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在歷史上沒有可以完全對應的經驗可談。美蘇之間是軍事和戰略的競爭，美日之間沒有軍事方面的競爭，有經濟和思想方面的競爭，但總的戰略兩國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國這個個案比較複雜
圖/AFP
文 |《財經》記者 金焱 發自美國華盛頓
在8月30日見到黃亞生前，他的公眾號文章剛更新不久，黃亞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的議價能力，或者說是談判籌碼在增強。有可能中國最大的籌碼是和貿易戰沒有直接關係的——就是改善國內自己的投資環境和增強民營企業的信心。他一直認為只要有一個法治的、中性的投資環境，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
作為在美國常春藤名校任教多年的華人教授，黃亞生對中國和美國都有第一手的瞭解和觀察，他注重實證數據分析，思考也不侷限於某一特定領域。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圖/IC
見到黃亞生時，特朗普已經在任三年。黃亞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強人政治的代表。在國內層面，特朗普自競選起長期的針對包括移民問題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極端言論煽動起了美國國內一些極端和種族分子內心最深處的躁動，為國內社會的安全製造了不穩定因素。在國際層面，特朗普一再攪亂國際現有的秩序和多邊機制，埋下可能爆發動亂的不穩定因素。
無論是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還是其他政策政令，美國社會近來出現了全方位的反彈，但黃亞生指出，這是守勢不是攻勢。特朗普對中美關係以及對美國社會帶來的影響，會持續二三十年。
選擇偏差與反彈
不是因為特朗普上臺，美國對中國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朗普代表了美國藍領工人以及企業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對中國的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不滿。過去在中國這種不滿的聲音很少有人聽到，這是選擇偏差的問題
《財經》：中美競爭對中國學生和華裔學者帶來了衝擊，在波士頓這邊感覺反應大嗎？
黃亞生：反應很大。主要是研究型的學者受衝擊，美國出了幾次華人教授被解僱的事件。問題主要出在生物醫學領域，因為最先開始搞調查的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但我相信馬上會擴大到材料學等更多更廣的領域。
《財經》：華裔學者首當其衝，背後是大環境的問題，還是文化衝突的問題？
黃亞生：這類事情的發生與中美關係交惡有關。我不瞭解那些學者的具體情況。但至少有一種可能性，中國人有的時候，對程序性的東西不是特別重視，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到現在為止，我所瞭解的情況，沒有一起是跟國家安全有關係，這也許是因為現在調查還沒擴展。我認為更大的可能性是個人行為的問題。
大的環境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需要更復雜的討論。中美關係交惡是一個觸發點，而美國學術機構的人員參與到中國的人才計劃中，是否要面臨那些懲罰則需要探討。
但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從來就是百花齊放的，批評中國的聲音從來就沒停過，只不過是我們有選擇性地聽取，比如更多的是那些華爾街的中國看法。《財經》：所以說不是完全而突然的變化。
黃亞生：不是因為特朗普上臺，美國對中國就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並不認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如貿易戰，但特朗普代表了美國藍領工人以及企業界，包括高科技公司對中國的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不滿。過去在中國這種不滿的聲音很少有人聽到。
《財經》：就是說美國關於中國的各種爭論非常激烈。各種聲音都有，但我們只聽到好的一面。
黃亞生：這是選擇偏差的問題。那些不滿意的人也就消失了。我經常同美國政府接觸，包括給奧巴馬和美國國務院做一些情況簡介。更早的時候我從上世紀90年代初就參與去國會向現在的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人遊說，美國要保留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後來克林頓上臺給中國以永久性的最惠國待遇，不用每年討論了。2000年中國入世。
