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們與油畫《開國大典》
曾經受到毛澤東主席大加稱讚的油畫《開國大典》，作為現代油畫的經典作品，一直被譽為“共和國成立的藝術見證”。它是表現新中國成立這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藝術作品，它將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歷史瞬間定格在畫布上。
《開國大典》這幅凝結了人民熱愛新中國情感的具有紀念碑式意義的精品畫作，其命運卻異常坎坷。它與共和國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在一次次的運動中，它數次被迫修改，最終還原於歷史的真實。
受命創作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30週年紀念日。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重要的黨慶節日，中央決定舉辦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之一就是舉辦黨慶畫展。這為歷史鉅作《開國大典》油畫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1951年初，中國革命博物館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開始籌備建黨30週年繪畫展覽。經過幾個月的徵集準備，畫家們為這次展覽拿出了近百件繪畫作品，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體現共和國成立的氣氛不夠。於是，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委託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完成一批表現新中國的油畫，其中有巨幅油畫《開國大典》。中央美院把這項艱鉅的任務交給了37歲的青年畫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1914年生於浙江紹興，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油畫家。受毛主席讚譽的油畫大家，國家文物局規定的“作品一律不得出境”的六位大師之一。他曾在蘇州藝專、杭州藝專等地學習過，後又到西南、西北地區學習創作。他在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達3年之久，畫作多次得到徐悲鴻等眾多著名畫家的好評。他擅長革命題材創作、人物畫的本領是行內知名的。1949年初北平解放，他創作水粉畫《北平入城式》。他幾次為領袖、英雄畫像，並參加過開國大典。董希文的油畫在寫實的基礎上，吸取借鑑民族繪畫及民間藝術的手法，注重油畫的民族性。作品以人物為主，大都反映現實生活，有強烈的時代感。代表作有：《苗女趕場》、《祁連放牧》、《哈薩克牧羊女》、《迎接解放》、《開國大典》、《紅軍不怕遠征難》、《紅軍過草地》、《百萬雄師過大江》、《春到西藏》及《千年土地翻了身》等。出版有《長征路線寫生集》、《董希文畫輯》、《董希文作品選集》等。作品集：《長征路線寫生集》、《董希文畫集》、《董希文素描集》。由他執筆創作《開國大典》這幅作品，應該說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更是一個歷史的選擇。
董希文接到任務後，通過對開國大典的電影、攝影、圖片資料的研究，認為資料裡的領導人和廣場上的群眾不在一個圖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象中，這幅畫應該是新中國開國領導集體與廣場群眾同在一個畫面的構圖。他決定打破寫實的限制，採用一種表現派和現實派相結合的大膽的藝術處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選擇畫面構圖。
董希文先畫了一張草圖，並經常揣著這張畫稿，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地徵求美術界及文藝界人士的意見。草圖上，董希文創造性的突破有兩個：一個是除毛主席側身站在靠近中間位置外，其他領導人都站在左邊三分之一的畫面裡，而右邊是廣場群眾，這樣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佈局按一般構圖規律來看有失平衡，但卻能更好地突出節日氣氛；另外一個是按正常規律，在毛主席的右前側應有一根大紅柱子，但草圖中被抽掉了，廣場顯得更為開闊。為了慎重起見，董希文請教了幾位建築學家。梁思成這樣評價：“畫面右方有一個柱子沒有畫上去……這在建築學上是一個大錯誤，但在繪畫藝術上卻是一個大成功。”
董希文當時曾對著名油畫家艾中信說：“能有機會創作這樣重大的革命歷史畫，是千年難逢的好運氣。可是照片和電影資料不符合我的構思理想，只能用作參考。這幅草圖試圖把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場面和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聯繫在一起，我認為不這樣不足以表現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事件的宏偉氣概……這件作品必須集思廣益，否則難以畫好，限期又緊，我真有點著急呢！”
在《開國大典》的創作過程中，董希文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為了節省時間，他常在畫室的椅子上過夜。由於房間太小，畫幅上接房頂，下貼地板，作畫時他得一會兒爬上房頂，一會兒躺在地上。他的女兒董一沙說：“《開國大典》動筆以後，父親常常是沒日沒夜地畫。那時，他抽菸抽得很多，沒半天工夫，菸灰缸就滿滿的了。在他畫得入神的時候，喊他吃飯，都聽不見，家裡人都知道，這時候絕不能打擾他，只好先把飯留起來。”
