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張愛玲一生的至愛。她之所以一生熱愛《紅樓夢》，是由她的審美觀決定的。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張愛玲是少數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之一。貴族出身給她提供了良好的家學環境，博覽群書又讓她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理解人情世態。

張愛玲對古今中外的文學有深刻了解，但無論是對於哪種形式的藝術，她喜歡的，都是那些有“人生的回聲”、有日常生活氣息的藝術。張愛玲不喜歡高揚的藝術，她追求安穩的人生和藝術。

一、傾聽“人生的回聲”

對傳統舊小說，張愛玲不喜歡那些神話、歷史和英雄故事，她惟獨喜歡《紅樓夢》、《金瓶梅》、《海上花》、《醒世姻緣》等文人寫的而非民間流傳的言情小說。終其一生，張愛玲都對《紅樓夢》無比喜愛，甚至到了痴迷和夢魘的狀態。

張愛玲肖像

張愛玲在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紅樓夢，並對紅樓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八歲時就開始讀《紅樓夢》、《西遊記》、《七俠五義》等古典小說。十四歲就創作了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

定居美國後，張愛玲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研究《紅樓夢》和翻譯《海上花列傳》兩本書，並寫、譯有《海上花開》、《海上花落》以及《紅樓夢厴》等著作。

她在《紅樓夢厴》一書的序中寫到：“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紅樓夢》。《紅樓夢》遺稿有‘五六稿’被借閱者遺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時間機器飛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來搶回來。”從這話中，足見她對《紅樓夢》的喜歡。

張愛玲之所以對《紅樓夢》情有獨鍾，是與她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密切相關的。在作品集《餘韻》一書裡，張愛玲有一篇《談宗教》的文章，她認為中國人表面上沒有什麼宗教可言，但中國文學裡卻瀰漫著大悲哀。這種悲哀其實是對歲月無情、人生短暫、苦多歡少、聚散無常的感嘆。

張愛玲出生地老宅

關於中國文學中的這個“悲”的傳統，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說：“這種審美趣味無疑帶有明顯的民族烙印。從李賀、李商隱的詩，李煜、李清照的詞，到戲劇《桃花扇》、《長生殿》，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國文學中有一個善於表現‘淒冷’情調的傳統。”

張愛玲是這樣理解中國文學裡的這個“大悲哀”的。她在《談宗教》一文中說到：“世界各國的人都有類似的感覺，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是個新發現，並且停留在這階段。一個一箇中國人看見了花落水流，於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吁，感到生命之短暫，但是他們就到這裡為止，不往前想了。滅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不因此就灰心，絕望，放浪，貪嘴，荒淫——對於歐洲人，那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反應。”

她認為這種約束的美，是中國人最值得引以自豪的。張愛玲在這裡發現的，是中華民族審美特性裡一個很本質的特徵：感到人生的悲涼、空虛，卻不因此放浪形骸或絕望，而是知道約束而不放鬆，知道如何去珍惜生命熱愛生活，這“大悲哀”裡就有了一種人情的豐富涵義。

上海張愛玲母校

明知人生無常，短暫，但還是要堅持。因為文學裡有大悲哀，所以，“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躍——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它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或者正是因為沒有宗教觀的中國人意識到了“一切對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所以才要在意從日常生活中，在物質的細節上尋找意義和永恆。

在這能令人“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細節上，張愛玲發現了中國文學一個強大的生生不息的敘事傳統——我們可將它稱為關於日常生活的敘事傳統。而且她一直對此寫作路徑充滿自信，並且一直將它作為自己穩定的藝術風格來追求。立足於日常生活，《紅樓夢》寫盡人間各種情感，又由於始終有一個“大悲哀”的底色，這種種情感就有了人情之種種曲折、可憐、可喜或幽婉，這之中就有了人情之美。

於是，在這種“大悲哀”——日常生活敘事——人情美三者的循環、交錯、滲透中，渲染出了一種魯迅稱之為“人情小說”的中國特有的文學品種。

二、“大悲哀”裡的人情

張愛玲小說和《紅樓夢》最深刻的血緣關係，在於兩者在情感本質上的共通：一是傷逝往昔歲月；二就是中國式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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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和曹雪芹，都是曾經榮華富貴的貴族之後，對於如煙如雲消逝了的往昔歲月，他們不是沉湎夢想，因為他們明知往日永遠不會再來；但他們也不是摒棄，更不是批判，他們是時有追懷傷逝的情緒，是為舊人舊時代唱輓歌的情調。舊式大家庭是這輓歌中的吟唱主角。