這段歷史傳遞的信息是，美國所有討論的根基，不是說同中國進行貿易來買到便宜貨，靠企業安排全球的供應鏈。最根本的是用接觸戰略的理論，後面有很強大的意識形態的根基。從中國的角度看，一方面中國自己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中國存在經濟至上的錯誤看法，認為中國市場可以搞定一切。
《財經》：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引發中美“脫鉤”（decoupling）的爭論。
黃亞生：中美經濟脫鉤對美國科技界影響很大。科技企業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以美國高通公司和中國的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例，今天的華為非常重視科技研究與合作。高通則是美國企業中唯一有能力可能做5G的企業，該業務板塊與華為是競爭關係，但高通的大客戶恰恰也是華為。2018年高通是華為在美國第三大供應商。因此，將華為列入實體名單，意味著美國企業不可以和華為有任何的接觸和交流，也就意味著高通不可以參與任何有關5G發展的過程和標準的制定，這將打擊高通自己開發5G的能力。
另外，考慮到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過去幾十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科研經費實際都在縮水。在聯邦經費總額未增加的前提下，美科研開支結構日益單一，科研經費分配不均。經費多集中於生物醫藥領域和幾個單獨的領域，其他領域的科研經費受到擠壓。
美國應該向中國學習，同中國競爭，甚至採取中國的這種模式，而不是去限制中國。
美國口口聲聲說中國侵犯其知識產權，但又限制中國企業赴美投資，而投資就是尊重知識產權的表現，所以美國的政策是打自己的嘴巴。特朗普的政策很混亂。
《財經》：特朗普上任後對全球化、對美國等等帶來了很多損害，以後能修補回來嗎？
黃亞生：我認為可以修補，美國兩黨雖然對華一致的程度比較高，但對特朗普執行對華政策的方式方法並不認同，所以近來出現了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全方位反彈。但它是守勢不是攻勢。
《財經》：出現反彈的主要動因是什麼？
黃亞生：這與特朗普胡來有關。即使支持對中國強硬的也不完全贊同他的做法，出爾反爾，不斷加碼。貿易戰只是一個次優的方式，應該有其他的方式；另外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都是美國主流不贊同的。
黃亞生眼中的特朗普是典型的強人政治的代表。圖/視覺中國
競爭的常態
中美就是競爭關係。在國際關係裡，競爭有貶義色彩，但在經濟學領域，競爭是好事
《財經》：特朗普明年可能被選下去嗎？
黃亞生：可能性很大。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為總統的幾率很高。但即使民主黨上臺中美也不大可能恢復到以前。在我看來，中美就是競爭關係。在國際關係裡，競爭有貶義色彩，但在經濟學領域，競爭是好事。中國過去圍繞競爭用的詞都是模稜兩可的，中美在本質上的關係就是競爭關係。
《財經》：你所說的競爭是指什麼？
黃亞生：競爭包括思想上的競爭、經濟上的競爭，這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政治上的競爭，戰略的競爭，但軍事方面的競爭比較複雜，它是1和0的博弈，不是雙贏。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達成有序的方案比較難。中美關係，跟美蘇關係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多個維度的，中美在軍事戰略方面如果是敵我關係，在其他方面則是競爭關係，平衡怎麼掌握？操作起來更復雜。
《財經》：就是說中美在歷史上沒有可以完全對應的經驗可談。
黃亞生：美蘇之間是軍事和戰略的競爭；美日之間沒有軍事方面的競爭，有經濟和思想方面的競爭，但總的戰略兩國是一致的。所以涉及到中國這個個案比較複雜。在我看來，中美關係的複雜程度需要領導人有素質、資質和認知水平，現任特朗普政府是無法智慧地面對和解決的。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財經》：所以中美是無解的？
黃亞生：中美兩國政策目標設定的期望值應該低一點，只要中美兩國不出大事就行。冷戰從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90年代初的和平時期，有四十幾年的和平，中美能維持40多年的和平也行，就怕連冷戰的程度都達不到。
