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的發展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發展道路是成功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闡明瞭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無論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還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它們之所以表現出顯著優勢，其根本原因在於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因而“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國道路的成功，是中國人民創造性實踐活動的產物，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性飛躍，其本身就是中國道路成功的最好證明。
中國道路的成功，在現實性上是與中國人民的勤奮勞動、創造性工作，與各級領導幹部忘我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也是與黨和政府實事求是適時制定政策分不開。然而，除了這些現實的原因之外，從長時段或深層次的意義上，中國道路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說明中國人民為什麼願意這樣持續奮鬥；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政策的順利實施和不斷完善。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種歷史性的成功呢？中國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奇蹟”，而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的合理結果。中國道路是獨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的。中國道路的成功有許許多多的制度性支撐，筆者僅從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及其功能來說明。
顯而易見，中國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徵。中國的民主制度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深層文化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樣建立在某種單一實體性的“始基”“本源”或單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為絕對的基礎或創造者，真理是巴門尼德式的“一”，沒有給討論留下協商的空間。中國古代（如商朝）也曾經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國，“天”也好，“帝”也罷，並不是萬能的創造者和支配者。
中國共產黨認為權力的基礎和起點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說，人民已經佔居了“天”的邏輯位置。現在的系統是“民視自我天視，民聽自我天聽。”即政府必須根據人民的意願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點，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成為政府追求的目標。可以說，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滿意不滿意成為衡量和評價政府行政的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務情況時指出，我們走的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全過程的民主”的論斷，準確表達了中國人民民主的實質和追求。
從民主的主體上說，中國的民主是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權力和民主監督的權利。中國的民主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展開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
從民主的範圍上說，中國的民主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選舉上，還體現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中國的民主不僅是政治選舉時的民主，還有微觀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說中國人民在工作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
從民主的環節上講，中國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在中國出臺任何政策，都要經過反覆論證，而且往往還在局部做試驗，看看還存在什麼問題，群眾反應如何，這樣才能逐步推開。這反映出我國的全過程民主是實實在在的制度性安排，正是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國道路的成功。
首先，這種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中國道路是億萬中國人民齊心合力奮鬥出來的。中國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賜，而是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社會發展所依靠的是“行動著的群眾”。“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民齊者強”“上下同欲者勝”。人民群眾為什麼願意奮鬥？因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其次，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國人過去就常說，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億萬群眾的智慧當然是非常可觀的智慧海洋。每個人都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時候，不僅有許多的新點子出現，而且還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誤。即使有失誤也能夠及時修正。中國道路的成功就在於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發揮和施展。
第三，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黨惡鬥式的對抗性競爭，從而能夠實現選賢任能和事業的連續性。這與西方的政黨之間的惡鬥形成明顯的對照，西式民主的劣質化日益明顯，最明顯的就是基於利益集團的黨派惡鬥；他們不問是非，只是攫取權力和利益分配。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國的民主是在所有選項中選擇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讓不同的黨派相互對立，為攫取權力而相互掣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優勢在於共同出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選擇領導人時亦是如此，西方是按黨派，而中國是在協商過程中選擇最有經驗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託·魯維多在《阿貝賽報》撰文指出：“任人唯賢的制度使得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到執政黨權力金字塔的最高層。”
最後，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有利於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社會治理從不是單方面的行動，而是所有相關主體通過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過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文明，繼而實現國家的發展繁榮富強。中國道路的成功就在於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不斷完善。
總之，中國道路和中國製度都是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社會的產物。中國道路的成功足以證明中國製度的優越，中國製度是適合中國實際的。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在新時代，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揮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繼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社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推陳出新、穩中有進，才能使全社會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時更加充滿生機活力。
作者 韓 震 北京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哲學教授
原載2019年《社會主義論壇》第12期“特別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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