1952年，董希文在北京西總布衚衕一間普通的房間裡，以高昂的熱情、精湛的藝術技巧，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獨立創作出了革命歷史油畫《開國大典》。他在談到這幅畫的創作時說：“在帶有裝飾性處理的這幅畫裡，盡力表現出富麗堂皇，把風和日麗的日子裡的一個莊嚴而熱烈的場面描繪出來。”
為了藝術性地反映這個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莊嚴慶典，他沒有侷限於人眼所看到的實際場面，而是採取了從天安門城樓向南看的角度，使得天安門廣場和大片碧藍的天空展現在觀眾面前。為了開闊視野，他把按一般透視規律應該看到的一根廊柱抽去，使畫面頓覺敞亮起來，展現出一個真正的泱泱大國的氣象。
畫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的中央，正在麥克風前莊嚴地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後站著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董必武、宋慶齡、李濟深、張瀾、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們胸前佩帶著代表的紅籤，臉上呈現出聆聽著《公報》的激動心情。廣場上紅旗如林、絢麗多彩，整齊的隊伍和嚴肅的標兵顯得莊嚴、隆重、熱烈。城樓上左面的一排大紅柱子及大紅宮燈，嶄新的紫紅地毯、盛開的菊花，朵朵的白雲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鴿，無不象徵著我們偉大祖國的獨立、自由、繁榮、昌盛與和平。遠處升起的五星紅旗，標誌著中華民族數千年封建制度的結束，也是我們古老民族的新生。
《開國大典》在色彩的構思和運用上大膽地運用碧藍、大紅、金黃組成基調，用藍、棕、綠調和。董希文談到：“畫天空，不論面積多大，最好一次塗好，為了將天空畫得乾淨統一，或上下有意識的變化，天色最好用大碗預先調成上、中、下三層顏色，免得在調色板上拼拼湊湊調得很亂。而調上、中、下三層天色，又應先調上空色，中層色再加白粉或添點什麼顏色就成下層天際色。《開國大典》的天空畫得乾淨利落，明朗美麗之極。”他的女兒董一沙介紹說：“父親畫天安門城樓上的地毯時，為了增強地毯的質感，在顏料中摻上鋸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強了地毯的質感。畫中張瀾長袍上的褶皺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摺好，專等到慶典才穿上去的。還有漢白玉的欄杆故意沒有畫得很白，而是偏黃，是為了體現中國是有幾千年歷史的古國……”
《開國大典》的成功，無疑首先在於題材的重大和思想的深刻。但要表現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場面，如果畫家沒有深刻的感受，沒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沒有非表現不可的大決心和巨大的毅力，簡直是不可能的。董希文創造性地吸收了中國畫的表現技巧，對各種不同的對象，採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在繪畫語言的處理上有獨到之處。正如他自己說：“在《開國大典》的繪畫語言上，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畫家拉斐爾的一些畫法，以及中國古代工筆畫的畫法。這幅畫的題材，需要嚴肅單純的風格，用冷靜精細的態度，從下面去一部分一部分畫開去。同時讓一切細節服從大的東西、大的要求和總的精神。碧藍的天空，大紅的柱子、宮燈，金黃色的菊花、瓦片，嶄新的紫紅地毯，既相融合又成對比，使人感到單純明朗而有力量。”這體現了他自己一貫提倡的“遠看驚心動魄，近看奧妙無窮的境界。”
廣泛影響
《開國大典》作為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作為歌頌新中國成立的世紀傑作，從它誕生那天起就備受人們的關注。它問世後，《人民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發表了油畫《開國大典》。人民美術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畫和各種美術圖片大量發行，印數達100多萬張，並收入當時的中小學課本。
《開國大典》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肯定和稱讚。一天，周揚等領導帶董希文去中南海彙報，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國家領導人。當他們一起看到《開國大典》時，幾位國家領導人都很興奮。毛澤東點頭讚道：“是大國，是中國。”他還自豪地說：“我們的畫拿到國際上去，別人是比不了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
《開國大典》被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這幅畫展出後，在藝術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徐悲鴻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董希文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應得一百分。”但他同時也以西洋油畫的傳統標準做了後半句評價：“也應扣掉五分，因為缺少一點油畫特色。”這裡所說的“缺少一點油畫特色”，是指這幅畫在很大程度上運用了中國傳統畫的手法和風格。但這恰恰被很多畫家認為正是《開國大典》的成功之處。如果按傳統油畫用光和設色的手法去創作，這幅畫就不會有這種熱烈的氣氛。艾中信說：“《開國大典》在油畫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創造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油畫新風貌。這是一個新型的油畫，成功地繼承了盛唐時期裝飾壁畫的風采，體現了民族繪畫特色，使油畫朝著民族化的方向發展。”至此，繪畫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導的“油畫中國風”。《開國大典》無疑成為這一理論的典範之作，而這種思潮一直影響至今……
