，在位時間達到31年，所以他有足夠的時間借鑑前朝的經驗與教訓，去設計國家制度，以及刑法典章等。明朝的國家制度既是前朝的延續，同時朱元璋在自己實踐經驗當中不斷總結，發展出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時也對後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資料：《明太祖實錄》《明史》張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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