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张爱玲一生的至爱。她之所以一生热爱《红楼梦》，是由她的审美观决定的。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张爱玲是少数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之一。贵族出身给她提供了良好的家学环境，博览群书又让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理解人情世态。

张爱玲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有深刻了解，但无论是对于哪种形式的艺术，她喜欢的，都是那些有“人生的回声”、有日常生活气息的艺术。张爱玲不喜欢高扬的艺术，她追求安稳的人生和艺术。

一、倾听“人生的回声”

对传统旧小说，张爱玲不喜欢那些神话、历史和英雄故事，她惟独喜欢《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醒世姻缘》等文人写的而非民间流传的言情小说。终其一生，张爱玲都对《红楼梦》无比喜爱，甚至到了痴迷和梦魇的状态。

张爱玲肖像

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红楼梦，并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八岁时就开始读《红楼梦》、《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十四岁就创作了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

定居美国后，张爱玲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红楼梦》和翻译《海上花列传》两本书，并写、译有《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以及《红楼梦厣》等著作。

她在《红楼梦厣》一书的序中写到：“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从这话中，足见她对《红楼梦》的喜欢。

张爱玲之所以对《红楼梦》情有独钟，是与她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在作品集《余韵》一书里，张爱玲有一篇《谈宗教》的文章，她认为中国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宗教可言，但中国文学里却弥漫着大悲哀。这种悲哀其实是对岁月无情、人生短暂、苦多欢少、聚散无常的感叹。

张爱玲出生地老宅

关于中国文学中的这个“悲”的传统，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说：“这种审美趣味无疑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从李贺、李商隐的诗，李煜、李清照的词，到戏剧《桃花扇》、《长生殿》，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善于表现‘凄冷’情调的传统。”

张爱玲是这样理解中国文学里的这个“大悲哀”的。她在《谈宗教》一文中说到：“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是个新发现，并且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了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短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嘴，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她认为这种约束的美，是中国人最值得引以自豪的。张爱玲在这里发现的，是中华民族审美特性里一个很本质的特征：感到人生的悲凉、空虚，却不因此放浪形骸或绝望，而是知道约束而不放松，知道如何去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这“大悲哀”里就有了一种人情的丰富涵义。

上海张爱玲母校

明知人生无常，短暂，但还是要坚持。因为文学里有大悲哀，所以，“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跃——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它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或者正是因为没有宗教观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所以才要在意从日常生活中，在物质的细节上寻找意义和永恒。

在这能令人“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细节上，张爱玲发现了中国文学一个强大的生生不息的叙事传统——我们可将它称为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传统。而且她一直对此写作路径充满自信，并且一直将它作为自己稳定的艺术风格来追求。立足于日常生活，《红楼梦》写尽人间各种情感，又由于始终有一个“大悲哀”的底色，这种种情感就有了人情之种种曲折、可怜、可喜或幽婉，这之中就有了人情之美。

于是，在这种“大悲哀”——日常生活叙事——人情美三者的循环、交错、渗透中，渲染出了一种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的中国特有的文学品种。

二、“大悲哀”里的人情

张爱玲小说和《红楼梦》最深刻的血缘关系，在于两者在情感本质上的共通：一是伤逝往昔岁月；二就是中国式的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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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曹雪芹，都是曾经荣华富贵的贵族之后，对于如烟如云消逝了的往昔岁月，他们不是沉湎梦想，因为他们明知往日永远不会再来；但他们也不是摒弃，更不是批判，他们是时有追怀伤逝的情绪，是为旧人旧时代唱挽歌的情调。旧式大家庭是这挽歌中的吟唱主角。

事实上，作为维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明的一种最主要的社会伦理组织关系，中国的旧式大家庭有它极为复杂的多面性。一生努力过上家大业大的好日子，几乎是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正统且得到社会认可的生活理想。当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曾在旧时代旧制度旧秩序里，尽享优越的大家庭的张爱玲所面临的，更多的是怀恋、挽留、感慨、迷茫、无奈、苟且和所谓“惘惘的威胁”

