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四易畫稿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0週年華誕,70年風雨兼程,70年春華秋實。在慶祝之餘,回顧歷史,從油畫《開國大典》四易畫稿的故事展開,回首那段難忘歲月。

《開國大典》四易畫稿

油畫《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成立的過程,凝聚著全國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它記錄著中國進入歷史新紀元的關鍵時刻。自1952年《開國大典》問世,便廣受關注,毛澤東在觀看這幅畫時,給予高度評價,連連稱讚“是大國,是中國”,他自豪地說:“我們的畫拿到國際上去,別人是比不了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1953年,《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刊登了《開國大典》,並印製為年畫進行發售,至今仍可以在中小學課本中看到此畫作,可謂是家喻戶曉。

《開國大典》四易畫稿

油畫《開國大典》展現的是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那天的場景,主要構圖以紅色為基調,紅毯、紅柱、紅燈籠以及廣場上無數飄動的紅旗,呈現出一種莊嚴與隆重的氛圍,近景呈現的是在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站立在麥克風前,手拿講稿,正在莊嚴地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後是各界人士代表,站立於第一排的是國家副主席,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周恩來總理;第三排左起第一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遠景除了廣場上的人群,奪目的便是那碧藍的天空,開國大典當日是陰天,但董希文為呈現出開國大典“莊嚴而熱烈”的場面,特意採用了“風和日麗”、“富麗堂皇”的效果來處理。

《開國大典》四易畫稿

油畫《開國大典》的問世也是幾經周折。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週年,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始籌備建黨30週年繪畫展,經過幾個月的徵集,近百件繪畫作品彙集於博物館,在篩選中博物館工作人員發現沒有一件突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盛大場景的作品。直至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展出一批表現新中國的作品,並將這個任務交給中央美術學院來完成,《開國大典》便在這次任務中創作而成,37歲青年畫家、知名教授董希文從構圖、調色、運筆、著色,再到畫作最終完成,著實費了一番功夫。首先,他突破資料的限制,大膽構圖,選擇了從天安門城樓向南看的角度,將天安門城樓上、廣場上的場景以及大片碧藍的天空都呈現在觀眾眼前,彰顯出磅礴壯闊之勢。在草圖繪畫中,更是突破限制,按照左實右虛的佈局,將畫面的左邊定格在天安門城樓上,眾多國家領導人站立於城樓,右邊則為佈滿人群和鮮花、紅旗的廣場,從而加大了左右兩邊一近一遠的對比效果,增添了盛典的熱鬧氛圍;同時為了突顯廣場的寬闊景象,董希文更是大膽地將原本在毛澤東右前方的一根大紅柱子去掉,廣場的景象頓顯闊大,為整幅畫面增添了不少恢宏的氣勢,就連著名的建築大師梁思成看到油畫後,都不住地稱讚:“畫面右方的柱子沒畫上去,在建築學上是一大失誤,但在藝術上卻是極大的成功。”

為了能集中精力進行創作,董希文特地在北京胡同租了一間房,用作“創作室”,在精心的創作中,董希文還將西方油畫與敦煌壁畫的畫作技巧結合起來,從而開創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油畫先河。在創作過程中,著名油畫家艾中信等人前往畫室參觀,在對《開國大典》的構圖進行討論中他們發現,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澤東,由於站位靠前,顯得不夠高,大家一致認為,為了突出國家領導人的形象,有必要將毛澤東的形象加高几分。雖然只是加高不到一寸,但修改過程十分複雜,首先用稀料將原畫慢慢洗去,再重新繪畫,董希文在進行整個修改工程可謂是小心謹慎。從開始創作,到部分修改,長4米、寬2.3米的巨型油畫《開國大典》在歷時三個月的時間終於創作完成,作為一幅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情景的繪畫作品,它定格了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更是形象地見證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

