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史學鉅著《華陽國志》記載：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張若為蜀守。周赧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秦昭襄王誅之，但置蜀守。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
蜀王時代隨著秦並蜀而宣告結束，成都進入蜀侯、蜀守並治時代，成為了秦國蜀郡首府。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其子通國為第一代蜀侯，任命張若為第一代蜀守。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懷疑蜀侯綰有反意，將其誅殺，並取消蜀侯一職，只置蜀守一名。從此，成都由蜀侯蜀守並治時代正式轉型為蜀守時代。公元前250年，李冰被秦孝文王任命為蜀守。
秦昭襄王所置的這名蜀守是誰？換言之，張若之後、李冰之前是不是還有另一位蜀守呢？史籍失載。幸虧地不愛寶，兩千多年過去了，答案終於破土而出、大白於天下。
為配合銀西高鐵建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從2017年冬季開始，在西（安）鹹（陽）新區秦漢新城坡劉村秦咸陽城遺址中發掘兩座戰國晚期秦貴族墓葬。這兩座墓葬均未經盜擾，其中規格稍小的一座為一棺一槨二重葬具，槨室隔出頭箱、邊箱。邊箱內發現大量殉牲動物骨骼，出土遺物共計40餘件（組）。另一座墓葬規格較大，包括豎穴墓道和墓室二部分，使用一棺兩槨三重葬具。墓道底部放置裝有大量殉牲的木箱，槨室內隔出頭箱，出土遺物共計155件（組），其中包括一件銅鑑。
2019年11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外公佈了該銅鑑腹部的16字銘文，內容為：“十九年蜀守斯離造、工師某臣求乘、工耐”。這種銘文格式是秦昭襄王時代常見的三級職名聯署，便於出現質量問題時可以進行層層追責。十九年指秦昭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288年，在這一年內，蜀守斯離督造了這件銅鑑。
司馬遷《史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可見，秦昭襄王十九年，蜀守是斯離，到二十三年時，他已經離職他任了。而在秦昭襄王三十年，張若卻再度成為蜀守。
《史記》將張若稱為“蜀守若”，將李冰稱為“蜀守冰”，與青川秦始皇九年銅戈刻銘之“蜀守金”、涪陵秦始皇廿六年銅戈刻銘之“蜀守武”一樣，均是在沿用戰國秦制之官稱。以此推斷，秦昭襄王十九年銘文裡的“蜀守斯離”，也該與此類似，斯離只是名，而不是姓斯名離，正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注的那樣：“尉，都尉。斯離，名也。”
或許因為斯離任蜀守時間太短，名氣太小，而張若先後兩次任蜀守，且與之有所交叉，所以《史記》《華陽國志》都沒有寫明“蜀守斯離”（當然也沒記載更不知名的“蜀守金”、“蜀守武”）。又因秦孝文王即位當年就死了，當代有學者便懷疑《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是誤載，認為：“李冰在蜀大修水利，顯然需若干年。因此當是昭襄王后期李冰即任蜀守。”其實這很好解釋，秦孝文王即位時間再短，也來得及對李冰下達任命，他死後，李冰照樣可以繼續修建都江堰，繼續留任蜀守之職。
“十九年蜀守斯離”戰國銘文的發現，不但填補了歷史的空白，也再次佐證成都史學家常璩編撰的《華陽國志》可信度是非常高的，不容輕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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