他们留恋那往昔岁月。只不过是曹雪芹的怀恋明显，而张爱玲更加隐晦些。曹雪芹的挽歌明唱在《红楼梦》大量的词曲里，而张爱玲则唱在那不时咿呀响起的胡琴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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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大悲哀”一方面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叹，感慨人生之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并不因此就灰心”，而是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该坚持什么还得坚持什么。张爱玲的小说，大多都是指向这样一个对生活妥协、无奈的情感旋律。意识到人生的种种不如意，但还是肯定、依恋、执着于这样的人世生活。

《鸿鸾禧》里的娄太太，窝窝囊囊地忙完了儿子的婚礼坐在客厅里，一向百般看她不顺眼的丈夫说了个笑话，一屋子人全笑了，这笑话本不是她应当笑的，但“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的笑话，而没听清楚，因此笑得最响”。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振保，睡前刚因破败的婚姻向妻子烟鹂掷过台灯座，但“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最能代表这种情绪的，是小说《留情》的结尾：“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这就是中国式的“大悲哀“里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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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好似一出大戏的主题曲，使得全书笼罩着一种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旋律。宝玉所感受到的痛苦，比如充满尔虞我诈的仕途经济、人生有限、没有不散的宴席、天地无情、爱怜弱者、纯洁被亵渎、孤独、爱而不得等等，其实已经是非个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痛苦

关于《红楼梦》的“大悲哀”里隐含的“人情美”，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早在百年前就有深刻论述。王国维运用西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展开了对《红楼梦》的批评。《红楼梦》巨大的艺术价值也是第一次被如此隆重地发现。

1904年7月《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了王国维的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全文分五章：分别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以及《余论》。

在今天看来，王国维把叔本华理论，完全套用于《红楼梦》》，有点牵强的味道，但王国维的研究最有意义的有两点：第一，他自《红楼梦》》问世百年来首次肯定了它是一本表现人生本质的小说，是“为人生”的小说。“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第二，他肯定了《红楼梦》是描写人情之“壮美”和“优美”的“宇宙之大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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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王国维第一句，就引用了老庄的话来切入自己的欲望理论。他写到：“《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这里的“身”和“大块”，指的就是人的肉身，或者人之所以为人中“物性”或“生物性”的一面。

王国维由此观点出发，指出生活之本质就是“欲”，欲望是人一切的痛苦之源。由于欲望“原生于不足”，因而人的欲望本性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状态是人永远的苦痛。由于得不到满足欲望的对象，人就会心生厌倦。

在第二章，王国维继续深入论述他的欲望与艺术的理论。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中“饮食”之欲是“形而下学”的，而“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他认为所有艺术包括宗教，都是为了解脱欲望之痛苦这个目的而产生的。《红楼梦》之所以称得上“宇宙之大著述”，就是因为它描写了解脱之路。

事实上，《红楼梦》的魅力，正在于曹雪芹充分写出了在王国维所谓的“解脱”过程中，这些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和人情美。

上海市博物馆藏张爱玲习作

王国维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而第三种悲剧，则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王国维认为宝、黛之爱情悲剧就属第三种。在宝、黛婚姻上，贾母爱宝钗之婉约随和识大体会做人，而不喜欢黛玉之孤僻小性，又迷信金玉之邪说而想用金玉婚姻为宝玉的病冲喜。王夫人自然想把娘家外甥女娶进贾府，而作为实权派的王熙凤则担心黛玉太聪明，娶进门后自己难以驾御，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地位

凡此等促成悲剧的种种因素，王国维都认为这是“自然之势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并不是有人故意为难，或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原因。他认为只有第三种，才是最感人至深的“悲剧中的悲剧”。为什么只有第三种悲剧才是“悲剧中的悲剧”呢？因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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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黛之爱情悲剧，并不是什么恶人有意制造的，也不是什么盲目的命运，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是沉淀了千年文化观和价值观的中国人性中所固有的。但正是在这可怕的人之常情、常理、常境和常德中，悲剧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有发生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王国维之所以认为《红楼梦》是以“壮美”取胜的最伟大的悲剧艺术，是因为《红楼梦》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了人性人情中永恒的悲剧因素。而小说的感染力正在于对这悲剧美的成功描写。王国维表面上似乎生搬硬套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但他却通过分析，在本质上抵达了《红楼梦》所蕴涵的真正的艺术价值：人情之美。