《開國大典》四易畫稿

《開國大典》藝術性地反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重大歷史盛況的場景,在新中國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抹色彩。但油畫《開國大典》從它問世的那天起,便與畫中人的命運緊緊相連,在一次次的政治風雲中,被迫刪除、修改、複製。《開國大典》不僅僅定格了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更是從它數次的修改中記錄了一段段中國人無法迴避,也不能迴避的歷史。2011年7月份,在擴建後的國家博物館的展廳裡,人們看到兩幅《開國大典》油畫,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兩幅畫裡的人物是不同的,名畫背後隱藏的故事也是讓人久久回味。

《開國大典》陳列於中國革命博物館僅3年,1954年發生了“高饒事件”,《開國大典》作為共和國成立的歷史見證,也受到此次政治波及。高崗作為畫中的人物元素,站立於畫中第一排最右邊,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求董希文修改《開國大典》,將畫面上高崗的形象抹掉。《開國大典》作為時代的產物,自然被時代所左右,董希文為了不使油畫損壞,經過多次試驗後方才動筆,刪掉了位於最邊上的高崗,而未損壞畫的整體結構。這一版的《開國大典》於1959年,在新中國成立十週年之際,陳列於新建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之中,同時也被選用製作紀念郵票,廣為流傳。

時隔十九年,油畫《開國大典》被再次推到浪口風尖上。“文革”開始後,《開國大典》的作者董希文被下放幹校,其作品也未能避免。1972年,為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三十週年,中央“文革”組開始籌辦美術展,《開國大典》油畫的修改提上日程,中國革命博物館特意將董希文調回北京,進行《開國大典》的修改工作,將劉少奇從畫面上刪除。從整個畫面而言,劉少奇的站位十分突出,進行刪除工作,整個工程將十分複雜,不僅要抹去一個人的痕跡,還要進行一定的修補,填補刪除的空白,同時還牽動著周圍的佈局。董希文作為原畫的作者,自是不願對畫稿進行改動,且當時董希文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癌症晚期,為了能讓作品繼續掛在展廳,為人欣賞,董希文不得不抱病進行修改。為避免稀料外滲,董希文先將一塊與劉少奇形象大小相當的布覆蓋於畫面上,再進行塗抹,然後慢慢將劉少奇的形象慢慢從畫布上颳去,最後在空白處進行一些處理,補全原本只有半張臉的董必武。

希望餘生之年親手將劉少奇恢復,董希文心裡多了一層牽掛,時常對學生說“真希望再有20年……”他在等,等著有一天能親手重現經典。

在刪掉畫上劉少奇形象不久,中央“文革”小組下令對一批五六十年代有影響力的革命歷史畫進行“刷新備用”,油畫《開國大典》又一次成為被“刷新”的對象,這一次要“刷新”的是站立於周恩來身邊的林伯渠,原因並未說明,但據推測,與“江青反革命集團”脫不了干係。而這時董希文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了,改畫的任務實在難以完成。於是改畫的任務便交給了董希文的學生靳尚誼,一面是老師的愛作,一面是組織交給的任務,靳尚誼一度陷入兩難的境地,為了尊重歷史和自己的老師,靳尚誼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由他和畫家趙域按照原圖重新臨摹一幅《開國大典》,在新臨摹的油畫中再進行修改。他們邊臨摹複製邊向重病的董希文請教,最終第四稿《開國大典》問世,但還未來得及同觀眾見面,“四人幫”就倒臺了。1973年1月8日,58歲的董希文帶著遺憾離世,沒等到《開國大典》恢復原貌。

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為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革命博物館提出恢復油畫《開國大典》本來樣貌。但由於董希文原版畫稿經多次改動,實在難以恢復原貌,其家屬為了保證董希文原創,也不同意在原版畫稿上改動,最後博物館再次邀請靳尚誼在第四版,即複印版上恢復原貌。但靳尚誼當時忙於其他事務,便推薦了閆振鐸、葉武林兩位青年畫家,他們在《開國大典》的複製品上還原了劉少奇和高崗的形象。至此,《開國大典》終於恢復了原貌,如今我們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中所看到便是恢復後的版本,而董希文的原作則珍藏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畫庫之中。

今天,當欣賞《開國大典》油畫的藝術價值的同時,更多的是品讀那個特殊年代,回望歷史,砥礪前行。

(譚備戰 陳改革 作者單位:河南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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