事實上，作為維繫了中國幾千年封建文明的一種最主要的社會倫理組織關係，中國的舊式大家庭有它極為複雜的多面性。一生努力過上家大業大的好日子，幾乎是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正統且得到社會認可的生活理想。當翻天覆地的新時代到來的時候，曾在舊時代舊制度舊秩序裡，盡享優越的大家庭的張愛玲所面臨的，更多的是懷戀、挽留、感慨、迷茫、無奈、苟且和所謂“惘惘的威脅”

他們留戀那往昔歲月。只不過是曹雪芹的懷戀明顯，而張愛玲更加隱晦些。曹雪芹的輓歌明唱在《紅樓夢》大量的詞曲裡，而張愛玲則唱在那不時咿呀響起的胡琴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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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大悲哀”一方面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嘆，感慨人生之有限，另一方面則是“並不因此就灰心”，而是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該堅持什麼還得堅持什麼。張愛玲的小說，大多都是指向這樣一個對生活妥協、無奈的情感旋律。意識到人生的種種不如意，但還是肯定、依戀、執著於這樣的人世生活。

《鴻鸞禧》裡的婁太太，窩窩囊囊地忙完了兒子的婚禮坐在客廳裡，一向百般看她不順眼的丈夫說了個笑話，一屋子人全笑了，這笑話本不是她應當笑的，但“婁太太只知道丈夫說的笑話，而沒聽清楚，因此笑得最響”。

《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振保，睡前剛因破敗的婚姻向妻子煙鸝擲過檯燈座，但“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最能代表這種情緒的，是小說《留情》的結尾：“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然而郭鳳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著。”這就是中國式的“大悲哀“裡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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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裡的“好了歌”，好似一出大戲的主題曲，使得全書籠罩著一種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傷旋律。寶玉所感受到的痛苦，比如充滿爾虞我詐的仕途經濟、人生有限、沒有不散的宴席、天地無情、愛憐弱者、純潔被褻瀆、孤獨、愛而不得等等，其實已經是非個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痛苦

關於《紅樓夢》的“大悲哀”裡隱含的“人情美”，近代大學者王國維早在百年前就有深刻論述。王國維運用西方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理論，展開了對《紅樓夢》的批評。《紅樓夢》巨大的藝術價值也是第一次被如此隆重地發現。

1904年7月《教育世界》雜誌發表了王國維的長篇論文《〈紅樓夢〉評論》。全文分五章：分別是《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以及《餘論》。

在今天看來，王國維把叔本華理論，完全套用於《紅樓夢》》，有點牽強的味道，但王國維的研究最有意義的有兩點：第一，他自《紅樓夢》》問世百年來首次肯定了它是一本表現人生本質的小說，是“為人生”的小說。“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曰《紅樓夢》。”；第二，他肯定了《紅樓夢》是描寫人情之“壯美”和“優美”的“宇宙之大著述”。

上海張愛玲住過六年的愛丁堡公寓

在第一章，王國維第一句，就引用了老莊的話來切入自己的慾望理論。他寫到：“《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這裡的“身”和“大塊”，指的就是人的肉身，或者人之所以為人中“物性”或“生物性”的一面。

王國維由此觀點出發，指出生活之本質就是“欲”，慾望是人一切的痛苦之源。由於慾望“原生於不足”，因而人的慾望本性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得不到滿足的狀態是人永遠的苦痛。由於得不到滿足慾望的對象，人就會心生厭倦。

在第二章，王國維繼續深入論述他的慾望與藝術的理論。他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中“飲食”之慾是“形而下學”的，而“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他認為所有藝術包括宗教，都是為了解脫慾望之痛苦這個目的而產生的。《紅樓夢》之所以稱得上“宇宙之大著述”，就是因為它描寫了解脫之路。

事實上，《紅樓夢》的魅力，正在於曹雪芹充分寫出了在王國維所謂的“解脫”過程中，這些人物所表現出來的人性和人情美。

上海市博物館藏張愛玲習作

王國維按照叔本華的觀點把悲劇分為三種。“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而第三種悲劇，則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王國維認為寶、黛之愛情悲劇就屬第三種。在寶、黛婚姻上，賈母愛寶釵之婉約隨和識大體會做人，而不喜歡黛玉之孤僻小性，又迷信金玉之邪說而想用金玉婚姻為寶玉的病沖喜。王夫人自然想把孃家外甥女娶進賈府，而作為實權派的王熙鳳則擔心黛玉太聰明，娶進門後自己難以駕御，可能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地位

凡此等促成悲劇的種種因素，王國維都認為這是“自然之勢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並不是有人故意為難，或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原因。他認為只有第三種，才是最感人至深的“悲劇中的悲劇”。為什麼只有第三種悲劇才是“悲劇中的悲劇”呢？因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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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黛之愛情悲劇，並不是什麼惡人有意製造的，也不是什麼盲目的命運，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是沉澱了千年文化觀和價值觀的中國人性中所固有的。但正是在這可怕的人之常情、常理、常境和常德中，悲劇就發生了。這樣的悲劇隱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時時刻刻都有發生的可能，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