最近我參加了一個有很多前任美國政府高官出席的會議，我提了一個問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接受這種解決方案：冷戰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冷戰中美蘇互相承認對方的勢力範圍。我們可不可以去想象中美將來互相承認對方的勢力範圍。所以如果美國人開始提對中國冷戰，那不能只提倡冷戰的一個方面，其實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
《財經》：這涉及到臺灣怎麼辦？
黃亞生：臺灣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承認現狀，不改變現狀。在我看來能有40年的和平發展，有全球化、有中國的中產階級，那中國以後的發展都不是問題。
《財經》：你提到全球化，現在經濟全球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黃亞生：與特朗普談全球化是對牛彈琴，說這些東西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是說下一屆假設美國選上來一個比較理智的總統。我希望通過這一輪與美國比較複雜的交往，中國看問題能稍微複雜一點。
《財經》：全球供應鏈相互連接，形成了緊密的紐帶，但貿易緊張局勢使全球供應鏈受到打擊、發生轉移。
黃亞生：全球供應鏈在特朗普上臺前已開始發生轉移，這部分是由於中國國內政策導致的。 中國企業成本在上升，國內報道稱之為勞動力成本上升，這不準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件百分百的壞事。經濟都有兩面性，這邊是成本那邊就是收入，問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沒有形成消費力的增加。所以中國既抱怨勞動力成本低，又抱怨消費不足——因為中間那部分被政府拿走了，這是問題的關鍵。
《財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提到，我們的消費當中存在不少梗阻點和障礙，應該去解決。
黃亞生：中國的勞工收入佔GDP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低，勞動力成本上升並未形成購買力。對企業來講，僱工人的成本上升可以通過產品價格上升進行消化。美國的福特公司就主動給工人提高工資，它就認識到經濟學中的循環流動模型（circular-flow model），金錢和商品在整個經濟體系中是流動的。
所以問題發生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卻未帶來購買力的增加，這種情況使全球供應鏈的安排受到影響，在特朗普上臺後，又加上了貿易戰的衝擊，加速了供應鏈的轉移。
《財經》：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但TPP在政治上覆活的可能性也不大。
黃亞生：奧巴馬推行TPP可以說50%對、50%錯。對的地方就是承諾削減關稅、推行自由與開放的貿易與投資；錯的地方是奧巴馬應把這扇門向中國敞開。比如TPP的勞工標準，中國在很多方面是達標的，越南其實並不達標，但越南在TPP名單上，中國不在。
《財經》：越南被視為是TPP受益最多的國家之一。
黃亞生：對。奧巴馬政府做錯的另一件事是圍繞亞洲開發銀行美國的態度。美國政治上有種說法叫做尼克松訪問中國現象。尼克松是鐵桿反共人士，只有他才能跟中國修補關係。TPP很可能只有左派才能把這事給做起來。
《財經》：所以說2020年假設民主黨上臺，也基本會延續現在的對華政策。
黃亞生：是的，整體來說民主黨還能聽學術界的聲音，不會像特朗普那樣，但中美也不會回到克林頓時代。同時也取決於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
《財經》：中國現在經濟走下坡路，是不是中國應對美國的空間也因而縮小了？
黃亞生：貿易戰本身不是中國造成的，貿易戰為中國帶來了經濟成本，成本這麼大卻是中國自己造成的。企業經營環境改善不足，提高了運營成本，勞工成本上升沒有造成購買力的上升，這是最大的問題。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本來就不應該如此依賴美國市場，這是要反思的。
《財經》：最近的熱門話題之一是，美國最大的連鎖會員制倉儲超市Costco在中國大陸的首家門店在上海開業首日擠爆被迫停業。
黃亞生：如果Costco被擠爆，肯定說明其他商店的東西賣不出去。從馬雲的光棍節到這個擠爆被迫停業的倉儲超市，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消費降級的體現。
我們做學術的人不能只聽故事，要看整體數據——整體數據是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在下降。7月份時我在北京國貿附近住了一個月，那商店一個人都沒有，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消費降級。
《財經》：在你看來中國經濟的出路是什麼？
