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电影，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部队大院儿生活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的露天电影，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多难忘的回忆和美好的时光。
那时我们对电影的期待和渴望非现在的年轻人所能理解，每当晚饭后得知要放映电影的消息，各家各户的半大孩子们都早早地把家里所有要来看电影的人数统计好，从家里拿着几个小板凳或马扎之类的就开始“选址”——占座位。孩子们常常会因为板凳的摆放位置“侵占”了对方的“地盘”发生口角。
记得姐姐当时“身强力壮”，在家里被当做大人用，只要她在身边总可以选到合适的地方，如果是早早地派我出来选址，总会被其他孩子把板凳往后移。看着别人这样，我也不愿意去理论，只好回家搬救兵——找来姐姐，而姐姐来了会问我“你当时选哪了？”我头也不敢抬，指着我没吃完饭就早早选中的地方小声说“就这里，我都放了凳子了他们还挪开了！”姐姐二话不说，上去就把上面的凳子噼里啪啦踢开，放好马扎后对我说“就你窝囊，连个位置都占不住？我咋有你这样的妹妹！”说来也怪，那个时代的部队大院一直都没有领导家和普通干部家在看电影“选址”的事上搞特殊，而姐姐挺身而出也纯属于知道自己有理，丝毫没有认为自己父亲位高权重就理应得到好位置。
当时部队大院露天的那块屏幕是孩子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尤其爱看战争影片，每当“加演片”（每次演正片前都要放一些时政要闻的纪录片如《新闻简报》等）结束，银幕上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字样同时出现的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时，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终于演正片了！
晚上看电影的观众入场时，对于全体官兵都是一场“如临大敌”的考验，门口要“重兵把守”。在那个缺少娱乐生活的年代，电影对于大多数孩子和年轻人来说几乎像吃饭一样重要，所以一听说要放电影，军分区周边家属区的人都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想混进院里看电影。但人数众多实在是不能都进去，每次进院内看电影的，就光是本院有“特权”的孩子们和家属，进门时都要挤进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小门，气喘吁吁地进来，也真难为当年的战士们每天白天工作完就开始“严防死守”，同时还要记清谁是谁家的孩子和家属，自己人才可以进入。家属和孩子们经过严格辨认后，在其他孩子们羡慕的眼光中挤进西院（当时领导们住西院，普通干部住东院）。
当时我们家住在西院的房子，有个很大的庭院，庭院的后面是个更大的院子，那里是军分区招待所食堂用来储存冬季土豆和大白菜的菜窖。我常常利用这里接应想进院看电影的外院孩子们，直到我入伍离开家，这个秘密母亲都不知道。
老电影刚刚解禁时，是在父亲当年常常被批斗的小礼堂里放映，而母亲从不去看电影，再好的电影也不去。我知道母亲也和所有人一样是非常爱看的，后来我才理解那里太让她伤心了，所以她坚决不会踏进一步。但是她不反对我们去看，记得有一时期的冬天可能放映人员也嫌晚上太拥挤，就改为早上放映电影。时间是5点30分左右，这样在7点多看完不影响上课。而我早上起不来，母亲就会早早地叫醒我去看电影，同时她开始准备早餐，我为了能早一点到学校常常看完电影回来抓个馒头就跑。
到了夏季，每天晚上的电影除了下雨以外就都改为室外播放了。从最早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一个护士的日记》《摘苹果的时候》,罗马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海岸风雷》等等，更多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等老电影，还有一些文革中拍摄的《春苗》《闪闪的红星》《红雨》《决裂》《渡江侦察记》《侦查兵》等等，再后来就是《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烈火中永生》《柳堡的故事》等等文革前拍摄的老电影。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放电影的时候，战士们都会提前把电影里的插曲学会了，电影放映之前要教大家唱。记得放《闪闪的红星》时，里面的电影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就是战士们在放映机旁拿着大喇叭唱一句，大家在下面跟着学一句……所以电影里面放映插曲时大家都会跟着一起唱。
记得那时在观看电影的座位问题上也会有“特权”的情况，就是只要看到放电影时在最前面放了一排凳子，就知道又要有欢送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仪式了，她们戴着大红花儿和草帽前来参加欢送仪式。分区每当得知有知青要走，都会在走之前，在放电影的屏幕前搞个仪式表示欢送。战士们会专门为他们留出最好的座位。我们这些孩子们知道大哥哥大姐姐要上山下乡了，是最光荣的人，所以都很羡慕，心说啥时候我们也光荣地戴着大红花坐在这里？
父亲看到观看电影日益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在恢复工作后不久就从内蒙古军区协调下来一笔资金在东院盖了一个在当时来讲非常排场的大礼堂，平时可以用来播放电影，所有的人都坐在像真正电影院一样的大礼堂里看电影，再也不用受风雨的困扰了。
说起让父亲下决心申请资金盖礼堂的起因，可能跟我还有一些关系。记得有一次看电影，大概是放过好几遍的电影，当时是冬季非常地寒冷，我和家里大人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坐着。我实在冻得受不了了，就拿着小板凳跑回家了，可是当时没有家门钥匙，只好躲在家里对面的一间地震棚里。当年海城、唐山等地大地震后，全国好多地区都开始盖防震的“抗震棚”，里面也很冷，我就在这个抗震棚里坐在小板凳上睡着了，而爸爸妈妈回来不见我就开始找，估计已经是深夜了吧，我突然给冻醒了，懵懵懂懂地就回来了。一进门儿妈妈大概急坏了上来就打了我一巴掌，我当时就哭了，妈妈着急地问我去哪儿了？我说我就在对面的凉房里，因为我进不来家。后来爸爸看我委屈，就上来安慰我。
父亲从那时开始就有了一定要建一座礼堂的想法，但他想到的不光是我会受冻，其他的孩子也同样会因为看电影被冻得受不了。大礼堂建成不久，我就入伍了，父亲也从领导岗位退休了。再后来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电影业逐渐退出了辉煌的时代。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在拿到“入伍通知书”后我在这里看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电影是《开枪，为他送行》，我的部队大院生活也宣告结束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
儿时的露天电影给我们带来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和对幸福生活的认知，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电影全部是激励人奋进，或是饱含深情的故事情节，影片中所表达出的正义、勇敢、善良等情感塑造了我们儿时的心灵，满足了孩子们对生活艺术的一种追溯。每逢观看电影，我们是那样地陶醉其中，电影跌宕起伏的情节牵动着我们的思绪，让人翱翔在充满艺术与美的空间里，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故事的凄惨而流泪，也为主人公的幸福生活祝福。那个时代的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大多都对电影有过类似的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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