王國維之所以認為《紅樓夢》是以“壯美”取勝的最偉大的悲劇藝術，是因為《紅樓夢》通過日常生活描寫了人性人情中永恆的悲劇因素。而小說的感染力正在於對這悲劇美的成功描寫。王國維表面上似乎生搬硬套了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但他卻通過分析，在本質上抵達了《紅樓夢》所蘊涵的真正的藝術價值：人情之美。

《紅樓夢》是以描寫為主的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是中國文學對人類文學藝術的偉大貢獻。社會是實的而人世是虛的，《紅樓夢》正是通過社會生活之實，寫透了人世人生之“虛”。

三、重新續寫“女心的世界”

寫出“大悲哀”裡的人性美，這正是日常生活敘事的核心。在這一點上，張愛玲繼承了人情小說的精髓。二十來歲的張愛玲，之所以能以如此老到的話語出現在文壇，一方面是家庭出身原因，一方面也正是因為她太爛熟《紅樓夢》，她從閱讀中瞭解了真正的人情世態。張愛玲從《紅樓夢》等舊小說裡發現的，正是這個日常生活的人情秘密，而且把它當作自己一生的藝術目標。

上海張愛玲故居常德公寓樓下書屋

在《紅樓夢》縝密的日常生活描寫中，張愛玲從中學到了細節描寫，學到了如何通過禮節習俗、飲食起居、穿衣打扮、擺設器物等等描寫，為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塑造服務。從《紅樓夢》中，張愛玲還找到了自己寫小說的語言方式，甚至用詞。

《金鎖記》裡曹七巧和姜季澤調情的場面，就有王熙鳳與本家兄弟侄子打情罵俏的味道；《沉香屑——第一爐香》裡梁太太家的擺設，讓人想起秦可卿的房間擺設；就連用詞，也不時冒出類似《紅樓夢》里人物常掛在嘴邊的“仔細”、“小蹄子”等字眼；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最有《紅樓夢》敘事味道的就要數《金鎖記》了。

《紅樓夢》最大的藝術成就，是突出地塑造出一群十分個性化的人物。小說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480多人，數得上典型人物的有幾十個，而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和王熙鳳，則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典型形象。

然而，曹雪芹對這些人物的反覆渲染，並不是通過什麼跌宕的故事情節，讀者也根本看不出作者有任何的敘事技巧和策略，整部書都是細密的日常生活描寫。大量的日常生活細節，構築起了整個文本的密實肌理，這一點和《儒林外史》裡所呈現的敘事風格是完全一致的。

上海張愛玲住過六年的愛丁堡公寓

《紅樓夢》的出現，代表著中國小說一個至今不可超越的藝術巔峰。它批判地繼承了唐傳奇、《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說以及《儒林外史》的敘事手法，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重大突破，這個突破就是寫出了“大悲哀”裡的人情美。

胡蘭成在《中國文學史話》中，把《紅樓夢》說成是一個女心的世界。他認為好的小說，都是描寫了女心世界的小說。“女心的世界”也就是描寫日常生活和人情美的世界。

張愛玲是一個創造了自己的“女心的世界”的作家。她的寫作資源，更多是得益於中國傳統小說，並在中國文學精神中，找到了伸張自己人生理想的方式。張愛玲所承續和發揚的書寫日常生活的文學傳統，為現代小說如何進一步在生活世界中展開，找到了新的根據。

張愛玲那個時代，寫小說的人很多，但許多的小說，或者流於散文化，或者過於強調戲劇性，都有不少失真的地方。而張愛玲的寫作，非常注重細節和日常性，有力地改寫了我們對那一時期的中國小說的總體印象

上海張愛玲母校舊址

細節與散文式的情緒相對，日常性與戲劇性相對，這兩點正是小說的核心要素。張愛玲的小說，看起來敘寫的都是阿婆阿媽的瑣事，但這樣的小說，則使小說走向了它的本體——沒有對每一個人的身體生活的敘寫，小說就無法與現實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更無法獲得堅實、準確的真實感。

這些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都做到了。她不多的小說篇章，至今仍是我們研究現代中國都市生活的重要依據，也是現代中國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寫照之一，正如《金瓶梅》、《紅樓夢》是明清時期中國日常生活的寫照一樣。

結語

張愛玲小說這朵藝術奇葩，是深深紮根在中國傳統文學的土壤裡的。她既熟練掌握了白話小說的敘事模式與語言技巧，又深刻洞悉了現代人心和日常人情，她小說中獨有的“豔異”之美，人情之美，在血脈上重新接通了中國白話小說、尤其是《紅樓夢》的偉大傳統，並使這一傳統獲得了現代意識，從而發揚了中國古代小說以日常生活為依託的言情敘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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