《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隨即和廣大群眾見面並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歷史畫。董希文精心設計的這件新穎的油畫被藝術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使他在國際上也獲得了聲譽。自從《開國大典》問世，這幅洋溢神州風采的油畫，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多次修改
作為一幅反映重大歷史事件主題的政治繪畫作品，人們欣賞《開國大典》，正是因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族新世紀。它不僅鼓舞了中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時也震撼著世界人民的心坎，為新中國從此屹立於東方而同心歡慶。但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畫中人物的命運就決定了此畫的命運，同時又牽涉到畫家的命運。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開國大典》這幅畫被迫數次修改，這在繪畫史上是少見的。其作者董希文因這幅作品而聲名鵲起、名揚全國，也因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擊迫害，飽受政治磨難。
《開國大典》完成後才三年，就發生了“高饒事件”。作為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的高崗於1954年初被撤銷職務，8月自殺身亡，此後又被開除出黨。中國革命博物館要求董希文修改《開國大典》，將畫面上的高崗形象抹掉。《開國大典》中的第一排領導人全是國家副主席，從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因為高崗站在前排最邊上，為了不使畫面損壞，董希文在其它油畫上做了多次實驗後才動筆，刪掉了高崗的畫像。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少奇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在畫面上去掉劉少奇。這個修改工程就更難了，因為不是簡單地去掉一個人，而且要另外補上一個人，還要牽動旁邊的人。更為難的是，董希文此時已得了癌症，手術後雖然情況尚好，但體力衰弱，實在難以負擔這樣繁重的精神和體力勞動。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館親自進行修改，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很遺憾，等到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親自在《開國大典》上恢復劉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而籌辦紀念美展，把董希文從幹校調回北京，要求他重畫此畫，而此時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後期，又有人想抹掉畫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來的政治局委員），因為他在延安時曾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這時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誼，靳尚誼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複製了一幅，這是此畫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幫”後，隨著劉少奇的平反，本著實事求是、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原則，中國革命博物館徵得上級同意，決定將《開國大典》恢復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實之詞的連累，作了很大的改動，難以恢復原貌，董希文家屬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動。博物館只好委託著名畫家靳尚誼修改，當時靳尚誼忙於其他事情，便推薦了北京青年畫家閻振鐸、葉武林。他們在《開國大典》的複製品上畫上了劉少奇和高崗。至此，《開國大典》終於恢復原貌——這就是我們今天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覽廳裡所見到的《開國大典》（複製品），而原作則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畫庫裡。
《開國大典》歷經風風雨雨的磨難，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顯現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時期藝術和政治關係最有力的證明，是共和國成立歷史的最好藝術見證。
《開國大典》（不含高崗）
《開國大典》（不含劉少奇、高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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