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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福/文
“ 到了明代泉州逐漸衰落,貿易中心轉移到漳州,之後再轉移到廈門,泉州反倒一度淪落為廈門的附庸。
校/捕風者 畫/一條人文主義狗 圖/地緣谷
2018年福建各地級市經濟排名中,廈門GDP總量和增速均位居福建省排名第三,第一名是領跑福建經濟二十年的泉州,第二名是省會福州。
由要塞到貿易中心
對於廈門來說,由單純的軍事要塞成長為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這反應了廈門由邊緣城市到區域性中心城市再到全國重要城市的發展。但對比來說,位居第一的泉州GDP接近廈門的兩倍,增速也遠高於廈門,可見廈門並沒有因為其特殊的地位而一家獨大。
廈門發展受制於面積,這點基本上已經成為共識。廈門面積僅有1699.39平方公里,排名全國倒數第四,相較於動輒一萬平方公里以上的省內城市福州、泉州以及同樣副省級城市的青島、大連,廈門只是它們的零頭。因此,即使作為通商口岸和經濟特區,狹小的經濟腹區和自身面積有限這一短板限制了廈門發展的空間。
除了面積太小以外,這一現象的形成也有其歷史原因。廈門始築於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廈門地處九龍江出海口,港闊水深,避風條件好,其海岸線長達234公里,12米深以上的深水海岸線有43公里,適於作為港口。18世紀初法國人霍爾德稱其為“世界上最好的的港口之一”,清代《廈門志》也稱其為“東南門戶”。
起初廈門作為海防重地開始引起重視,明中後期在廈門駐紮官兵防備海盜,16世紀開始逐漸取代泉州和漳州作為東南地區海上交通樞紐,崇禎年間月港因海禁封閉,廈門正式取代其地位。
公元1646年清軍攻入福建,福建本地的實力派—鄭氏家族在鄭成功的帶領下堅持不懈的進行
反清戰爭。鄭成功以廈門、金門兩地為根據地進行反清戰爭,但終究是“器械不備,糧餉不足”,為了擴充實力,鄭成功在其家族原先經營貿易的基礎上,以廈門為中心開拓了覆蓋日本、東南亞的貿易網。有日本學者統計,1650年前後到日本的70艘中國船中有59艘來自鄭氏所控制地區,繁榮的貿易為鄭成功的抗清運動提供了充足的糧餉,也使廈門進一步向貿易中心的發展。
鄭氏的抵抗最終還是失敗了,康熙二十二年大將施琅率領的大清水師在在澎湖列島大破鄭氏水軍,同年鄭氏向清廷投降。
此前清廷為打擊鄭氏而實施“海禁”,廈門貿易一度受到影響,現在大患已除,清廷遂於康熙二十三年
解除海禁,並在廈門設置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在廈門的船隻每年春初趁東北風直接通航到今天新加坡、泰國等地,次年初秋再借西南季風返回,一時間“番船往來,商賈翔集,物產靡至”。但清廷貿易政策向來不穩定,此後數次施行海禁又數次開禁,廈門的貿易頗受影響,最終自嘉慶二十年起清廷只許廣州一口經手茶葉貿易,廈門更受打擊而暫時衰落 。
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近代前夕,此時已經少有洋船出入廈門,但英國依然看中了廈門的地理條件,使其成為第一批通商口岸之一。廈門隨即迎來了一次貿易的高峰。
1844年廈門進口英國貨物8.065萬英鎊,1847年漲到了17.958萬英鎊,在經歷了1848年到1850年的短暫陣痛後,廈門的進口額已經超過20萬英鎊,1852年更是超過40萬英鎊。
其出口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1850年廈門出口值是1845年的兩倍以上,作為通商口岸廈門成為了福建地區的貿易中心,福建內陸地區大量的茶葉、菸絲等貨物經多級市場集合於廈門,再由廈門運至國外,連此前的貿易中心泉州都成為了廈門的腹地。
多方面的競爭
廈門是憑藉對外貿易興起的,只不過廈門的對外貿易仍然面臨著許多的競爭。
這些競爭一方面來自國外,就拿茶葉貿易 來說,在19世界70年代末期日本茶開始登陸美國市場,嚴重衝擊了廈門的茶葉貿易,日本茶不光加工方式先進,而且沒有國內貪官汙吏盤剝,成本更低,受此影響廈門的茶葉貿易逐漸衰落。1877年廈門尚且出口美國茶葉47118擔,1885年降為21691擔,1895年以後就基本停止了對美國和英國的茶葉出口。
另一方面是是省內的競爭,狹小的面積限制了廈門所依賴的經濟腹地,與同為通商口岸的上海、廣州等地相比,廈門則
缺乏競爭力。如1849年廈門英貨進口值僅為廣州的14.4%,上海的25.8%,即便是廈門一直以來所倚重的茶葉出口額也不如上海、漢口等地。與廈門相比福建省內的另一通商口岸——福州的經濟實力明顯更強。福州本與廈門同為第一批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但由於福州地方官的堅決抵制,一度將部分英國商人氣的“誓不再來”,所以在成為通商口岸初期福州的對外貿易並沒有什麼起色。