《红楼梦》是以描写为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中国文学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伟大贡献。社会是实的而人世是虚的，《红楼梦》正是通过社会生活之实，写透了人世人生之“虚”。

三、重新续写“女心的世界”

写出“大悲哀”里的人性美，这正是日常生活叙事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张爱玲继承了人情小说的精髓。二十来岁的张爱玲，之所以能以如此老到的话语出现在文坛，一方面是家庭出身原因，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她太烂熟《红楼梦》，她从阅读中了解了真正的人情世态。张爱玲从《红楼梦》等旧小说里发现的，正是这个日常生活的人情秘密，而且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艺术目标。

上海张爱玲故居常德公寓楼下书屋

在《红楼梦》缜密的日常生活描写中，张爱玲从中学到了细节描写，学到了如何通过礼节习俗、饮食起居、穿衣打扮、摆设器物等等描写，为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塑造服务。从《红楼梦》中，张爱玲还找到了自己写小说的语言方式，甚至用词。

《金锁记》里曹七巧和姜季泽调情的场面，就有王熙凤与本家兄弟侄子打情骂俏的味道；《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梁太太家的摆设，让人想起秦可卿的房间摆设；就连用词，也不时冒出类似《红楼梦》里人物常挂在嘴边的“仔细”、“小蹄子”等字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有《红楼梦》叙事味道的就要数《金锁记》了。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成就，是突出地塑造出一群十分个性化的人物。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480多人，数得上典型人物的有几十个，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则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典型形象。

然而，曹雪芹对这些人物的反复渲染，并不是通过什么跌宕的故事情节，读者也根本看不出作者有任何的叙事技巧和策略，整部书都是细密的日常生活描写。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构筑起了整个文本的密实肌理，这一点和《儒林外史》里所呈现的叙事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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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小说一个至今不可超越的艺术巅峰。它批判地继承了唐传奇、《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以及《儒林外史》的叙事手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这个突破就是写出了“大悲哀”里的人情美。

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把《红楼梦》说成是一个女心的世界。他认为好的小说，都是描写了女心世界的小说。“女心的世界”也就是描写日常生活和人情美的世界。

张爱玲是一个创造了自己的“女心的世界”的作家。她的写作资源，更多是得益于中国传统小说，并在中国文学精神中，找到了伸张自己人生理想的方式。张爱玲所承续和发扬的书写日常生活的文学传统，为现代小说如何进一步在生活世界中展开，找到了新的根据。

张爱玲那个时代，写小说的人很多，但许多的小说，或者流于散文化，或者过于强调戏剧性，都有不少失真的地方。而张爱玲的写作，非常注重细节和日常性，有力地改写了我们对那一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总体印象

上海张爱玲母校旧址

细节与散文式的情绪相对，日常性与戏剧性相对，这两点正是小说的核心要素。张爱玲的小说，看起来叙写的都是阿婆阿妈的琐事，但这样的小说，则使小说走向了它的本体——没有对每一个人的身体生活的叙写，小说就无法与现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无法获得坚实、准确的真实感。

这些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都做到了。她不多的小说篇章，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都市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现代中国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写照之一，正如《金瓶梅》、《红楼梦》是明清时期中国日常生活的写照一样。

结语

张爱玲小说这朵艺术奇葩，是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土壤里的。她既熟练掌握了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与语言技巧，又深刻洞悉了现代人心和日常人情，她小说中独有的“艳异”之美，人情之美，在血脉上重新接通了中国白话小说、尤其是《红楼梦》的伟大传统，并使这一传统获得了现代意识，从而发扬了中国古代小说以日常生活为依托的言情叙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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