黃亞生：中國經濟的出路包括高科技的發展，比如華為、5G，還有就是中國創業。中國要想清楚，最重要的是基本面的東西。其實這說來說去都是老話題了：企業環境、產權、市場發展、政府的作用，這和20年30年前討論的題目一模一樣。中國發展的整體態勢條件很好——中國人聰明、刻苦，受教育程度也高，而全世界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人才。
什麼是人才？在東莞打工那些女工都是人才。她們敬業刻苦，無所要求，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這些人都是一個巨大的財富。
特朗普的遺產
特朗普這三年讓我重新認識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終是人治。它所說的法治只是修了一個柵欄，柵欄裡還有很多的事情和問題，最終這個人治決定柵欄可以有多大。他把種族主義調動起來，這可能是美國今後二三十年都會面臨的大問題
《財經》：美國被認為自身的修復能力特別強，怎麼比較特朗普的破壞力和美國的修復能力？
黃亞生：我認為情況可能比現在更糟。就美國的體制來說，體制對特朗普的反彈很大，國會對他進行調查，特別檢察官對他的“通俄”問題調查已結束。確實，縱觀美國體制，從來沒有類似的經歷，歷任美國總統都是在大的邊界限定的條件下，但特朗普完全不同。比如特朗普命令美國在華企業撤離，美國又不是計劃經濟，怎麼命令？
《財經》：後來白宮說是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法案針對的目標是那些“對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以及經濟構成非比尋常且十分嚴重威脅的”存在，歷史上從未有美國總統在處理商業糾紛時動用該法律，更不用說是為了要與最大的貿易伙伴去切斷貿易關係。
黃亞生：我們講法治和人治之間是對立的關係，這個對立關係與我們想象的不同，因為法治說到底也是人。美國的憲法就幾張紙，最終還是人去執行。民主制度可以很強大，也可以很脆弱。比如法律限制的可能性是一個圓，但他個人的限制可能比這個圓還大。比如特朗普因為沒有對自己的個人限制，在某種程度來說他沒有在違法，無論是命令美國在華企業撤離，還是大赦他自己——美國沒有法律說總統不能大赦自己，但這在以前是人想都想不到的。特朗普這三年讓我重新認識了民主，就是民主最終是人治。它所說的法治只是修了一個柵欄，柵欄裡還有很多的事情和問題，最終這個人治決定柵欄可以有多大。當然他們的人治和中國講的人治是不一樣的。
《財經》：特朗普的出現對美國來講是好事還是壞事？
黃亞生：有好的方面，當然不好的方面很多了。如果特朗普只任期四年，這個體制還能夠存活下來，還會繼續發揮作用。
《財經》：如果特朗普連任做八年總統呢？
黃亞生：八年就難講了。特朗普很大的破壞是在全球變暖這個全球最大的問題上，這個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能迴轉，現在等於四年關鍵的時間浪費了，是無法彌補的損失。另外他把種族主義調動起來，這可能是美國今後二三十年都會面臨的大問題。
很多種族問題是被人為地挑起來的。在非洲一些種族間的衝突是政治家挑起來的，比如盧旺達。
《財經》：盧旺達大屠殺？
黃亞生：盧旺達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最開始和平相處，後來就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政客把種族之間的不和挑動起來，就很難收回去。如果美國控槍不力，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暴亂事件。美國種族間的問題這三年在抬頭，這是有數據支持的。
民主黨上臺情況可能更壞，它會引起這些種族主義分子的反彈，現在他們覺得政府的人是他們的人，可以斗膽去做一些事，不是他們的人就變成對他們的壓迫，有壓迫就有反抗。這與美國有這麼多槍卻沒發生政變的道理是一樣的：美國的暴力都是非政治性的，不針對政府、不針對軍隊，而是相互之間的，自我消化，這種現象我估計在美國今後二三十年都會持續。
《財經》：還有一個問題是，特朗普把本已分化的美國社會帶到更嚴重的分化之中。
黃亞生：對，他帶來的長久影響是美國社會種族之間的分化，不是受教育高和受教育低的精英社會的問題。特朗普在破壞精英體制，但民主黨上臺以後就會改觀。
《財經》：美國價值觀的分裂體現在網上幾乎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討論上。
黃亞生：對，這就是互聯網現象。互聯網的任何話題討論都是這樣的。
最初搞互聯網的人認為互聯網會帶來理性，結果現在證明完全相反，它把人最不理性的東西都帶了出來。特朗普的崛起可能會加重這種現象，他的當選本身與此相關。也許互聯網的誕生、社交媒體誕生後的各種怪現象是真正代表人性的。所謂啟蒙是對極少數人的。過去只有少數能寫書、寫文章發表的人，才有發言權，現在非理性的人也有了發言權，這就還原了人類更真實的描述，而不是啟蒙思維。而一個撕裂的社會的定義就是，觀點大於事實。
（本文首刊於2019年10月21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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