直到1853年因為太平天國運動影響了上海地區的茶葉貿易,清政府被迫解除福州茶禁,福州的對外貿易瞬間興盛了起來,其貿易量迅猛增長,很快就超過了廈門,到1863年福州進出口總值在11個通商口岸中就已經僅次於上海、漢口,位居第三。
對外貿易上福州壓廈門一頭,
近代工業發展上福州也在廈門之上。兩地近代工業起步時間相近,福州略晚於廈門,但得力於省會的地位,自19世紀60年代起洋務派在福州興辦了一批官辦企業,如著名的福州船政局、福州機器局均創立於這一時期,在官營企業的帶動下,福州的民營企業也有所發展,比如1911年福州商人劉崇偉等人建立福州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內最大規模的民營企業。與福州不同,廈門興辦近代工業的資金主要來自於華僑為代表的民間資本,尤其是華僑資本,官營資本的則近乎於沒有。有學者估算華僑資本佔近代廈門民族工業資本的80%-90%,也因此雖然廈門近代工業起步早於福州,但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有進一步的發展。
就論實力而言,晚清民國時期的民間資本實力絕對比不上官營資本,且華僑投資大多集中於房地產領域,投入工業發展的相對較少,所投入的工業的資金也大多集中於民用工業,所以廈門的近代工業無論是工廠數量、資本數量乃至工業類別上都比不上福州。
1935年福建省統計室數據中福州工業資本達到了6687575元,廈門資本僅為5335000元,受限於當時的行政效率,福州方面數字存在一定的水分,但仍然可以反映出在工業領域福州完全領先於廈門。
近代以來,福建省形成了廈門、福州兩大中心城市,但無論商業還是工業,福州都在廈門之上,很大程度是因為福州作為省會輻射範圍更廣,腹地範圍更大,體量也更大,使得廈門的中心地位一直在福州之下,這一點的影響持續至今。
新時代的機遇和挑戰
建國後,廈門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980年廈門經濟特區成立,20世紀90年代廈門還成為國家計劃單列市,享有省一級經濟管轄權力,廈門經濟也迎來了快速的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廈門地區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15.6%,發展速度不可謂不快。
雖然廈門的發展很快,但不要說和後來成為一線城市的廣州、深圳相比,即使在福建省內,除了福州之外,泉州也在改革開放之後超過廈門,甚至超過福州,成為福建省經濟第一。
若說起宋元時期的泉州,那是當之無愧的貿易中心,但到了明代泉州逐漸衰落,貿易中心轉移到漳州,之後再轉移到廈門,泉州反倒一度淪落為廈門的
附庸。戰爭時期,廈門被佔領,進出口貿易大部分轉移至泉州進行,泉州在閩南地區的地位有所上升,是其復興的開始。改革開放以後,興起了地方鄉鎮企業熱潮,泉州抓住這一機遇率先從晉江、石獅等地興辦大量鄉鎮企業,其中尤以晉江縣為最,並開創了獨居特色的“
晉江模式”。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以民營企業為主,輕工產業集聚為特點的“泉州模式”。大量的民營企業為泉州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和創新力,同時適應時代的發展搞品牌、搞創新。自2006年起,泉州進入轉型發展階段,除了傳統的製造業之外還著重發展金融服務業,讓泉州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充足的活力。因此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總值全省倒數的泉州一躍成為福建省經濟第一,並連續保持二十年之久。
可以說雖然廈門作為最早的通商口岸和經濟特區,在福建省內具有特殊的地位,但這並沒有像中西部許多省份那樣,受到政策照顧的城市一家獨大的形勢。
總的來說,福建省內的城市各有特色,存在許多競爭對手,福州作為老牌省會經濟實力一直在廈門之上,泉州則作為後期之秀憑藉活躍民營經濟反超廈門,面積太小的廈門雖然實力不俗,但也只能在福建省內屈居第三了,使福建省內出現了多箇中心城市並存的局面。
近代福建城市發展研究(1843-1949) . 林星
近代福建城市體系建立及其特點 . 林星
近代廈門對外貿易發展研究 . 劉良山
解決社會問題的“泉州模式”研究 . 溫昊 鄭文智
清末和民國時期華僑在廈門的投資 . 黃美緣
民營經濟發展綜合改革研究分析——以福建泉州為例 . 施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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